李天韵：第三次分配 中产阶级受重击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1月28日讯】在中共一党独裁下，“共同富裕”是假的，共产党要的是“共产独财”。中国正在走一条与市场经济国家相反的道路，就是以消灭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使少数暴富阶层人受益型的中国特色道路。

大陆经济对外开放之后，红二代许多家庭乘势暴富，成为中国新暴富阶层；不少中共权势人物成为亿万富翁，善于官商勾结的人也随之暴富。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批衣食无忧的小康之家，主要是靠工薪为生的白领及小本经营者或自由职业者等等。据大陆有关机构的统计报导说，中产阶级人数超过2亿。

然而，现在中国正在走一条与市场经济国家相反的道路，就是以消灭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使少数暴富阶层人受益型的中国特色道路。

在中国，有人对中产阶级定义为：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也有人认为，按中国平均收入水平，每月有不低于5000元的持续性收入的人，并拥有100至300万元的可自由支配财产，就达到中产阶层的标准了。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的中产阶层能继承祖传财产的几乎为零。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出生的人群，文化程度以大学为主。据抽样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中产者中有97％文化程度在大学或大学以上。他们所受的教育、专业技能与知识技能，成为其生存的“资本”。

普遍认为，中产者的职业构成主要有以下几类：国家公务人员、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知识型中小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主要包括：律师、IT（信息技术）业工程师、中高级教师、中高级演艺人员等。

暴力强拆 损害中产阶级的利益

强拆暴行和悲剧的直接责任者就是中共政府。由于贪污腐败和资金外逃，许多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没钱花了。为了掩饰破产的真相和维持政权继续运转，没有别的经济支撑，就得拿中产阶级开刀，掠夺他们的房屋、土地和资源。仅举以下几例：

1. 广州大学城吞噬艺术村。2001年3月，广州市“小谷围艺术村”别墅被强拆了。小谷围岛上43.3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正式确定为广州大学城规画用地。广州美术学院的老师在小谷围岛写生，陶醉于岛上美丽的风光，在统一规画下自行设计建筑了风格各异的别墅，并在此从事艺术创作。此后，一批国内外知名的画家、雕塑家、摄影师以及各专业的设计师也在这里买下了商品地，在杂草丛生的滩涂上设计建设自己的别墅式工作室。他们把各自的生活理念及梦想融入到建筑设计中，先后建造了165栋风格迥异，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别墅，“小谷围艺术村”从此诞生。

广东及香港的许多知名美术家都是“小谷围艺术村”的村民，这里成了艺术家的精神家园，蜚声海内外，被称为中国的“巴比松”（巴比松派是1830年到1840年在法国兴起的乡村风景画派）。艺术家们并非都是富有之人，他们一边积蓄和筹备资金，一边逐步建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亲力亲为，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有些别墅甚至断断续续建造了七、八年时间。

从2004年8月至10月，在业主的一片抗争声中别墅群被拆迁。艺术村近百位颇有名望的艺术家业主申请行政复议，并向广东省政府、国土资源部、监察部递交保护财产及人身权利的紧急请求函；又先后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但均以失败告终，最终在劫难逃。

2. 2010年举办的上海世博会制造出1万8000个拆迁户，甚至包括一些美国、加拿大、澳洲和香港商人。“世博难民”皆因被暴力拆迁而倾家荡产，世博会期间，冤民不是被赶就是被抓。中共2002年就提出，让流动人口子女在人口流入地免费、平等地接受城市公立学校的教育，这一点不但没做到，反而大力拆除农民工子弟学校，为获得地皮高价卖给开发商，使上海30万农民工子女不能正常接受义务教育。北京也大肆拆毁民办的外来工子女学校，导致大批农民工子女失学。

3. 江苏省强拆搞突然袭击，“拆你没商量”。2010年5月，江苏淮安一户人家的两位老人，在大白天被一群人强行拖到室外，自家190平方米左右的三层楼房随即被强拆，最后却说是“拆错了”。有些强拆项目，甚至提出底线是，“只要不死人，不死在现场，什么手段都能用。”一级压一级，限时限量完成。在强拆中，被拆方有人被火烧死、被铲车碾死、被活埋、被打死的事件，新闻媒体都有报导。

4. 从2010年2月25日至2020年春夏，北京几代艺术家投入心血经营的艺术区被强拆。被拆迁名单中有：环铁艺术区、008艺术区、宋庄艺术区、水波艺术区、黑桥艺术区等大片房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痛惜艺术区惨遭涂炭，小民的住宅区也无端遭殃；他批评北京当局从驱逐低端人口，扩展到锁定多个艺术区和住宅小区。他认为，政府强拆，美其名为“增加土地储备”，实际上是看重土地增值，强征藉以谋利。同时，强拆艺术区，更是为了打击艺术界、垄断思想。

5. 北京大量拆掉商家和餐厅。《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9月28日报导，北京市东城区开始“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很多人将其称为“治理拆墙打洞”。据北京市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2017年上半年，全市已“拆墙打洞”封堵了2.1万户，拆除违建3000多万平方米。商业氛围初兴的方家胡同，在“治理拆墙打洞”行动中遭遇“重创”。两个多月内，原有二十多户商家减少至八家，剩下的也打算关门。对于政府这种迅速行动，有人不解，有人无奈。

6. 广西贵港市覃塘区村民新建的养殖场被强拆。2017年3月27日，地方政府没有任何文件和说法，就强行拆除养殖场。村民进行阻止，遭到20多个监警大队人员的防暴棍暴打，导致多人受伤。村民打110报警，派出所副所长来到现场，看见是强拆也不管，他只说“我们派出所是负责治安，不管这事”。

7. 北京市昌平区香堂村三千多户别墅和四合院2019年1月被北京当局指为违建，2020年12月2日被迫一周内自行搬离，否则断水断电，列入失信黑名单。12月10日起官方出动上千警力，强拆迫迁。

让业主们没想到的是：当初村、镇两级政府加盖公章的购房协议，如今却成了一纸空文，而他们斥巨资购下的房产也被认定是“违建”，需进行拆除。业主们据理力争：我们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们崔村镇和香堂村都给我们盖了章，还给我们发了印花税，为什么现在就变成我们违法了呢？大红本（房屋产权证）也是政府发给我们的，我们想弄明白这是不是一个政府。

强拆香堂村时，正值北京寒冬季节，晚间室外温度接近零下十度。被强拆的香堂村涉及3800多户别墅和四合院，使上万人无家可归。前北京独立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盛洪，他是北京市怀柔区的“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被强拆的业主之一。据他了解，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香堂村业主的房屋是他们的唯一住所，如果他们在这个寒冬无家可归，这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

盛洪在网上发文对香堂村强拆表达强烈关注。他说，北京市政府就在陆续强拆一系列别墅项目，而香堂村只是这场专项行动的冰山一角，但它也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因为香堂村最有影响力、最有名气、规模最大、人也最多。香堂事件之所以引发了更大的动静，是因为它牵扯的人更多。”

强拆艺术区、商业区、大量私房、民办学校和工厂等，将掠夺的大量土地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可获取最大暴利：“拆走一头牛，赔了一只鸡”。拆迁能提高政府形象，当权者能出政绩，房地产开发商可以聚拢钱财。政府说，土地是国家的，可以把老百姓从住宅赶出去。

强拆结果使中产阶级和普通百姓失去所有，政府形象得到空前提高，当权者得以提升，开发商挣得钵满盆满。还美其名曰：政府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解决民生、改善民众居住环境。

拆迁可使当权者出政绩，房地产开发商可以聚拢钱财。中共当局说，土地是国家的，可以把老百姓从住宅赶出去。图为2012年3月，广州市杨集村村民试图保护被当局强拆的家。（STR/AFP） 事实上，中国的财富不是中共权贵创造的，是中国人民用血汗换来的。但是，中共权贵抢走了属于人民的财富和一切。

P2P爆雷潮 骗取中产阶级的积蓄

中国式P2P是监管真空的产物，监管机构很长时间缺位，直到2015年才正式纳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体系。然而，中国的经济是权力经济，权力主导一切，是一条“国富民穷”路线；中国很容易成为骗子的天堂。旅美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说，P2P的爆雷潮导致很多民营企业被掏空，很多中产阶级被掏空。中国的金融难民不只是P2P受害者，也包括股民。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说，在P2P的事情上，个人能做的事情很少，因为中国是管控型经济，它只是为了干预经济，然后分利得好处，恰恰缺乏监管。所以现在有人说，中国的白领减少，“黑领”增多。“黑领”就是那些靠黑道或者靠公权力进行抢劫的人。

在2018年中共开始打击P2P之前，P2P作为“互联网金融”，一直被中共官方宣传为“普惠金融”和“金融创新”；不但中共央视等众多党媒曾经为P2P背书、广而告之，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高层以及中共央行行长等金融监管层也都曾表态支持。由于国家之前的拼命推广“互联网金融”，主流媒体和互联网大量宣传鼓吹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新闻报导，让很多人忽略了风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于2020年6月13日表示，在中国这个土地上，P2P就是农村高利贷的翻版，是把最丑陋、最噁心、最没责任感的放高利贷的老鼠会，披上互联网科学外衣展开来。在两年的整顿中，约1万多家P2P公司倒闭，坏帐总额约2万亿。2020年8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P2P还有八千多亿出借资金没有收回。

中共政府没有正规的监管机制，虽然政府也曾启动互联网金融清理整顿行动，要求每个P2P平台必须在所在地进行登记备案，但是备案原定的截止日期是2018年4月，因此给不合规的P2P企业留下了跑路机会，造成集体崩盘。比较典型的是，上海着名的P2P平台唐小僧的跑路，按照该平台自称数据，其总用户数超过1000万人，成交金额750亿元。

中共大搞P2P互联网金融，政府部门联合商人大肆开展理财，造成数千万出借人血汗钱被骗，总金额高达8000亿，政府仍然继续联合权贵阶层进行收割，丝毫没有追赃挽损的行动。因此有人说，P2P是中共刻意制造的陷阱，因为2018年中共翻脸后，P2P被中共当局定性为“非法集资”。但是，中共刑法中并无“非法集资罪”，出借人很难讨回本金，受害民众迄今求偿无门，因为这是中共系统安排的，推动或纵容P2P从中国民众手中非法集资。

中共大搞P2P互联网金融，政府部门联合商人大肆开展理财，造成数千万出借人血汗钱被骗，总金额高达8000亿。（China Out/AFP） 在P2P爆雷潮中，受害者不是资产富足的上流社会，也并非袋中羞涩的社会底层，而是那些“比上不足，比下有馀”的中产阶级。P2P平台就看准了这群“新中产”人的家底。不少中产者将上万或上百万的积蓄投入到了P2P平台；另外有一些年轻人不惜从信用卡、网贷、亲朋好友手上套现借款投资P2P。

中产阶级通过几年的奋斗有了一些积蓄，开始寻找生财之道。互联网金融的序幕刚被拉开，P2P行业就处于野蛮生长期。2015年，P2P平台达到2595家，是2014年的1.6倍；出借人达500多万，借款人200多万，全年成交金额接近万亿。进入2016年，P2P增长迅猛，全年成交量超过2万亿；这一年，1000多万名投资人涌入P2P，放贷给800万人用。

P2P爆雷之后，一切梦幻都破碎了。有些人的积蓄血本无归，有些人一夜间债务缠身。由于企业的破产以及实体经济濒临崩溃，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和白领都在减少，一个庞大的中产投资人群体哀鸿遍野，并造成了一些中产者自杀。如，浙江一位31岁女士王倩，因为投资P2P受骗，上访维权又遭暴力打压，上吊自杀身亡。她在遗书中痛苦陈述对当局“彻底失去信心”。当局强行将她遗体火化，并严厉管控家属，压制事件的进一步发酵。湖南省益阳桃江县官方披露，P2P网贷平台暴雷，约1800名养老公寓的老人被卷走近亿元；湖南多地养老公寓的老人因血本无归，发生跳江自杀事件。

大纪元记者调查发现，中共在P2P疯狂发展的过程中既无监管、更无作为。中国大陆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数以百计的理财产品，数万家私募，中共也无力监管，但政府却能联合P2P平台集资诈骗国民血汗钱。中共对P2P先推广后打压的做法，人们自然认为，P2P网贷就是中共蓄意放出的，吞噬中产阶级及底层民众血汗钱的灰犀牛。

P2P爆雷潮不断，P2P行业从鼎盛时的6000多家洗牌到仅剩几百家，这是P2P行业的一部兴衰史，也是一部中产阶级投资理财的血泪史。P2P爆雷潮之后，数以千亿计的资金流失，突然出现数以万计的“金融难民”。很多声称是P2P的平台，但它实际上根本不是，它没有按照监管规定做业务，而是通过自我担保、份额拆分、期限错配等形式，成为玩弄自融资金池平台，实质是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有两种：一种是自己融资，设置假项目吸引投资，实际上用于自身发展或对外投资；另一种就是庞氏骗局，从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不断发生，不同的是，披上P2P的外衣，藉助互联网的转播力。他们对外采用高额利息为诱饵，借新还旧，资金量达到一定规模后直接消失，压根没有还款意思。

“e租宝”的P2P网路借贷平台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2014年7月，“e租宝”打着“网路金融”的旗号上线运营。假项目、假三方、假担保：三步障眼法制造骗局。一年半内非法吸收资金500多亿元，90万受害投资人遍布全国31个省市区。

此外，云南泛亚也涉嫌庞氏骗局，非法吸金400亿元，受害者达22万人。2015年初，泛亚在深圳前海成立了一家P2P公司，即泛融互联网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泛融网”）。将这个本质上是融资的业务挪到了这个P2P平台上。2015年9月，泛亚出现资金赎回困难、数量庞大的投资者群体陷入兑付危机。

泛亚骗局受害者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门口，打着各种横幅及标语，上写“昆明泛亚、欺上瞒下”、“红头文件、洗劫百姓”，并不停高喊“银行诈骗、政府帮凶”等口号。各地也有大小不等规模的维权场面，西安、海南等地受害者在政府门前集会，举牌表达诉求，维权现场人挤人，有些人遭到抓捕。据了解，很多P2P平台老板藏匿资金或卷款潜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拒绝公开资金去向。

“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 冲击中产阶级

而当前中共提出的“第三次分配”则更接近政治运动，最先受到攻击或遇到灾难的是富裕的中产阶级人群：中等企业主、明星艺人、高管、专业人士等。有人预测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一起“躺平”，吃穿靠国有化的电商平台，类似人民公社大锅饭；收入领取数字人民币，工分相同于生产队。

“共同富裕”是假的。中国最有钱的是中共高官和权贵，他们在瑞士银行存款有7至8万亿，但他们并未首先捐钱给穷人分一分，而是掠夺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的财富，“割韭菜”以填补被亏空的国库。

“共同富裕”是假的。中国最有钱的是中共高官和权贵，何不捐钱给穷人分一分？图为2008年3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内等待开会的保安及中共人大代表。（Guang Niu/Getty Images） 近期浙江在全省开展2021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带头当“托”。《浙江日报》9月3日报导，为助力“共同富裕”，广泛动员机关干部职工参与，倡导机关、事业及社会团体单位自愿捐出节约的一笔小开支；省直机关干部和广大职工捐出一天工资收入。在全省范围内，企业要捐出一笔善款，个人自愿捐出一天的收入，所捐款项将由省慈善总会负责接收，并建立“慈善一日捐”活动专项基金。

浙江官员此次捐款，绝不是仅仅作秀，而是大抢劫割韭菜的前奏。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准备要向全国推广的。中共盯上的不只是富裕的中产阶级，还有广大民众的血汗工资。到了割韭菜的时节，就可以对高管、专业人士等不客气，降低工资收入。

被界定为慈善事业的“第三次分配”是中共的一贯做法。所谓“第一次分配”指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财富积累的过快，中共一下子消化不完，极小一部分流入民间，使普通人得到一点实惠，使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和私人企业主进入了中产阶级；中共消化完“第一次分配”积累的财富后，开始所谓“第二次分配”，就是通过税收、国债等形式进一步收割中产阶级的财富；随着中共的胃口越来越大，现有的财富已经不能满足其贪欲，于是提出所谓“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这引发舆论担忧，对私营企业“杀富不济贫”，将财富集中到国有企业。中共在扶持国营企业的同时，打压私营企业，目的是把这些私企，包括科技平台和课外辅导行业在内的多个产业，都置于党的控制之下。

现在提出“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实际就是掠夺私人财富。中共历史上就曾打着“共同富裕”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公私合营，但抢去的财产都给了政府和权贵。1953年，中共提出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资方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

1954年以后，由于银行、铁路、钢铁、矿山、电力、对外贸易等关键性经济部门，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因此私营工商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遇到了严重困难，部分私营工厂停工，甚至关门；部分私营商店停业。严重困难迫使私营工商业不得不依靠政府的安排。

1955年，私营企业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离开政府的安排就难以生存。1956年2月3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总结道：“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1亿9000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1亿9000多万元相当于19亿多斤大米。广东年产大米是18亿斤，即几天时间被我们共了一大笔财产。”

中产阶级贡献巨大，但备受歧视。中国民营企业家自嘲：民营企业是“共和国的养子”，而国有企业才是“共和国的亲生儿子”。中国民营企业贡献巨大，有“五六七八九”的说法，即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是，民企却得不到和国企的平等待遇。有学者提出，政府不应该有区别的对待国企、民企和外企；只要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就要一视同仁。

现在，令中产阶级担忧的是国有资本大量进入民营企业，国有资本介入的形式比以前直接没收私营经济、公私合营更隐蔽。民营企业有人说，贷款难、员工社保问题、企业税收问题，都迫使近年来民营企业不得不接受国有化，民营企业受政策歧视、融资困难、经营不利，甚至被不白之冤困扰，很多民营企业家们已经移民海外。有人发文称：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了。

中产阶级目前举步维艰。国进民退是事实，很多行业的准入，只有国有企业可以，这是共产党的本质所决定的，它只相信公有制，所以中共政策都有利于国有企业，被“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垄断了资源，而民企没有抵抗的资本和能力，因此继续萎缩，越来越艰难，民企只能让国企控股，接受共产党领导，跟共产党走，所以国企吃掉民企势所必然。

中产阶级的苦日子快到了。北京市政府公布：食品业、汽车制造业、建筑业等13个行业的最低工资保障为年薪2.64万，即每月最低工资为2200元。北京学者高明生接受采访时说：“在北京年收入两万多元，基本上没有办法生存，且不说还要租房，仅吃喝可能都不够，莫非苦日子快到了。北京五环以内最便宜的房子，可能一个月（租金）都要五六千块钱，一个两居室。五环以外，燕郊可能便宜点，四千元，三千元左右，但已出北京了。”

中产阶级 登上抗争的政治舞台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说，网路中呈现出新的特点。以往弱势群体、反腐等热议话题逐步降温，取而代之的是涉及中产阶级切身利益的诸多安全问题。中产阶级开始更加关注安全与生存生活等相关问题。从他们热议的重点事件内容，可见中国中产阶级当下的焦虑。由于涉及中产阶级切身利益的事件频发，使其努力在舆论中发声。

《金融时报》认为，诸多调查数据都显示，中国大陆中产阶级已经从网路舆论中沉默的角色，转换成为网路舆论的主导力量，因为中产阶级对于自身处境担忧。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已经意识到，要保护自身权益，必须打破沉默，发出自己的声音。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说，“为什么中产阶级敢于站出来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意识到，沉默是金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站出来进行抗争。你不站起来为弱势群体发声，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你自己。”当前中国大陆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太多，很多让民众忍无可忍。孙文广认为，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利用微信群组发表意见的人数正在日益壮大，网路的微信群组就成为中产阶级表达自己意见的一个安全阀门。 中国大陆中产阶阶现在努力发声，使其成为

走在网路舆论前台的主力军，源于他们对自身处境的恐慌，他们有了更清晰的身分认同和政治诉求，开始加入集体抗争。胡佳认为，“中共对中产阶级争取公民社会的努力进行打压，只会引起他们的进一步抗争，这实际上是在为今后的社会变革积聚火药。”

中国共产党祸国殃民，在中共“一党独裁”领导下，“共同富裕”是假的，共产党要的是“共产独财”。“第三次分配”绝不能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必须全社会共同创造财富，如果中共要消灭中产阶级，废除市场经济，那结局一定是“共同贫穷”。扶贫的钱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机构给的，但实质上这些扶贫款都是中产阶级企业家捐赠的；如果他们不积极创造财富，政府和慈善事业也无法扶贫，根本不可能“共同富裕”。

（转自新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