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中共《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2021年9月1日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主动披露不少党内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这篇文章选在虎年前夕发表，大概在警告各级官员不要在过年期间大肆行贿受贿，应该也再次藉机敲打反对派不要试图私下搞什么勾当；然而，文章中描述的种种问题，却活脱脱成了一部现代版的中共官场现形记。
缺失了信念的中共官员对谁忠诚？
《求是》刊登的习近平讲话题目为《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文章开篇就提出了“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要求，并称“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丢掉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只讲功利不讲理想、只讲私欲不讲信仰了”。文章毫不避讳地承认了事实，俨然是中共官场的真实写照。文章称，“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旦丢了自己的理想信念”，“难逃失败的命运”。
中共从上到下，还有哪一个人真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共权贵们不过在试图保党、保红色江山，尽可能地延续自己的特权，维系对中国老百姓的统治和奴役。最终的命运他们自己也清楚，早晚“难逃失败的命运”，两年来中共政权的确迅速走向衰败，再难逆转。
中共高层高喊“理想”、“忠诚”，应该也知道没人真信。习近平讲话中称，没有“理想信念”，“关键时刻就会私心杂念丛生，甚至临阵脱逃”。
这应该准确反映了当前各级官员的真实心态，他们估计个个都在私下安排后路。习近平还说，“一些党员、干部精神空虚、意志消沉、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把“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堕入腐败深渊”。习近平讲话还称，有的“干部只愿意待在‘北上广’，不愿意到‘新西兰’”，“拈轻怕重、挑肥拣瘦、患得患失、讨价还价”。
这些话把中共官场的现状描绘得淋漓尽致，中共官员从未真正“忠诚”于党，他们只对金钱真正“忠诚”。
中共历史上谁又真“忠诚”？
习近平讲话称，“从党的百年历史看”，“不少人在艰苦条件和残酷斗争中动摇甚至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信仰”；并举例称，参加“一大的13人中，王尽美、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5人牺牲，有人脱党，也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3人变节叛党”。文章没有详细描述中共一大代表的结局，也没敢捅破真相。
被称为5人牺牲之一的王尽美，1925年病逝，也被算成了牺牲。
第二人的李汉俊，1921年中共一大在他位于租界的家中召开，因警察搜捕，被迫转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李汉俊1922年就脱党，1924年被中共开除党籍，后来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但仍被处决，也被中共算作了牺牲。
第三人的邓恩铭，1931年在济南被处决。
第四人的何叔衡，在中共根据地被围剿后，1935年在福建被包围，跳崖身死。
第五人的陈潭秋，1942年在新疆被处决。
文章所列的中共一大代表5人牺牲，实际只有3人。文章提到3人“变节叛党”，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实际还有另外4人没提。
李达，1923年自动脱党，得以幸存；1949年中共夺权后，又重新加入；但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并被开除党籍。
刘仁静，1929年因支持托派被开除党籍，之后曾在国民政府任职；1949年中共夺权后，刘仁静向中共承认错误，但被认为没有完全悔悟；1967年刘仁静在文革中被关入秦城监狱，1978年被释放，1987年车祸身亡。
包惠僧，1927年脱党，后在国民政府任职；1949年中共建政后，从澳门来到北京；1979年病逝在北京。
第4个就是被中共算作牺牲的李汉俊，1922年就脱党，1924年被中共开除党籍，后来在国民党政府任职，还是被处决。
中共一大的13个代表中，7人曾脱党或被开除党籍，2人被处决，1人跳崖，1人病逝，真正坚持到1949年夺权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当时毛已经坐上了头把交椅，董必武主管财政大权。《求是》文章搬出中共一大的例子，实在没法诠释“对党忠诚”。
中共仅称一大有13名代表，却回避了另2位参会者，即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这两个洋人才是中共的真正创始人，也是最初真正的领导人和出钱的人，中共不敢提，是怕泄露了卖国贼的出身。
习近平讲话称，“对党忠诚”的检验标准，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按照这样的说法，“对党忠诚”实际成了对某个领导人的“忠诚”，或对某个派系的“忠诚”，与所谓的“理想信念”没啥关系。
从上至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求是》文章还搬出了毛的“实事求是”，并称“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类似的话已经很少被提及，因为中共各级官员早就学会了欺上瞒下，即便拿“实事求是”当摆设都觉得太刺耳了。
习近平说，“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近的远的都要去”，“不能搞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这就是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这样的说法应该很难令下级官员们真正信服。中国连续两年的大水灾，中共高层从未及时亲临抗灾一线，却要求各级官员“靠前指挥”，郑州水灾事故和瞒报绝非偶然，实际是中共“官僚主义”的必然结果。中共的极端防疫措施，与“实事求是”更相去甚远。
习近平还说，“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能听到不同声音不是坏事，经过多次‘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进行的思考、作出的决策才能符合实际”。
这些话恐怕也难服众。至少过去的两年里，中共高层内外失策，但还要高唱赞歌，谁敢“批评”或“否定”？讲话中还以“扶贫”做为“实事求是”例子，但中共内部都知道，所谓的“脱贫”始终就是一场骗局。
正所谓上行下效。习近平讲话批评“那些见风使舵、处事圆滑的人，那些掩盖矛盾、粉饰太平的人，那些花拳绣腿、不干实事的人，那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人”；但这些人都是中共高层选拔出来的，自然也都模仿中共高层的做法。
习近平讲话还称，“夸夸其谈、不干实事的人也很多”；比如，“有的唱功好、做功差，工作落实在口号上，决心停留在嘴巴上；有的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应景造势、敷衍应付；有的消极懈怠、得过且过，上面推一推才动一动，不推就不作为；更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这一段话可谓生动绘制出了中共官员日常工作百般糊弄的图画。习近平还说，“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在疫情防控、抗击自然灾害、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核查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干部作风不务实、工作不扎实、责任不落实”。
这应该才是中共抗疫、抗灾工作的真实总结。
不能“团结”就“斗争”？
习近平讲话称，“一些干部错误理解‘和为贵’，一味讲‘宽容’、讲‘和气’，当老好人，对政治原则问题含含糊糊，对大是大非问题做‘开明绅士’”；“还有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说话办事看来头、看风向，随波漂，随风倒”。这些话等于在警告各级官员，要赶快鲜明站队，不要试图骑墙。习近平还说，“党历来提倡团结”，但“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要“讲原则，就要讲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决不能退让”；“二者不能统一时我们要毫不犹豫坚持原则”；“斗争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
按照这一连串的逻辑，凡是没法“团结”的，就会被“斗争”。二十大之前，中共官员们恐怕都要认真表态，想留在模糊的中间地带恐怕行不通。
习近平讲话再次强调“严守规矩、不逾底线”，“首先要有敬畏心”；并称十八大以来虽然反腐“零容忍”，“但仍有一些干部我行我素、顶风违纪”，“有的人干了那么多骇人听闻的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知敬畏！”
习近平还说，“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看得淡、放得下，不能搞‘千里来当官，只为吃和穿’那一套”，“一些年轻干部‘前脚刚踏上仕途，后脚就走入歧途’”。
当前的“斗争”，恐怕远不止“名誉、地位、利益”、“吃和穿”这么简单，中共内部“斗争”历来都关乎生死。习近平的讲话深刻描绘了一部最肮脏、最丑陋、最你死我活的官场现形记。
《求是》杂志注明，这只是习近平讲话的主要部分，不能公开的部分恐怕更加丑陋。中共党媒主动披露如此丑陋的中共官场，不但老百姓会义愤填膺，上天也迟早会降罪，中共垮台的日子大概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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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