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是文革后中国着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
1960年，被打成“右派”的茅于轼下放到了山东滕县。他回忆说，他在当地农村待了整整10个月。刚到村里的时候，就知道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经饿死了两个，留下一个户主和他的大女儿，他的爱人和小女儿都在上一年（1959年）死了。妈妈活着时能够保护孩子，妈妈一死，孩子就难逃一死了。当地最惨的是一家12口人，只剩一个人。
在茅于轼的记忆中，那时候最难看到的是一个人嘴巴在动，这意味着他在吃东西。他们一起下放的人盼望的就是能构到县里去开会，有一顿饱饭吃。这种机会很少，只记得开过两次，每次差不多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茅于轼每天早中晚三顿饭每顿都吃一斤馒头（五个）。一个礼拜吃下来，并没有解饿。解饿要有油吃。没有油，光吃粮食，肚皮照样饿。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饿的时候臭皮囊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的意识完全让位于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吃’。这是一段极特殊的人生经历，一个没有意识的经历，人退到了野兽的状态。”
茅于轼在滕县饿的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肚子饿了就靠喝水填充饥饿感。因此小便特别多，一个晚上要起来七八次。他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在田野里有许多蚂蚱，抓住一个就放入一个信封口袋里。等有了七八个，就把信封放到火里烧。信封烧掉了，蚂蚱也烧熟了，放进嘴里嚼嚼咽下肚去。蚂蚱的消化系统里有一股绿色的水，是它吃草后消化过程中的产物，非常苦，很难咽。但是饿使人不顾一切。
人都说灾年撑死的比饿死的多，茅于轼认为这是有道理的。人饿急了，会不顾一切地进食，就有可能撑死。他记的有一位华侨青年，肚子饿得不行。他妈妈从香港寄来一大包食物，他不顾一切地吃，最后活活地撑死了，情况惨不忍睹。他妈妈来领尸时痛不欲生。茅于轼从滕县回北京，当天晚上他太太给他开了一个猪肉罐头，他还算有节制地吃了一大碗带猪油的大米饭，到了晚上全吐了。
茅于轼一生有几次面临死亡，一次是进入深水游泳，那时他11岁，不懂会有淹死的可能。一次是在齐齐哈尔当副司机，冬天，他拎着一桶油追赶前进中的火车头，差一点被车头撞死。再就是在滕县挨饿。如果再在那儿留两个月，他说自己必死无疑。再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用皮带抽，幸亏当时是早上七八点钟，马路上的人不多，没有围观的人，否则几个红卫兵凑起来打人，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打死。
由于有了挨饿的惨痛经历，后来茅于轼每次吃宴席，剩下许多菜时，都有一种沉重感。“我吃东西从来不挑食，不管是什么，都是好吃的，因为有挨饿的经验。挨饿真正是‘切肤之痛’，而且一直痛到内心的深处，痛到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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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