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押注基建（“要适度超前”），以求提振经济。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既要算经济帐，又要算综合帐”。从党文化的角度看，这话讲得辩证、全面；但从正常人的思维看，则似是而非；从中共实际做法来看，更是荒谬的。
其一，“既要算经济帐，又要算综合帐”这话，把“经济帐”和“综合帐”对立起来，用“综合帐”来压制“经济帐”。而“综合帐”往往就是“政治挂帅”，是浮夸的、扭曲的、脱离现实的，服务于一定的现实政治目标，服务于执掌权势者。1992年江泽民力推三峡工程上马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结果贻害无穷。
当今，技术经济学、项目管理、决策分析等等学术都非常发达，可以为任何一个大型、巨型基建工程，提供严谨的可行性论证。基建工程， 不仅要工程技术面可行，还要社会面、环境面（有时还包括国际面）可行，更重要的是要具备经济合理性。如果基建都严格遵循这条路线，中国的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就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在中共治下，任何时候都是“政治第一”，什么科技、经济、环境、社会考虑，都得为“政治”让路、为“大局”让路——这就是它所谓的“算综合帐”。而工程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则无人负责，甚至曲为之说，称之为“交学费”。
例如，中共窃国后，为制造“圣人出，黄河清”之象，毛泽东执意建“中国第一坝”——黄河 三门峡水电站。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提出不同见解，被打入右派行列，下放工地劳动。该工程于1957年4月动工，1961年4月完工，然而“完工之日，即是祸害的开始”。 1962年8月，黄河中游淤塞，才建造启用不到二年的三门峡水库因为积沙严重已经不能蓄水。如今，形同鸡肋的三门峡水库大坝还在原址残存，中共“美化”三门峡大坝工程，说它给后来建造长江三峡大坝提供了借鉴。
其二，由于“经济帐”被抑制，各种项目蜂拥而起（所谓“投资饥渴症”），基建成为各派势力争夺的肥肉，腐败、权钱交易呈整体性、系统性、体制性的发生，这一切造成的成本失控、费用剧增、债务陷阱、社会矛盾、生态灾难等等，都用“算综合帐”来掩盖了。
举例而言。中国建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虽然财务窟窿巨大（以其现有的资本收益率可能永远都还不清债务），但在“算总帐”的指引下至今仍持续扩张。在这过程中，被称为“中国高铁之父”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称为“中国高铁第一人”的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 等，都因贪腐落马，被判死缓。但这并不妨碍刘志军的接替者继续贪腐。作为中共铁道部的末任部长、中国铁路总公司的首任“掌门人”盛光祖，在卸任5年多后，于今年3月25日宣布“被查”。
又如西南水电大跃进。金沙江为长江的上游，全长2308公里，其干流落差3300米，占长江水力资源的40%以上。这条大江如今就要被规划、建设中的25级水电大坝（总装机规模相当于4座三峡）分割成一段段静水：平均不到100公里就有一座梯级水库。其中24级悉数被三峡、华润、大唐、华电、华能5家国有水电巨头把持。“割据”金沙江给“群雄”带来巨大利益，却造成致命后果。第一，“抢水战争”。长江年径流量目前维持在每秒96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但年内分配不均匀，七成以上的水集中在每年的5月至9月，到三峡蓄水期的10月，整个长江径流量只有400多亿立方米，这时只够三峡一座水库蓄水的需求，届时怎么办？第二，加剧长江中下流的干旱，洞庭湖、鄱阳湖堪虞。第三，给西南地区带来地震隐患。第四，遭25级水电大坝的层层腰斩，金沙江必然死亡，而金沙江死了长江也难活。这些都是国家的灾难。但中国的水电规划已被国有水电巨头劫持，藉口是“水电为是绿色能源”、发展水电可以缓解电荒、减碳等等，主导戴上“算综合帐”的大帽子。
其三，其实，在正常社会里，“经济帐”和“综合帐”是贯通起来的，是在算好“经济帐”的基础上来算“综合帐”，强调可行性，中国人有句话讲“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但同时也强调宏观视野，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经济帐”和“综合帐”贯通的实质，在于理性精神。理性精神是算任何帐的精髓所在。现代人讲“系统思考”。中国古人讲“算”。例如，《孙子兵法》讲，“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也就是说，进行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的分析，计算敌我双方的全面的综合实力的对比，据此预测战争的胜负，来决策我该不该打。这里最忌讳的就是“政治挂帅”、“结论先行”、“为战而战”。
在现代社会，这种理性是有制度保障的，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基本人权、民主政治等等。事实上，一些重大基建项目，影响面广，持续时间长，相关利益者反应激烈，各界认识有分歧，这往往需要在充分、自由辩论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决策。这样的决策，虽然不一定使每个人都满意，也许耗费时日，但能最大限度的避免非理性决策。
中共政权恰恰于此相反，迄今仍在实施党禁、报禁，一党专政，党内暗斗越演越烈，寡头瓜分了中国经济最赚钱的领域。在这种情势中，讲“既要算经济帐，又要算综合帐”，不过是为政治得势者张目，为上马其属意的重大基建项目打开方便之门。
因此，对于今日中国来说，要搞好基建，不是来讲什么“既要算经济帐，又要算综合帐”，而是要解决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问题。而要解决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问题，则必须解体中共，实现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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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