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若执迷不悟,坚持“清零”到底,2022年将成历史转捩点,不仅大陆经济发展无法达标,中共高举的“中国模式”也失去号召力。
四月份经济数字显示,中国经济倒退,比两年前疫情爆发时更差。由消费品零售额、工业生产到固定资产投资,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总理李克强随即举行十万人会议,表明事态紧急,必须立即行动,以保住第二季增长是正数,否则难望达到全年5.5%的增长目标。
更大危机是,政府的措施收效甚微而威信受损。国务院近日推出三十三项扶助措施,从六个方面着力,可谓洋洋大观。不过,封城“清零”政策下,疫情瘫痪各行各业,刺激方案如何天衣无缝也好,最紧要是松动银根,救急扶危,但今次北京供“放水”的金额有限,也难望可以立竿见影,一下子扭转形势。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退税计划加上政策贷款总额共计八千亿人民币,比起十多年前环球金融危机后,中央“放水”四万亿的量化宽松计划,只及五分一。若以经济体积比算则更少,因为救援金额只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0.7%),而十三年前则是13%,两者相差近二十倍,因此能够发挥的刺激作用也必定大减。
北京没有重复上次救巿的霹雳手段,未必是财力不足所致,而是国际经济环境及大陆特殊发展情况,令北京缚手缚脚。面对高通胀的侵袭,全球多数中央银行都会加息,并同时压缩刺激经济措施,以冷却经济,北京若反其道而行,降息加上“放水”的话,大陆经济将未见其利,先见其害。量化宽松首先已会拖低人民币的币值,人民币计算的资产价格亦下降,减少外资的投资意欲,再加上中外之间利息差距日渐扩大,人民币转投外币的诱因提高,有可能导致资金外流**。
更关键是,上次四万亿量化宽松大计,引发大规模的不负责任借贷,海量资本投入楼市及基建,形成楼市泡沫和债务危机,至今挥之不去,更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若再重施故技的话,或会出现短暂的昇平日子,但小阳春过后,问题只会更水深火热,若不幸重蹈日本上世纪的覆辙,以信贷膨胀推动经济,最后造成长期的经济衰退,相信是北京最不敢想像的后果。
北京看来进退两难,小规模放水成效轻微,大规模又怕闯出大祸,但其实只须放弃“动态清零”政策,尽快回复生活秩序,让经济如常运作,便可逐步追回失地。无疑,“动态清零”的严厉措施有其特殊因素,但政府都难辞其咎。例如国产疫苗效力不足,但又不愿倚赖外国供应mRNA疫苗,加上长者注射率远远未达群体免疫水平,而医院处理重症的能力又嫌不足,也就不得不以坚壁清野的方式,牺牲社会正常生活,也要倾全力剔出患者,严加隔离,以免疫症蔓延,再拖垮医疗系统。
因此,与其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全力宣传“动态清零”的优越性,并以无限量资源投入全城围封、强检、隔离丶追踪,将预防当作治疗,倒不如参考国外经验,防疫与治病并重,再以独裁政权的独特效率,加速为六十岁以上人士注射疫苗,并将兴建方舱医院的经费,用来大幅增加重症病房的应付能力。
按科学和常理,社会可与病毒共存,全面复工复产也不成问题,疫情再爆发的话,也可尽快测定,再按病情轻重分流处理,无须全民恐慌,害怕噩梦重临。经济打击也可减至最低,不至于如眼下的全面停顿,或作不人道的闭环式生产,而三十三项措施过半无须推行的话,政府更能集中精神,在其他方面伸出援手。
不过,当常识偏废,甚至变成异端,结果不仅是经济运行难保行稳致远,社会也在正常与反常之间跌跌宕宕,同时更代表“清零”政策成了领导人的图腾,当遵守就是忠诚,放弃就是叛逆,政策抉择不是实事求是,以人民利益为依归,反而是宣誓效忠,一切政治先行。
好一段日子,中共宣扬其经济崛起的成功之道在于“中国模式”,其中一大特色,是代表所谓注重政策质素、不重视民主决策的崇优制度(meritocracy):既没有民主制度的牵制,不用争取选票而诉诸民粹,同时又可以择善而固执,为求目的而不择手段。
但今次“清零”政策导致经济危机临近,若依然固步自封的话,便正好说明“中国模式”的真面目:它可以得出成本远超效益、牺牲个人自由的政策,可见绝非崇优之作,而决策以领导人马首是瞻,政治挂帅成风,若说有制度可言,也不外是人治的制度。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自由亚洲/责任编辑: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