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底，中共利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俞作柏、李明瑞之间的矛盾，在广西百色发动暴动，宣布成立红七军。
红七军第一任军长为张云逸，参谋长是龚楚。
1931年2月3日，龚在战斗中负伤，往上海治疗，伤愈后前往中共中央苏区，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军参谋长。
龚楚在其回忆录中回忆说，他在三十四师时，发生了两件使他最痛心的事，使他第一次体味到共产党中派系斗争，倾轧和迫害的丑剧；也看到了他们那柄锋利的屠刀，不断的指向党内同志的胸膛！
“我初到三十四师时，曾接到李明瑞和张云逸的信，他们都盼我早日重回红七军工作。李明瑞函内有‘如兄不回来，七军前途大有问题’之句；张云逸信中也说‘别后情形，屡经惊险；相见非遥，容作长夜之谈’。从这字里行间，我敏感到七军里面，可能酝酿了极不寻常的暗潮。时间不久，又听到李明瑞被杀的消息，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经过多方探问，我才知道红七军初到江西时，毛泽东曾欲调整七军干部，但为全军同志所反对，他们就指七军内有改组派的反动组织，要在七军内进行‘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起初杀了二十多个干部，其中有两个是高级干部，嗣后情形渐趋严重。总指挥李明瑞眼见情势不好，绞绳快要套到他的头上了，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驻军于云都会昌之间的一个小墟场，他准备率特务连向白区逃走。当他集合特务连宣布脱离苏区走向白区的时候，跟他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竟是一个受过训练奉命监视他的特务人员，受连指导员龙腾云的指挥，立即拔枪把他杀死。我听了这一血腥的事实，对李明瑞的死于非命，内心深深的痛悼！因为七军官兵向来都很团结，虽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对革命的信心，从没有丝毫的动摇。在党的领导下，并没有小圈子集团，更没有改组派的组织；所谓‘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不知从何说起？
虽然在广西俞作柏执政时，汪精卫曾派了几个干部与俞连络，但汪的干部，从没有钻进过红七军来，也没有可能钻进来。他们既没有参加七军工作，而且与红七军的党员同志是积不相容的死对头。现在党硬将‘改组派’的罪名加诸七军同志头上，真是无中生有，冤哉枉也！李明瑞所以要出走，全因这种恶劣形势所促成的；而他的性命竟葬送在自己同志手里，试想这是何等残酷！”
第二件不幸的事，发生于十月的下旬。
龚楚回忆道：“有一天晚上，师敌委黄苏通知我：‘现接军政委谭震林的通知，本师有社会民主党分子五十二人，应即捕杀；已由军部派特务人员直接执行’。
我听了不禁为之感伤，因为即使本师发现有‘社会民主党’分子，也应秘密通知我和政委，慎密侦察，才不至发生有错误与冤枉。今竟在直接执行之后，才通知我；像这样越权处理的作风，实在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想来想去，整夜不能入寐！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我的心头。
翌日，我亲自到各团巡视，知道已被捕去排长三人，士兵四十九人，已于昨夜由特务人员押到附近山上秘密处决了！这次秘密捕杀事件，使全师官兵情绪非常低落，每到一处，他们都怔怔的望住我，这种乞怜求援的神色，使我十分难过！
在恐怖的气氛笼罩下，官兵人人自危，祸福难料！我可以救援他们吗？我有这个力量吗？我自己也感到惶惑起来！
午后，黄政委说已集合全师的指战员，要我去宣布昨晚肃清全师‘社会民主党’份子的经过；说明这些反动份子，是受福建‘社会民主党’傅伯萃所利用，潜入本师工作，现已全部被破获，并将他们处决了。希望全体指战员安心工作共为革命而努力。部队集合好了，我在政委的导演下，走上讲台，面对着三千多官兵，我的喉咙哽住，隐痛难言！但又不能不说话，只呐呐地简单的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昨晚上级派员来肃清本师社会民主党分子，这是本师一件不幸的事。我们要自己检讨，自问良心，有没有反革命的企图与行动？如果没有，自然不必惊慌。关于本师肃反详情，因我接事不久，尚未十分明了，请黄政委向各位报告’。随后，便由黄苏作了一个说明，这一幕悲剧才算结束。可是，部队中指战员的情绪，仍是非常不安；陆续的逃了二十多个战斗员，两个排级的指挥员。”
不幸的事情连续发生，使龚楚对中央苏区的措施，甚感困扰和怀疑？整肃的劫运虽没有临到他的头上，至少也有点不安的心理。他为了要明了更多的问题，特别到长汀去找福建省委书记卢永次，和他商谈，他是龚楚多年的老朋友，知道龚楚不会出卖他，所以就把全部真实情况详细的告诉了他。
龚楚在回忆录中说：“综合他的谈话，关于屠杀AB团分子的肃反运动，概述如下：
AB团，是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国民党右派高级人士在南昌发起组织，大约半年后便解散了，但在江西省内，尚有少数AB团分子，自动自发的活动。朱、毛红军到达赣南，展开了苏维埃运动，建立了闽赣苏区时，这些少数的AB团分子，早已逃出苏区之外的南昌、吉安等城市。迨至一九三O年秋，国军准备进剿江西朱、毛红军时，AB团分子又准备进行活动，以配合国军进剿行动。十月间，朱、毛占领吉安县城，曾搜获一些AB团活动的资料，其中有AB团分子派人送信给李文林父亲所签的收条，因为当时李文林是赣南特委书记，又是东固地方革命领导人物；朱、毛对他并不怀疑，对他父亲也末采取行动。十月中旬，毛泽东以进攻南昌、长沙的失败，是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且鉴于当时国军准备围剿形势的紧迫，在吉安曾召集了一次会议，他提出反对李立三进攻大城市路线，主张红军回苏区打游击，当时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军政干部所反对，如第三军军长黄公略，第二十军军长刘德超，及江西省委、少共省委的领导同志所反对，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撤回赣江东岸苏区的主张。红二十军原是东固工农武装所编成，亦遵命退回东固、富田一带担任对吉安方面警戒。朱毛即退驻瑞金。当红军全部退回苏区后，毛泽东以李文林家里是东固的大地主，过去领导东固革命斗争既不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又不打土豪，采取了阶级妥协的改良主义；现在又积极支持李立三，反对他的主张，非常愤怒，便以AB团的名义，加诸他的身上，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造成富田、黄陂大屠杀的悲惨事件。在进行肃反运动的执行工作时，将逮捕的同志，严刑拷打迫供，被审讯的，初虽不认是AB团分子，在严刑之下，无法忍受，只得胡乱供出同志的姓名，如此反覆迫供，牵连甚大。所谓AB团分子就越捕越多，以至杀了近万的干部和战士，当时江西省委级的同志，除曾山、陈正人外，其馀的多被屠杀，红廿军全部消灭了。
当我了解了全部肃反运动的秘密时，才恍然知道，所谓肃反运动，原来是毛泽东对付异己的手段。”
那天晚上，卢永次坚持要龚楚在他家里吃饭，并告诉龚楚：“我的妻子不日要返香港，我准备送他到大埔附近，你买不买东西？我可以替你带回来”。龚楚问他：“二嫂，是不是再回来？”他说：“不一定再回来，但我要在大埔附近候她一个星期，将需要买的东西购妥后，我才回来”。当时龚楚提出：“红军正需要购西药，可托她在香港购买。我自己即要买一枝墨水笔和一个手表，并要带五十元给我妻子作零用”。他听了满口答应。
“我为此特和罗炳辉军长商量，在军部、师部的经理处及福建省党部，凑集了一百两黄金，请卢永次的太太购买西药；另外给她二百元，作为购物之用。
谁知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卢永次，就这样堂堂皇皇的以送眷为名，竟一去不返，脱离了中共。但我托他买的墨水笔和手表，却寄到给我，看来他对我总算够交情了，我很感谢他。”
龚楚回忆说。
1934年10月，红军大逃亡后，龚楚被任命为中央军区参谋长，负责率部留在原地进行游击战。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天，我在批阅各方送来的文件中，知道红七军有十多个同志被撤职，有四个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军区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并不很远，我决定去救他们。
我批阅公文后，走出办公室，吩咐特务员快备马。
……离开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马上加了一鞭，飞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随我的四个特务员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了田心墟，我在这个小市集的街上绕了一个圈子，然后走进一间茶馆，在靠近里面的一张抬子，坐下来喝茶。我看见到四个特务员不住的擦汗，便以很体恤的口吻，要他们坐在门口的桌上喝茶。因为门口比较清爽，可以凉一凉，这一来，便将他们遣开在十步以外了。
那个小市集尚有五百多个待处决的‘囚犯’，但他们仍不知死期之将至。红七军被撤职的一个营长，见我骑马来了，立即找着另一个营长同来见我。他们见到我如看到久别的家人一样，不住的流着眼泪，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工作岗位。我见到这些同患难共生死的老同志，内心痛苦极了，明知他们的生命在十天内要完结，但又不敢将秘密对他们明言；我经过考虑后，望望门口的特务员，见他们不住的在喝茶，并没有注意我们的谈话，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轻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你们只有拼命的逃走，再没有第二条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无关系的人说出来，快些走！’他们领悟我的意思，只说了一声：‘谢谢军长！’就走开了。
我付过茶钱，乘着马，缓缓地似游山玩水地返回司令部。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报告：‘逃了四个第七军的同志’。经过八天的继续追缉，知道他们已沿着山地向安远逃走，幸而他们没有在中途被拦截，所以我教唆他们逃亡的秘密也不致败露。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大石，这才放了下来。一方面我庆幸自己，同时也为这四位七军同志感到庆幸！因为他们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