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一生极富戏剧性，而最富戏剧性的莫过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和第一任总书记，曾经信仰过共产主义，却又在晚年抛弃和否定了共产主义。他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最终又由共产主义回归民主主义。
对此，司马璐先生有十分精准的概括和评价。他说，“陈独秀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他从康梁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共的创立，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分裂，到最后回到民主主义。他的不断探索与寻求真理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陈独秀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一生坎坷。他个人的基本气质是爱好自由，倾向民主。五四以后，他在思想上一度迷失方向，他的长期冷静的思考，从苏联与中共的实际经验中理解，民主主义是世界政治的主流，唯有民主能解决中国和世界的根本问题。陈独秀晚年形成了以民主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中共“反对两个凡是”的第一人
据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和李达回忆，陈独秀为提出共产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人。中共建党之初，陈独秀对共产国际一直是抵触的。司马璐说，1921 年七月中共一大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陈独秀于 9 月间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陈与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话不投机，发生严重争执。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要按自己的国情摸索。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陈独秀认为，他不能接受这一观点：凡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都要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命令都要执行。陈独秀是中共的创建者，也是中共“反对两个凡是”的第一人。
1922 年 3 月，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陈独秀加以反对。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个小团体，领导不了中国革命，不如钻进国民党，打国民党的旗帜，才能有作用。陈独秀认为，他不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但必须光明正大，建立党对党的“党外合作”；如果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又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组织，这是很危险的。7 月间，中共举行二大，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分，认为中共对上级（共产国际）的指示，除了服从以外，没有别的选择，陈独秀在此压力下终于屈服。
斯大林的替罪羊
斯大林主张，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必须像榨柠檬一样，把它榨干，然后丢掉。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执行了斯大林路线。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一定要拖住国民党一起干，打国民党的旗帜，争取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夺取国民党的群众。中共当时对国共合作是明一套、暗一套，明的一套是对国民党笑脸相迎，陈独秀以党的领袖的身分，不能不担任这个“卖笑政策”的主角。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陈独秀对国民党的“卖笑”已经不能再发生作用，斯大林对中共的指导路线也证明破产。因为当时陈独秀执行的是斯大林的政策，因此他成了斯大林的替罪羊。1927 年 4 月，中共五大，7 月，共产国际下令改组中共中央。8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正式宣布，解除陈独秀的职务，并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要陈独秀悔过，陈答以“所谓悔过，过从何来，如何悔之？现在应该悔过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我。”陈独秀又拍着桌子大骂：“我们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如今被那些乳臭未干的小猴儿（指国际代表）牵着鼻子走了。”
据司马璐介绍，1928 年 6 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一再要求陈独秀去俄。他知道此行必然挨斗，坚决拒绝参加六大。他说：“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大会，应在中国，怎么要到莫斯科去呢？”他又说：“我坚决不去，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同志最了解……他们要我去苏联，并非真的让我去研究讨论中国问题，而是要我承担罪责。”“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黄珍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黄曾为陈独秀秘书）。
1929 年 7 月，中苏为中东铁路事件发生冲突。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口号。陈独秀致函中共中央，反对上述口号。8 月，陈独秀再函中共中央，反对中共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拥苏立场，并要求党内民主，就当时的中苏纠纷进行讨论。1929 年 10 月，周恩来以中央组织部名义召开各级代表会议及座谈会，有系统地批判陈独秀，并将陈的罪名定为“帮助统治阶级反党”，“帮助敌人破坏革命”。
11 月 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开除陈独秀和他的支持者。12 月 10 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他承认中共的领导的确有很多错误，他个人要负主要的责任。而事实上每一个错误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
晚年的觉醒
1932 年 10 月 15 日，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从 1932 年起，在监狱住了 5 年，于抗战爆发后的1937 年 8 月出狱。“铁窗五年，读书万卷，使陈独秀的思想更成熟，更昇华，更进步了。他扬弃了共产主义，认为只有施行民主政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司马璐说。
陈独秀出狱后，说自己不再属于任何党派，他的思想独立，也不代表任何人。由于他的学术地位依然受人敬重，他的密友罗汉与叶剑英有过接触。叶代表中共提出，如陈独秀接受三个条件可以恢复组织关系，三条件为：1. 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组织；2. 拥护党的路线：3. 以行动表示诚意。陈认为不能接受。其后，康生、徐冰、章汉夫相继发表斥骂“托派汉奸陈独秀”的文章。陈独秀在 1938 年 3 月 17 日《给新华日报的信》中说：“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让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如此吗？”（此信《新华日报》未刊出，同月 27 日在《扫荡报》上发表。）中共给陈独秀扣上“汉奸”帽子，当时激怒了很多被认为是中共朋友的着名学者如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发表公开声明，指责中共对陈独秀的诽谤，“此事殊出常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诸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加诸异己……”。沈钧儒也表示不满。
此后，周恩来曾屡次派王若飞访陈，向陈解释过去他们辱骂陈独秀“托匪汉奸”是一种误会。又要求陈保证三不：“一不要发表政治文章，二不要公开演讲，三不要与张国焘搞在一起”。周又提出陈可到延安去看看老朋友，在延安长期休养也可以。如果陈不愿去延安，在四川的生活、医药费用，一律由中共负责，陈全部加以拒绝。
陈独秀在抗战期间的主要言论，包括拥护抗战，赞成各党派合作，支持全民动员和政府改革，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在国际问题上，他认为英美法的民主代表人类的希望。
陈独秀说：“‘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陈独秀说：“民主主义是……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无产阶级……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1940 年 11 月，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说：“我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1937 年 11 月，陈独秀给陈其昌的信）
陈独秀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观点是：“若胜利属于英美法，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陈独秀给西流等的信）。陈独秀认为，“人类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格别乌（秘密警察）政治。”
司马璐说，陈独秀还有一个重要见解，他反对斯大林，但是，他不同意“把苏联的一切罪恶都归罪于斯大林”，因为“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他说托洛茨基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时，才有所觉悟”“然而太晚了”（1940 年 12 月，陈独秀给西流的信。）
胡适在《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序言”中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 6、7 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想想。”
论及陈独秀的一生，司马璐饱含深情的说：“胡适说，陈独秀是一个终生的反对派。我更感到，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绝代巨人”。”
司马璐对陈独秀的两句总结是：
“一生正气撼天地
长留哀思在人间”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