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成立之后起，党内斗争就没停过，但在1929年之前，这种斗争总体上还仅仅局限在意见之争的范围内。可到1929 年后的苏区肃反就不一样了，此时的党内斗争已经演变成了各派之间的血腥杀戮，其中最着名的就是江西富田与黄陂的大屠杀事件。
司马璐描述那时的情形说，“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苏区真是一个恐怖世界，遍地肃反，人人自危，互相怀疑，帽子满天飞，谁是‘AB 团’？谁是‘社会民主党’？谁是‘改组派’？谁是‘托洛茨基派’？一起喝茶的叫‘喝茶会’，一起散步的叫‘并肩会’，一起吃饭的叫‘牙祭会’，男女谈恋爱的叫‘交心会’等等，每一顶帽子，每一条罪名，都是可以致人于死命的。”
“在那个时代，在共产党内部斗争中，凡是政敌都被加上‘托派’的罪名，把政敌称为‘托派’处死，即使杀错了也没有关系。当时党内有两句话，一句话是：‘以防万一’，意思是说，宁可冤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不可放掉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应该不断在冤案中接受考验。另一句话是，‘敌特在哪里？敌特就在我们的队伍中间。我们抬着头看不见蚂蚁，低下头不是可以看到地上到处是蚂蚁吗？’这句话的意思是，敌特之多，遍地皆是。”
中共六大以后，党内存在着两大势力，一个势力以中共实际当权者周恩来为代表，控制着在上海的中央，背后是共产国际，可称之为中央派或国际派。另一个势力以毛泽东领头，控制着红军主力和江西苏区，可称之为土共派。按中共的组织系统，周恩来兼中央军委书记，党指挥枪，毛应该听周的，但实际上这两派之间却一直明争暗斗。按司马璐的说法，“两雄相争，谁也奈何不了谁”。“江西富田与黄陂的大屠杀事件，实际上就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你死我活的一场斗争，这个盖子在中共党内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揭开。”
事情得先从肃清AB 团说起。
什么是AB 团？
据司马璐介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左派于 1926 年底在武汉确有一个 AB团政治小组织，但到1927 年 4 月就就宣布解散了。由于AB团成立时，邓演达、陈公博、徐谦、顾孟余等都在大会上讲过话，这些讲话的人，当时都是拥护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或后日的第三党人，第三党又是倾向社会民主主义的，所以中共有关资料中，将 AB 团与改组派和第三党、社会民主党混为一谈。后日中共所称的 AB 团，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与上述的 AB 团有直接的关系。
为了争取红军的控制权反覆交锋。周恩来与毛泽东相互指对方为 AB 团，红军屠杀红军，死者无数，史称“AB 团事件”。
根据司马璐的研究，反AB团是周恩来籍党中央的名义首先发难，随后毛派立即接招。1929 年 11 月 13 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示江西苏区，“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地展开反 AB 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 在 AB 团莫须有的罪名下，毛派与反毛派互整。黄克诚的回忆中有一段简要的叙述：“毛泽东同志曾根据中央的精神”“动员打 AB 团”“但是在严打 AB 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黄克诚自述》）。司马璐认为，黄克诚的这几句话，说明了两点：第一，打AB 团最初是中央（周恩来）提出的；第二，打 AB 团“扩大化的偏差”是毛泽东造成的。
1930 年 9 月三中全会时，周恩来在传达共产国际精神的报告中说：“今后中央的工作以苏区红军为重点，成立苏区中央局，统一中央对苏区和红军的领导。” 9 月 30 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又说：“成立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苏区的最高指挥机关。”所有各苏区军委应受中共中央军委指挥。这就使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在江西苏区短兵相接了。
10 月 4日，毛派红一军团攻入吉安，据说获得的敌人文件中，有一份是 AB团的暗码，签字的是李文林的父亲。毛泽东接到报告，得意地说：“我早就知道，AB 团就在共产党内，就在江西省委，AB 团的头子就是李文林”。
这李文林是什么人呢？
司马璐说，李文林是中共一大时 59 个党员之一，党龄和毛泽东差不多，是江西红军最早的创造者，是江西苏区的地头蛇，也是最大的实力派。
李文林这时刚从上海参加过苏区代表会议回到江西。
李文林时年 30 岁，自视很高，火气很大。他回到江西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便责问毛：“你为什么不去上海参加中央苏区会议？”毛瞪着眼没有答他。李文林挺着胸，一个箭步向前，指着毛泽东说：“你毛泽东不敢打南昌，你毛泽东一贯拒绝执行中央路线，你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毛泽东说：“李文林，你懂得个屁。”李文林又激动地说：“毛泽东，你听着，江西苏区是我们江西工农拼出来的，不容许你的逃跑路线。”
10 月 14 日，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出指示说：现在赣西南的党和团内充满 AB 团反革命分子，必须“改革全部党的组织”，“严厉地镇压 AB 团，处决 AB 团中的一切活动分子”。这时，毛派抓 AB 团的“指示”、“通告”满天飞，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第一方面军有四万多人，抓了四千六百多人。陈正人（毛派）的紧急通告中说：“最近破获 AB团最多的，莫过于赣南及一方面军。赣南 CY（青年团）干部大批是AB 团分子。”“红军 AB 团自总部（设在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一直到团部，师团部以及下级整个组织，几乎全部破获……”
1930 年 12 月 7 日总行委政治部主任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毛派）李韶九率领人马，直扑富田，按名单抓人，当时李韶九打的旗号是帮助行委肃反，把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秘书长李伯芳，组织部长江克清，宣传部长袁绍黄，委员段良弼、王怀，省苏维埃秘书长马铭，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全被称为 AB 团核心分子的一百二十馀人逮捕。其后受株连被捕者有五千二百多人。
李韶九漏夜审判被捕者。毛泽东又加派他的秘书古柏协助李韶九，古 8 日也赶到富田。
当时的审讯有一条规定，不准否认，只准供人。因为李韶九说，你是 AB 团，我们绝不会抓错人，所以“不准否认”，现在的任务是彻底消灭 AB 团，被捕者“只准供人”，供出你的 AB 团同党。供不出，用刑；再供不出，再用刑。毛派的一份紧急通告中说：“AB 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非用拷打，不肯招认，必须用硬软兼施的办法。”“不招供，不停刑。”“AB 团近在眼前，无所不在，组织严密。”
所谓“硬软兼施”根据当时总前委的指示，软的是“态度诚恳”，骗出对方的口供；硬的是捆着犯人，双手吊起，人身悬空，或者用牛尾竹杆子鞭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
有的被捕者完全无辜，因为受不了酷刑，便作伪证，胡乱咬人。当时胡乱咬人，有的为了自保，有的为了私怨，有的为了男女之争，有的为了看到几个人一起引起怀疑，有的为了对某人看不顺眼，有的为了个人某种企图等等。同志出卖同志，亲人出卖亲人，被捕者不断扩大，怕死者编造谎言，争先立功。有的被捕者被逼疯了，便乱咬毛派是 AB 团份子。被咬者便抓，一抓便审，今天审人，第二天又以同样的罪名被别人审判。
被捕者中有一个叫刘敌的，是二十军的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他和李韶九是同乡又是朋友，他被捕后对李韶九说：“我拥护你，抓二十军的 AB 团，我执行你的指示，保证办好。”李韶九说：“刘敌，你好好立功。”刘敌说：“我是你和毛泽东同志的老部下，执行命令，绝对坚决。”
刘敌向李韶九提出“保证”被释以后，星夜赶到东固二十军军部。刘敌扬言：“不得了，李韶九在富田抓人杀人，我们的政治部主任也被抓了，李韶九还准备到我们二十军抓人，我们如果不制止他，就快被杀光了。”全军哗然。二十军的一部红军，在刘敌带领下，从东固打到富田，释放了被逮捕的谢汉昌等，毛派的李韶九、曾山、古柏、陈伯钧等本来被捕的，刘敌对李韶九说：“你对我讲过义气，咱们义气还义气。”就将李韶九等释放了。
12 月 16 日，李伯芳、金万邦（江西苏维埃委员）等被释放出的反毛派，在富田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指控毛泽东不听中央（周恩来）的命令。会上有人说：“毛泽东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会上还有人说：“毛泽东是许克祥第二。”许克祥是 1927 年国民党军队镇压共产党的首领。
1930 年 12 月 20 日，中共江西省行委写信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等，认为以 AB 团罪名被逮捕的，其实是反 AB 团有功的，如段良弼等。江西行委又说，他们截获一封毛泽东致古柏的信，信中说：“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系红军中 AB 团主犯。”段指段良弼，李指李伯芳，王指王怀，均属江西行委成员。毛派说，这封信属于伪造。
富田反毛大会推出萧大鹏为二十军军长，他们结合江西的反毛派，把队伍拉到赣江以西，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对抗毛派。
1931 年 1 月，苏区中央局成立，项英为书记。项英是周恩来的亲信，他到苏区的首项任务是处理 AB 团问题。
1 月 15 日，项英宣布，江西行委，红军前委，各级苏维埃统归苏区中央局的领导。1 月 16 日，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件作出决议，认为富田事变是由于党的领导不健全造成的，富田事变实质上是反革命，但参加者不一定都是 AB 团分子。毛泽东的处理是过火的行动，项英并派前二十军军长曾炳春为二十军政委，希望缓和双方的敌对关系。
2 月 19 日，苏区中央局又发出通告，认为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 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党内无原则派别斗争纠纷演进而成的。在这同时，毛泽东的总前委也作出决议，肯定富田事变是 AB 团取消派领导，与项英的苏区中央局针锋相对。
正在项英准备安排富田事变的双方在宁都的黄陂举行会议解决分歧时，党中央的态度突然变了，周恩来的态度当然也变了。原来派项英到江西主持苏区中央局，是三中全会决定的。1931 年 1 月，项英到达苏区的同时，中央举行四中全会，当时中央的路线正处于焦头烂额之际，因此把一切失败的责任都推在李立三和三中全会身上，周恩来从三中的主帅一变而为四中的主帅；同时又考虑到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实力地位，因此只好暂时牺牲项英。
2 月 20 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宣布，肯定 AB 团为反革命组织，也等于肯定了毛的血腥镇压，周恩来又派了任弼时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处理苏区纠纷。2 月 23 日，周恩来致电苏区各领导系统，在三人团未到达前，停止争论，服从前委（毛泽东）领导。
4 月 17 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抵达黄陂，由项英召开黄陂会议的反毛的江西行委代表团，完全不知道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已与毛派秘密妥协，行委代表团于 4 月 18 日也到达黄陂，立刻被毛泽东逮捕。三人团表示支持毛泽东压制 AB 团的行动。毛派大受鼓舞，将行委代表团团员和二十军在黄陂的干部全部杀害，其中包括被毛泽东称为地头蛇的李文林和谢汉昌、刘敌、李伯芳、王怀等，史称“黄陂惨案”。李韶九被毛称为肃反有功，升为苏区保卫局长。
反毛派至此，见大势已去，反抗无力，只好服从，在河西的二十军残部一千七百多人，于 7 月中旬奉命东渡作战，军行至宇都平头寨，遭到林彪、彭德怀、陈毅包围聚歼。这场红军屠杀红军的场面惨绝人寰，两方红旗遮天，梭标如林，分不清敌我，见人就杀，尸体横七竖八，有人拼着最后的一口气哀号：“马克思，你在哪里？”最后二十军无一生还，被杀的人中包括二十军军长萧大鹏和政委曾炳春，前军长刘铁超等。曾当时还是中央委员。二十军被完全消灭后，番号也被取消了。
当年反毛派的一份紧急通告说：“乱捉，乱打，乱杀。”“苦打成招”下承认自己是 AB 团。“若我们一味相信 AB 团的口供，江西全省的干部大半都是 AB 团，过去江西斗争的局面，是谁制造出来的。”
被称为 AB 团要角的段良弼，后来逃到上海，找到党中央，秦邦宪和他谈话。段良弼对秦邦宪说：“江西肃反，我执行的是党中央的政策，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我是江西肃反委员会的委员长，我是捉AB 团的第一人，怎么说我是 AB 团呢？”段良弼要求平反，秦邦宪始终未发一言。
在江西，凡是因 AB 团受牵连的家属或熟人，或是远走他乡，或是隐姓埋名，甚至自己的儿女听到有人提到 AB 团，会当场昏倒。1976年毛周逝世以前，对中共篡政贡献最大的江西赣西南老苏区，被称为“哑区”、“鬼区”，没有人敢说话。甚至党委书记领导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时，群众也不敢鼓掌，害怕站错队遭杀身之祸。
直到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时，才有江西上访者对中央说：“我们是当年 AB 团事件死难者的儿女。”谁都说不清他们的父母是被什么人杀掉的。
江西省委党史室主任戴向青蒐集了大量有关AB团的骇人听闻的资料，送到胡耀邦身边，当时中央负责人兼管党史的冯文彬奉命到江西一一核实问题弄清了，胡耀邦正准备平反这个早期党内最残酷的大冤案，不久 1987 年胡耀邦下台了。
这份资料后来由中央主管党史的杨尚昆给中共领导传阅，其中一段是：“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区肃反中，以 AB 团罪名处决者有七万多人，以改组派罪名处决者有二万多人，以社会民主党罪名处决者有六千二百多人。”正如原资料说，这是“不完全的统计”。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