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 4 月中共提出“四项原则”之后，5 月，司马璐先生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改革开放的四项原则应该是：“言论自由，组党自由，全国大选，实行法制。”邓没有回信。
1994 年 5 月，将近中共六四屠城5周年之际，司马璐先生又在美国《世界日报》给江泽民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江带领中国放弃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
因为司马璐在青年时代曾与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有过一段交往，故称江为“泽民贤世侄”。
信一开头，司马璐自我介绍说，“我是前中共党员，现在是独立的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我也是令尊江上青先生的故友，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者之一。我本来不便于和你高攀。我今年七十五岁了。已绝无政治兴趣，更无个人野心。但有感于国难当头，大厦将倾，全国同胞人人自危，我想及令尊江上青先生的话，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今天中国人民自由乎？解放乎？”
接着，司马璐回忆了当年与江上青的交往经过，然后开门见山的说：
“我现在给贤世侄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因为 1989 年北京六四屠城，天怒人怨，举世震惊、迄今五周年，余痛犹深。中国的经济改革虽有进展，但经济改革无政治改革作基础，永难稳定。我再引用令尊江上青先生的话，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想当年天安门学生不正是为了这个目标吗？今天，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建议你考虑做以下几件事：
第一、现代进步国家无不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容忍政治的反对派。一个政权的文明与野蛮，首先见之于人权记录。我希望中共当局立刻释放全国政治犯，开放新闻自由，开放结社自由。
第二、中共政权、中华民国、香港问题皆中国历史特殊背景的产物。必须互相尊重为政治实体，尤其民意基础的代表性。大陆台湾之间，应通过文化经济交流，和平民主竞赛，在国际社会充分合作。在人民均富的前提下，‘谁不吃掉谁’之说始能令人信服，为中国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第三、目前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殊为混沌，改革、整顿、调控，朝令夕改，何所适从？民间盛传，贤世侄曾说过‘要那些个体户倾家荡产’，是否属实，贤世侄应予澄清。中共当局应明确立法保阵人民财产，保护个体户与私人企业。法律不健全或有法不依，为贪污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则大陆经济发展前途危矣，人民苦矣！
第四、中国应民主，应统一，人民要安居乐业，凡此皆应依宪法行之。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联合全国各党派（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召开和平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中国民主新宪法，放弃一党专政，放弃社会主义，放弃公有制。在这个新宪法的基础上，举行全国〔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大选，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
信最后，司马璐坦诚相劝道：“贤世侄今天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你有条件有可能实现令尊上青先生的愿望，你应该为邓小平的身后中国早做准备。如果你不介意我再说一句言重的话，目前在国内外。‘共产党’这块招牌已经实在太臭，‘中国共产党’不如改名，只要人民得救，国家得救，亡党何妨？贤世侄，你的政治前途，你的历史地位，你的个人荣辱，将在你自己的掌握之中。愚世叔心所谓危，为爱护贤世侄计，不得不坦诚相劝。我的这封信基于私情又基于大义。
语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前苏共领袖戈尔巴契夫，虽然今天在野，但他的历史贡献，则普受世人的肯定与尊敬。贤世侄把握时机自救救人，犹未晚也。幸贤世侄三思之。”
江泽民也没回复司马璐的这封公开信。
其实，写这类公开信的不止司马璐一个。多年来给邓小平、江泽民直至习近平等中共党魁写公开信，呼吁或规劝他们利用手中的最高权力，解体中共，带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可谓不乏其人，但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因此遭到迫害。事实证明，中共就是民主宪政的死敌，等待它的只能的历史的无情审判！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