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父亲袁晓岚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员。袁殊幼年随母到上海投靠亲戚谋生，曾在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工。
后来，袁殊的父亲到上海一家学校教书，就把12岁的儿子送入上海立达学园读书。1925年，袁殊曾参加北伐军，后离开部队，到上海成为一名文艺青年。
1928年，袁殊和第一任妻子马景星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新闻学。回国后，创办《文艺新闻》，与左翼文学界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成为上海滩有名的新闻记者。
一，中共间谍
1931年10月，20岁的袁殊，在上海，经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书记、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共。当时，潘汉年告诉他：“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的组织成员不知道你的身分。”
什么是“秘密前卫组织”？就是中共最高特务机关——中央特科。潘汉年的另一个身分，是中央特科二科即情报科的科长。
潘汉年还给袁殊介绍了今后负责与他单线联系的王子春。此次会面后，在王子春的安排下，袁殊接受了两个月的特工训练。
训练一结束，袁殊正式投入中共地下情报工作，成为一名中共间谍。
二，国民党中统间谍
中统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国民党党务系统的特务机构（CC是二陈的第一个字母）。1932年，根据中共的安排，袁殊请他在上海的表兄贾伯涛帮他找一份工作。贾伯涛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曾任北伐东路军总指挥部上校参谋，中央军校上校主任教官，军训部少将组长，是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大红人。
贾伯涛很快把他介绍给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社会局局长吴醒亚。
吴醒亚是中统在上海的负责人。袁殊由此顺利打入中统内部，后来成为中统的秘密团体“干社”的情报股股长。
三，日本情报机构间谍
为了在工作上有所突破，王子春指示袁殊发挥特长，要求吴醒亚为他安排一个新闻记者的公开职位。吴亚醒安排他到当时中国最大的经济新闻通讯社——“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有了记者身分的掩护，袁殊经常出席南京政府和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
有一次，在出席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时，袁殊结识了日本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大约半年后，岩井英一主动提出请袁殊担任日本领事馆的情报员。
袁殊将此事汇报给王子春，王子春要他将此事报告给吴醒亚，吴醒亚认为袁殊打通日本人的关系对获取情报有利，鼓励他与岩井英一交往。
在岩井英一的安排下，袁殊成为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岩井公馆”的重要负责人。
“岩井公馆”是上海最大的公开的日本特务机关，设在闸北区的一个大院内。在这里，除了袁殊外，还有中共地下党员恽逸群、翁从六等。岩井公馆的几百个工作人员全是中国人。
其中一幢小楼是“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袁殊任总干事。他用“严军光”的笔名发表了“兴亚建国运动”宣言和不少文章，大肆宣传“中日和平”、“共存共荣”，号召亚洲各国在日本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它的活动很受日寇赞赏，日本外务省邀请袁组织代表团赴日访问。
有一幢楼是“上海编译社”社址，社长恽逸群，副社长袁殊，有众多编辑和社内外作家，专为袁殊主持的《新中国报》、《杂志》、《政治月刊》供稿。
还有一幢小楼的顶层设着秘密电台。中共派驻香港、重庆的特务，把国民党和英美的情报发往延安，由延安发到“岩井公馆”再转送给日寇，并把潘汉年、袁殊、恽逸群收集的情报，发往延安和苏北新四军。电台工作人员都是从延安派来的中共党员。
知情者说，“岩井公馆”实际上是中共设在日占区的办事处。
四，汪精卫伪政权间谍
此后，根据中共的安排，袁殊还担任过投靠侵华日军的汪精卫伪政府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并利用这些职务便利为中共服务。五，国民党军统间谍
军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与中统并立的国民政府军队系统的重要情报机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潘汉年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身分回到上海。从那时起，潘汉年成了袁殊的直接联系人。
经中共同意，袁殊先加入上海帮会组织——青洪帮，来往于杜月笙、黄金荣之间。后经杜月笙引荐，袁殊又打入以戴笠为首的军统。
在征得潘汉年同意后，袁殊成了戴笠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而公开的掩护身分依然是记者，他也因此继续与日方的岩井英一保持联系。
抗战一胜利，袁殊被军统任命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代表中共与日军秘密会谈
据顾雪雍撰写的《我所知道的“五方特务”袁殊》披露，抗战开始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消耗实力，制定了“联日反蒋”的谋略，发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让他派人代表毛与日军谈判。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下属袁殊，一起去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三人再去见日寇驻中国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的首脑影佐帧昭少将。
双方会谈3天后，达成重要默契，并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共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日军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
潘代表毛与日寇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也是中共代表之一。
为中共做了大量情报等工作
袁殊在岩井公馆弄到了大量情报，通过秘密电台发往中共大本营——延安。当时袁殊曾提供德、苏开战部署，日军决定“南下而非北上”的战略情报。延安将此转告苏联，苏联据此下决心将东线40万兵力统统调到西线。袁殊还组织人将日伪军军火库的枪枝弹药，偷偷装船送至苏北新四军的根据地。
袁殊还建立了通往中共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救援被俘的中共人士。他曾亲自救出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出上海。
1945年抗战胜利后，岩井公馆将被国民党封闭。袁殊事先得到消息，把“岩井公馆”的所有土地、房屋、金银、证券、物资等，价值约一亿多美元全部交给中共，用来在上海开办一家小银行，为中共内战提供资金。
袁殊说：“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
中共建政后被关监狱20多年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袁殊被中央情报总署署长李克农调到北京，任亚洲处处长，负责日美动向的调研。1955年4月3日，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因所谓“内奸”问题，在北京饭店被逮捕。
一个月后，袁殊因受“潘汉年案”牵连，也被逮捕。之后，被拘留审查10年。1965年，被中共军事法庭扣上“国民党CC特务、军统特务、日本特务、汉奸”等罪名，判刑12年。
袁殊被捕时，他的第二任妻子王端已经跟他离婚了，他们俩的大女儿12岁、二女儿11岁、大儿子10岁、小儿子9岁。四个年幼的孩子几乎无人照看，靠中央调查部每人每月发放的20块钱补助生活。
1967年，袁殊刑满，本该获释回家。但是，当时，正值“文革”狂热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决定重审潘汉年案。潘汉年夫妇被重新收监，袁殊也被再次关押。这一关，就是8年。
1975年，袁殊出狱后，被押解到湖北武汉大军山农场劳动改造，住在平房里看菜园。
1980年，已患脑血栓的袁殊，请假回北京，被其子安置在北京永安里一处8平米的小空屋里，以煤取暖。因手脚不灵便，袁殊费很大力气也生不好炉子，他在日记中感慨：“天下之大，而我似乎将近流落街头。”
当时，他主要是回北京申诉的，希望中共把他的历史问题搞清楚。得知中央调查部落实政策办已对他的申诉备案后，他向中调部老干局提出：“在国内我已经成为了一块废料，不如放我出去活动。”但没有回音。
1982年8月，潘汉年案平反。1982年10月7日，中央调查部和公安部给袁殊送来最高法院的复查判决书，撤销1965年的判决，宣告袁殊无罪。
1986年后，半身不遂的袁殊，已经精神紊乱，喜怒无常，常无法控制情绪，有时突然嚎啕大哭。
1987年11月26日，大雪天，袁殊在北京去世。
结语
袁殊的独特经历至少说明三点：
第一，中共为了达到颠覆中华民国的目的，确实是不择手段。世界历史上，双面间谍不是很多，三面间谍更少，五面间谍更是少之又少。但是，中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任何底线，即使当汉奸也无妨。
第二，在中华民国军民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地与日军殊死战斗时，中共却通过潘汉年、袁殊等高级特工，与侵华日军勾结，将日本在上海的情报机关——岩井公馆，变成中共与日本联手的重要渠道。
第三，中共当政后不久，便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将当年按照中共最高层指令，与日本勾结的中共高级特工，关进深牢大狱，让他们当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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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