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11月22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1962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先告发、后揭批、再诬陷，三管齐下，成为毛泽东打倒习仲勋的“炮筒子”。但到了文化大革命，阎红彦成为挨整对象，最后自杀身亡。他是“文革”中唯一一个“自杀”的中共上将，也是第一个“自杀”的省委书记。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回顾这件往事。
接一通电话后 阎红彦自杀
据中共党史记录，1967年1月8日凌晨1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给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打电话，要他接受造反派的批斗。陈伯达说：“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过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激动地回答说，“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云南造反派已多次批斗过阎红彦，并且抄了他的家。就在四天前的1967年1月4日，造反派头子要求阎红彦参加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的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但阎红彦没去。
为保护阎红彦，那天下午，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把阎红彦秘密送到昆明市一个军事基地——小麦峪，让他在那里暂避风头。
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就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之后，陈伯达就拨通了阎红彦的电话。俩人通话时发生激烈争吵，而且除了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毛泽东妻子江青也在电话里指责他。
这让阎红彦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放下电话后，他走到隔壁房间，对云南省长周兴说：“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
当晚，阎红彦服下几十片安眠药。第二天早上，秘书叫他起床时，发现他已经死了。
陈伯达、江青为什么要逼死阎红彦？他们是代表谁的？
阎红彦早年两次得罪毛泽东
1958年，毛泽东树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云南紧跟毛的战略部署，搞了不少极左的东西，结果饿死很多人，13万多边民纷纷越境外逃。中共党史中说，1961年5月10日，阎红彦根据自己的调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毛提倡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表达了不同意见。毛表面上批示“此信写得很好”，并发文要各地“参考”。但是，毛暗暗记下了这件事。
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且决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全国农村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然而，阎红彦认为，云南没有像其它地方那样刮单干风，也不存在生产、生活和市场混乱问题，因此不需要提“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2年12月21日，云南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的“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文件发出后，很快就受到中共西南局和中共中央追查。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就这个文件点名批评阎红彦。阎红彦不得不作检讨。
新帐旧帐一起算 阎红彦文革挨批斗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在中央，刘少奇、邓小平被当成党内头号、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在云南，阎红彦就被当成刘、邓的代理人，新帐旧帐一起算。据《阎红彦的最后岁月》一文，1966年10月，阎红彦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有人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作为邓小平的老部下，阎红彦站出来反驳，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很快把他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
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指责“昆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
在江青煽风点火下，昆明造反派像打了鸡血一样，热血沸腾，他们呼啦啦占领了省委大院，一次又一次批斗阎红彦。当年阎红彦反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信、要求云南不要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件等，都被翻出来，成为他反党、反毛的重要证据。批斗有时从早晨8点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他不能吃一点东西，喝一口水。
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将阎红彦藏起来之后，造反派到处找，甚至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枪毙。”
1967年1月7日晚，秦基伟说好到小麦峪看望阎红彦，但到晚8点左右，秦基伟托秘书捎去一个纸条，说：情况有变化，我不能来了，我的处境很不安全。
秦基伟的秘书向阎红彦汇报了昆明军区大院被冲击后的一些情况；接着，阎红彦的秘书王银山报告说，叶剑英元帅从北京来电话，问他：“阎红彦现在什么地方？安不安全？”王银山回答说：“电话不保密，不好告诉你。”叶剑英又问：“他身边都有些什么人？”王银山回答：“秘书、夫人、司机、警卫员都在。”叶剑英说：“要说服造反派，不能抄阎红彦的家。”王银山说：“家已被抄了。”叶剑英叹了一口气，挂断了电话。
阎红彦听完这些，站起身，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说：“叶帅也管不住了。”
当晚1点，阎红彦又接到陈伯达的电话，他绝望至极，只好一了百了。
1967年1月14日，中共总理周恩来主持召开各大区和省委书记会议时，称阎红彦的死是“叛党自杀”。
阎红彦揭发高岗
很多人都说，中共是一部“绞肉机”，只要加入其中，不是你害人，就是人害你。阎红彦被活活整死了，他是无辜的吗？并不是。他也整过别人。
阎红彦和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都是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不足8千人。正因为有了陕北根据地，毛才有了一块立足之地。
刘志丹和谢子长在1935年、1936年相继去世后，毛泽东把高岗当成陕北根据地的代表，在大会小会上经常赞扬高岗，还任命高岗为中共西北局书记。
阎红彦长期跟高岗过不去，1934年7月，他被派往苏联，1935年12月回到陕北，对高岗被重用很不以为然。在阎红彦看来，只有已死的谢子长和他本人，才是陕北根据地的代表。所以，他多次想把高岗拉下马。
据《阎红彦的云南文革：从管涌到溃堤》一文，1942年，中共开展延安整风时，阎红彦开始揭发高岗，说他在一次战斗中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但毛泽东不相信阎红彦的话，对他很冷淡，也不重用他。
1945年7月，在中共召开的解决西北历史问题会议上，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后来，高岗继续被重用，一度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而阎红彦直到1959年，才成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阎红彦是打倒习仲勋的急先锋
阎红彦对陕北根据地的另一个创建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心存妒嫉，也找机会向习仲勋发难。1962年，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从此挨整长达16年，这与阎红彦有直接关系。据《小说<刘志丹>冤案始末》一文，1962年7月，阎红彦从云南到北戴河开会期间，收到小说《刘志丹》送审稿，他在简单看了看之后，就认为有问题，写信给作者李建彤，阻止出版。李建彤没理会，之后，小说在《工人日报》等报刊上连载。
阎红彦在8月中旬看到后，立刻向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作报告告发。
9月8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上，阎红彦在西南组发言时，首先提出小说问题。他揭批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藉机出来闹“翻案”，小说《刘志丹》就是在习仲勋主持下完成的，目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宣传高岗。
阎红彦还诬陷说，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
阎红彦的接连发难，得到康生的附和。在毛泽东讲话时，康生写了一个字条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阎红彦、康生的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在毛的主持下，习仲勋等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
习仲勋被打倒后，受株连迫害的干部、群众达6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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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