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汪洋在中共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这是他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最后一次发言。
汪洋在报告中称，过去五年“极不平凡”，中国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应以“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谨守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云云。
与汪洋同时告别政坛的还有李克强。相比较而言，舆论最近对李的关注和议论明显多于汪。这固然是因为李是总理，位置比汪洋更重要，也更引人注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李在总理任上与习一直磕磕碰碰，时不时要戳下他的蹩脚，卸任前更是多次喊话，舆论感兴趣的看点在他身上自然更多。而汪洋的政协主席只是个虚职，在这个位置上他与习近平也一直相安无事。
但其实，汪洋的官场命运很值的人们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中共改革开放从兴起到兴盛直至衰落和结束的一个缩影。
虽然李汪都是团派，都主张改革开放，但李克强是从北大校门走出来的，毕业后直接就到团中央工作，因为受到胡锦涛的提拔和重用，后由京官外放当省官，最后又回到北京，进入中共最高层。他的仕途可以说走的是一条“上层路线”。
与李克强不同，汪洋没上过大学，是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
1979年，文革后青黄不接的中共大批提拔年轻干部接班，时为基层官员的汪洋正巧搭上了这班快车。此后，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常有大胆构想的他，在体制内很快就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1982年，汪洋才26岁就当上了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28岁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33岁任安徽省铜陵市市长。
汪洋的早期仕途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敢闯，勇于改革——不是小改，是大刀阔斧的改。
1988年，33岁的汪洋担任安徽铜陵市市长，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市长。在铜陵4年，汪洋率先“破三铁”：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对当地旧体制动刀。
1991年，汪洋在当地报纸发长文《醒来，铜陵！》，提示“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呼吁解放思想，破除姓“资”姓“社”的藩篱。汪洋铜陵的做法也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人民日报》也发文赞扬“铜陵改革”。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途经安徽蚌埠，专门在迎宾馆召见了汪洋。据说邓对汪的改革劲头十分欣赏，认为他是个人才。加上汪一副娃娃脸，邓戏称他为“娃娃市长”。次年，38岁的汪洋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据传汪洋被邓小平“托孤”于胡锦涛。汪洋的仕途从此进入快车道。
汪洋在仕途的每一站，似乎都有不合乎中共官场惯例的“出格”之举。
他在重庆首开先例，让读者“到二版找汪洋”，改变媒体对领导独占头版头条的报导方式。他不封锁媒体不“硬来”，和平解决重庆“最牛钉子户”的做法曾轰动一时。
主政广东后，汪洋发起了新一轮的“解放思想”，他摆脱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提出推动产业和劳动力转型的“腾笼换鸟”策略。
经济转型的同时，他还撤换了大批江派贪腐高官，先后查办了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许宗衡等，引起广东官场大震动，令江泽民恼怒。
他倡导的“腾笼换鸟”的广东模式和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争锋相对，在当时胡温的支持下压制了薄的气焰。最有名的汪薄之争是“蛋糕论”，唱红的薄熙来宣扬所谓均贫富的平分蛋糕，主张自由经济的汪洋则号召先把蛋糕做大。
在对“乌坎事件”的处理上，汪洋不但避用暴力，还让乌坎村民自选村领导，赢得了国内外媒体的普遍赞许。
汪洋还放宽了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催生了一大批地方性的民间社团。他甚至还试点性推出触动中共各级官吏敏感神经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格外令人瞩目的是，汪洋在2012年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上做工作报告时居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若此，便可增进社会幸福。”
这句“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经记者上网后迅速广传，不足一天，已被报道或转发六万多次。
中共建政后一直用“党和政府给人民带来幸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人民进行宣传洗脑，汪洋的言论一举打破了当局的宣传主旋律，等于公开扔了一颗惊爆弹，可以说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位中共高官有过类似言论，由此不难想见它对中共官场和整个社会的震动之大。
虽然汪洋和李克强时下通常都被看做党内改革派，但按我的理解，汪在思想上其实比李走的更远，他承袭的与其说是邓小平的思想，不如说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思想；与其说他是改革派，不如说是自由派更准确。
十八大前，汪洋一度被视为“入常”的热门人选，但据传因遭江派势力狙击，最后被张高丽取代，十八大后只升任了排名第三的副总理。
十八大是一个转折点，不仅是中国社会的转折点，也是汪洋个人命运的转折点。
十八大后，习近平和中共明显向左转，延续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这段时期，汪洋的官虽然比以前越做越大，由副总理而常委、政协主席，但无论是在副总理的位置上，还是在常委和政协主席的位置上，汪洋彷彿都变了一个人，那个思想敏锐，勇于改革的汪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毫无锋芒循规蹈矩无所作为的汪洋，昔日的改革闯将如今完全成了习近平的办事员和政治花瓶。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由昔日的改革闯将到今天的政治花瓶，不是因为汪洋变了，是因为时势变了——中共已由昨天的自救不可逆转的迈向了自毁。试想，在这种情势下，汪洋这种锐意改革，甚至有志于对中共体制动手术的人，还可能再有可以施展自己身手的舞台吗？为了自保他只能收起锋芒，放低身段，甘当习近平的办事员和政治花瓶，否则必定会被踢出局。胡耀邦赵紫阳就是先例。
有位评家说的好：“不知不觉中，汪洋在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和僵化的极权体制面前已然自顾不暇，方向不明。他已经很长时间不敢有异声。他曾经豪言要‘杀出一条血路’通向的彼岸也渐行渐远没了踪影。”
我曾经想，如果让汪洋当中共总书记，他可能会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结果最终他不但没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反而沦为了可悲的政治花瓶。
从改革闯将到政治花瓶，汪洋的命运沉浮再次证明，只要中共的体制不变，任何党内的改革家、自由派下场都不会好，胡耀邦赵紫阳如此，李克强汪洋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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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