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着名青年作家，后因直言无忌反右期间被打成右派，并被发配到团河农场劳改。
文革中，因为从维熙出身地主家庭，自己又是正在劳改的右派，母亲和儿子也受到牵连。
终于盼到的一个休息日，从维熙决定从团河农场回城探个虚实。他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母亲的情况。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轻的声音对从维熙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再回也不迟。你妈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她，她精神还不错。”“抄家了吗？”“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东西了。”
从维熙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他沿着小胡同转了很久，待天大黑以后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从维熙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他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垂挂母亲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从维熙心痛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从维熙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拨开他的手说：“不行！不行！” 从维熙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从维熙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他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从维熙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他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他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就放心吧。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从维熙才发现，儿子不在屋里。母亲告诉他，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所以运动一来，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去了。母亲能如此从容而清醒地面对乱世，使从维熙有些吃惊。从维熙四岁丧父，母亲与他相依为命。上中学时，有一段时光是母亲靠当保姆的收入来供他上学。可以说，她从年轻时就受着生活的煎熬。1955年从维熙才从河北老家把她接到北京，没过上两天好日子，反右就开始了。他和妻子双双被送往劳改队，家中扔下了不满一岁的孩子。到1966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7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从维熙呆呆地望着苦命的母亲，泪水立刻盈满眼眶。他真想把她颈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他只好安慰她：“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
“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从维熙的双眼，似乎是想从他的回答中判断他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 从维熙继续宽慰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从维熙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块木牌，他硬是给她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 从维熙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总不会送我回乡吧？“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众怎么办？他姥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吗！”
“走一步说一步吧。” 从维熙满腹愁肠地对她说：“实在不行，跟着我去劳改。”“那可不行，他还是个小娃儿。” 从维熙说：“在茶淀有个带着儿女进来的，还是个北大的助教。”“宁可我带着他去要饭，也不能让他去你们那儿。”母亲的口气非常坚决：“你们俩就这么一个孩子，到里边学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让他成人。”直到凌晨3点，从维熙和母亲的主要话题，就是一旦发生什么不测，儿子小众的去向问题。其间，母亲不断打开手电筒看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周围四邻。
大约到了4点钟，母亲催从维熙立刻回场。在穿过南长街的时候，从维熙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势，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那被打的老太大，此时如同一只死狗，看不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呼吸。从维熙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大，可是却比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其中一个，竟然跳到那老太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的，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资本家！”
从维熙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条，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他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从维熙想得很多很多。“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呢？按年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那么她怎么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记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可是希特勒掀起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人性中恶的潜能，便被发挥到极致和畸形的地步。
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是不是就像那些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从维熙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幕时感叹道。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