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至12日，习近平先后在雄安新区、沧州、石家庄等地考察，最后在石家庄召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期间，李强、丁薛祥两度被召参加考察或座谈，蔡奇则一直陪同，中共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明显变得更低微。这次精心安排的政治活动，应该是习近平正式接管经济的一大信号。中共国务院被彻底降格，明知雄安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并非经济良方，也只能附和。
故意凸显“领袖”的政治秀
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座谈会，李强、蔡奇、丁薛祥陪同。中共总书记、总理、副总理一同考察地方，打破了中共高层的惯例，四个中共政治局常委亮相实属罕见。蔡奇接手中办主任后，一直跟在习近平身边，属于常规做法。李强、蔡奇、丁薛祥都是习近平一再破格提拔上来的，给习近平当跟班应该不稀奇，如果再加上一个陈希，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习家军就凑齐了。
5月12日，习近平在石家庄召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李强、丁薛祥又被叫到石家庄，这就不是一般的安排，而是故意特殊的安排了。
中共高层考察地方，最后会听取地方官员汇报，再发出一通指示。习近平此番考察河北，最后听取河北省官员汇报，然后做指示，也算正常；但最后开的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河北省实际是配角，北京、天津应该是主导。结果，李强、丁薛祥被召到石家庄，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也跑到石家庄发言，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却因故不能参加。
这次“京津冀”座谈会，应该可以等习近平回到北京再开，各方都比较方便，北京实际是最大的牵头者；四名政治局常委也没有必要同时离京、齐聚石家庄，显得那么突兀。然而，所有人的行程都必须跟着习近平转，这大概是有意为之，显示如今习近平是大权在握的“领袖”，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被显着压低。
李克强在任时，此类情况从未发生过。李克强时常独自考察地方，最后召集临近省份官员座谈；不管各地官员听不听，李克强总还有党内二号人物、国务院总理的架子，没人敢怠慢。
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今非昔比，其他六人与习近平的差距被明显拉大，都只能听习近平训话，轻易不能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政治局常委的地位看上去更接近其他政治局委员了。蔡奇以政治局常委身份接掌中办主任，已经透露了不一般；此次李强、丁薛祥又扮演了招之即来的角色；王沪宁、赵乐际至少在表面上也要表现顺从。
这场精心安排的考察、座谈政治秀，不但要凸显习近平的“领袖”，还应该是习近平接管经济的一大信号。
经济主导权易手
李强上任后，3月14日主持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大幅修改了《国务院工作规则》，交出了重大事项的决策权。李强知道自己的总理位置是怎么得到的，也清楚自己的位置，尽量保持着对习近平的恭顺，极力避免出现李克强在任时的不同调。李强小心翼翼，但还是难免出纰漏。5月5日，习近平主持中共财经会议，党媒报导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但同时又要求“低端产业”不能“简单退出”。李强当天主持国务院会议，却部署“中高端”产业升级，没想到撞车了。
“中高端”产业升级一直是“习思想”的内容，李强当然要紧跟；但谁料习近平讲话忽然又冒出了“低端产业”不能“简单退出”。
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北省雄安新区考察，要求“把昝岗片区建设成为高端高新产业集聚区，让各方来客一到雄安，就能感受到雄安新区扑面而来的现代化新气象。”
李强部署“中高端”产业升级实际不算错，还应该称“高端高新”；但“低端产业”不能“简单退出”却是真正的现实。李强、丁薛祥都是国务院的新手，恐怕还不知道如何有效开展工作，没有习近平的指令，他们也不敢随便表态；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人员调整正在进行，现在也只能继续跟着喊口号。
5月12日，习近平在石家庄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提出“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这应该是习近平的最新指令，李强、丁薛祥当然要赶来参加，然后抓紧执行。
3月27日，中共纪委宣布巡视30家中管企业，还有5家中管金融企业巡视“回头看”。这实际是中共中央准备接管大型国有企业的步骤，首当其冲的是企业高管的清洗，目前公开落马的原任和现任官员已至少10人。
4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考察广东，新华社的报导称，既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又要“走自力更生之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
4月15日，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的文章《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再度定调“内循环”，承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布局”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4月21日，习近平主持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议，再次透露了中共严控国企和私企的强烈信号；会议仍然号称“改革”，但准备重拾计划经济模式。
5月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财经委员会是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
5月12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应该释放了习近平接管经济的最强烈信号，李强等人只能俯首帖耳。
雄安烂尾工程还要继续？
5月10日，习近平考察雄安并主持座谈会，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雄安新区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明显”；“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堪称奇迹”；“党中央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雄安烂尾工程已经多年，饱受外界诟病；但这是习近平亲自主抓的项目，无论如何都不能否定。此次重新定调，被外界视为中共高层对各种质疑的回应。
2014年，习近平确定“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国家重要战略；2015年，习近平主持审议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考虑在河北合适的地方进行规划，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化新城”。2016年，习近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命名“雄安新区”。2017年，习近平前往河北省安新县调研，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并称之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2017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2018年韩正接任。
雄安新区在保定市东侧，规划范围包括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约1770平方公里。中共媒体宣传称，“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雄安”。
然而，一些专家对此提出质疑。2017年，中国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表示，新区所在的白洋淀流域不仅水资源严重短缺，而且入淀河流的水污染非常严重；雄安新区的大气环境污染也十分严重，环境问题是雄安新区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2018年，参与雄安新区规划设计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表示，雄安新区选址有很多不利条件，不在已有的国家级大型交通网络的节点上，而且地势低洼，比常年洪水位低8到9米，需要大量的工程处理，白洋淀的水质是劣五类和劣四类，需要提升净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理学家陆大道撰文表示，雄安新区选址不符合中国经济要素“自西向东”的宏观流向，难以吸引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要素集聚，北京经济要素和技术创新要素迁到雄安的趋势不明显。
新加坡规划师刘太格认为，雄安新区人口规模至少要达到1500万，目前规划500万人口显得不足。雄安毗邻的北京、天津人口规模庞大，雄安要具备足够的人口规模才有竞争力。
专家们不幸言中，与河北相关的很多股票曾一路暴涨，后来又大跌；当地房价也曾持续飙升，但雄安新建的房屋空置率高，被外界称为新的鬼城。在中共强制之下，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雄安注册，建设总部大楼；不少北京大专院校被要求部分迁往雄安，还包括一些中小学。铁路、公路也要修到雄安，包括机场连接和城内交通线， 大量无效投资再度产生。
5月12日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使命任务和原则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保持历史耐心”。
中共高层明知雄安新区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不能自我否定；仍然强调“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既不能心浮气躁，也不能等靠要”。
雄安新区建设全靠中央资金扶持，实际只能“等靠要”。李强赶紧表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要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习近平的重要指示，“不等不拖、紧张快干”。丁薛祥也同样附和。
结语
无论雄安新区或所谓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实际都不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药方。中共可以再次以高投入、低产出甚至无产出的模式，打造一座光鲜亮丽的新城市，但实现不了“中国式现代化”。这种拉郎配式的经济模式，更多属于计划经济的产物，实际违背了市场运作的规律，中国各地所谓开发区建设，已经屡次被证明了失败。如果没有外资、技术的持续进入，没有国际订单，这些新区注定烂尾；所谓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都将是空谈。
习近平正式接管经济，李强等人都是新手，只能当跟班、听命，但并非所有人都真正信服。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之时，中共的新一轮折腾无法走出泥潭，却只会陷得更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