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死人的严重事实，环江县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但在当时狂热的背景下，抗争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屡遭无情的迫害。
1959年3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在刚出现饥荒时，就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木薯在环江来说约在1940年引进的，至1954年王定号召推广作养猪的饲料，自古以来人民是没有吃过的，……洪华看待环江人民（连）鸡狗也不如，……现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薯，吃的木薯还压迫群众讲每天吃两饭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汤，……请（问）洪华书记，三菜一汤在哪里。请上级党委深入农村调查。”
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定公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谭的笔迹，便下令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斗争，并在全县轮流批斗。谭后来被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1959年3月，谭绍儒又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写道：“在我们环江县委直接领导下，在实践中，有些是与中央提的不相称的，请派员下来深入调查，针对问题纠正。”“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粮食是怎样得来的呢，县委领导把那块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勾头谷粒已黄近收时，把禾株全部拔出来云集在那块田里（发动整个的群众来搞），这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这样做我认为十三万斤太多（少）了，那块田可堆百多万斤谷子呀”。这封信也成为谭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证。
为了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曾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1959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洪华则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1959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边也无人掩埋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扣以“对党不满，是反领导”的罪名，于当年10月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反覆批斗，每天罚捡三担牛粪。
1960年1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死人现象严重，回来后与医院院长谈论。院长向洪华汇报此事，洪华听后气愤地说：“莫仁忠反映社员没饭吃，病人死得多，真是岂有此理！这个人一向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莫在反右倾中给戴了顶“右倾分子”的帽子。
有些环江籍部队战士回家探亲，见饿死家人，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后来，自治区还是觉察出环江县大量死人的现象。1960年3月，区党委、地委检查团的一个组来环江县实地调查。
洪华等人如临大敌，想方设法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组织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共青团区委干部李月清带调查组来到环江后，发现死人严重，想把死人情况向上级反映，电话无法挂通，拍电报电报稿还没发出去，便被扣压下来交到了洪华手中。
洪华指责检查组是“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人年轻无知，生活在城市里很少下乡，下来后专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还指责检查组不向县委汇报就直接报自治区党委；强迫检查组在上报材料中把死人的数字一再改小，死人的原因说成是传染病引起的。改成这样后，才允许向区党委汇报。
在对待敢于向检查组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洪华等人的态度也很恶劣。腰间常挂有手枪的县委副书记韦某曾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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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