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做好事成催命符 监察部长魔幻人生

1973年7月26日深夜,中共第一任监察部长钱瑛,在病痛和冤屈中凄惨离世。此时,她头上还扣着“叛徒”“特务”的大帽子;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还在经历“文革”浩劫,到处豺狼当道。
钱瑛当初走上“革命”道路时,憧憬着中共许诺的“新中国”,但那些“富强、民主、文明”的口号,在现实中越来越遥不可及。这是为什么呢?或许,钱瑛至死都没有明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今天,我们根据钱瑛的传记及相关资料,谈一谈她的悲剧人生。

刘少奇的人?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中共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之后,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批倒批臭,最后被迫害致死。
刘少奇一倒台,钱瑛的厄运开启了,她被认为是刘少奇的人马。为什么呢?
钱瑛1927年加入中共,1928年7月到上海,被分配到中共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工作,总工会常委刘少奇是她的领导。
1929年,钱瑛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先后在湖北、江西、广东、上海、江苏、四川等地,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而刘少奇长期领导中共地下党,被认为是地下党的总代表。
1949年中共建政后,刘少奇是分管纪检监察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钱瑛呢,1954年9月被任命为中共第一任监察部部长,1955年3月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长期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又成了刘少奇的部下。
两人的工作关系,想撇也撇不清。
刘少奇被打倒后,中央监察委员会被批判成“长期以来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所把持,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工具”,中监委17名常委,除书记董必武外全部被整,包括钱瑛。

得罪江青

在那个时候,很多自身处境凶险的人都忍气吞声、缩着头过日子。但钱瑛还敢出声,这让她又得罪了毛泽东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
1967年1月,毛泽东发动“夺权运动”,要在全国各地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江青是“夺权运动”的重要操盘手。
在四川,江青专门找到几个被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党籍的人,去夺四川省委的权。其中一个叫刘结挺,一个叫张西挺。两年前的1965年2月,这两个人因严重违法乱纪,被中监委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到了“文革”,刘结挺、张西挺先是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状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后还跑到北京,要求翻案,得到江青力挺。
江青让中监委给刘结挺、张西挺“平反”,钱瑛不同意,坚持说中监委的处理是正确的。江青非常生气,骂道:“什么检查、监察,竟敢搞到老子头上来了。”
在江青的主导下,中央文革小组以中共中央名义强行给刘、张平反,并派他们回四川夺权。同时,江青鼓动北京大学“东方红战斗团”到中监委,贴出大字报《钱瑛――刘少奇的马前卒》,诬蔑钱瑛是“叛徒”“特务”等。
从1967年起,中央文革小组对钱瑛实行“隔离审查”,次年升级为“监护审查”,把她关押在北京卫戍区的一所军营里,长达5年多。
不过,得罪江青还不是钱瑛被加重迫害的全部原因。钱瑛做过三件事,一直被人称道,但在那时却成了她的罪状。

救600名右派 竟成罪状

第一件事,1960年冬,钱瑛到甘肃省调研时,解救了在夹边沟被饿得奄奄一息的约600名右派。
这些右派是1957年“反右”运动时被打倒的,他们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分子。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说要“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是全国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现象,其中甘肃省饿死140多万人。夹边沟劳改农场,就位于甘肃省张掖地区的沙漠边缘。
钱瑛发现这个劳改农场的右派,纯属偶然。
一天,天上飘着雪花,钱瑛的司机开着车在沙漠里跑,跑着跑着迷路了。不久,他们发现一条沟里飘出轻烟,就朝有烟的地方开去。到沟边一看,沟坎下面横七竖八足有二三百具尸体。钱瑛的警卫员就在沟坎上大声喊:“你们这里是什么单位?怎么这么多死人?”近处有个人说:“我不知道,你问场长去。”
当钱瑛一行继续往沟里走时,农场哨兵大声叫喊:“不能下去!”听到叫喊声的右派司继才和官锦文,赶快走出来,发现农场管教人员刘振玉正朝钱瑛那边走,一边走,一边吆喝着说:“把这些人给我抓起来。”
钱瑛的警卫员拔出枪,对着刘振玉说:“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钱瑛。”刘振玉一听吓坏了,刚才还趾高气扬的样子,马上变成低眉顺眼。
官锦文立马大声喊:“钱大姐,快救我呀,快救我呀!”钱瑛问明官锦文的情况后,让他带路到各个洞穴和地窝子里查看,发现那里还躺着不少命悬一线的人。
钱瑛问刘振玉:“还有多少人?”刘振玉说:“五六百人吧。”钱瑛立即打电话给酒泉地区负责人,让他们把那里的公交车全部调过来,并宣布第二天就全部放人,赶快救人救命。
在大饥荒中,钱瑛动恻隐之心,救了600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到了“文革”,这自然成了她的“罪证”。
钱瑛做的另外两件事,是扳倒曾希圣、平反张恺帆。

扳倒曾希圣 平反张恺帆

曾希圣曾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同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他能揽权,原因就在于紧跟毛泽东的极左政策跑。
1957年“反右”运动时,曾希圣在安徽省划了3万多个右派。1958年“大跃进”运动,他在安徽大搞强迫命令,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安徽饿死500多万人。
当时,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对曾希圣的极左做法提了一点不同意见,曾希圣就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毛听后说:“看来李世农是个坏人。”有了毛的这句话,曾希圣回到安徽,立即把李世农等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株连省(部)级官员33人,厅(局)级官员77人,政法系统被批判处理的官员3000多人。
安徽另一个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也和曾希圣不一样。他主张开仓赈济饥民,解散集体食堂,把刮“共产风”时没收农民的房屋和自留地还给农民,开放市场。结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为“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
这可了不得了。庐山会议还没有结束,曾希圣就派安徽省长黄岩立即赶回安徽,组织批斗张恺帆。
1959年9月9日,安徽省委作出《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把张恺帆和支持他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等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恺帆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批斗51天,关押200多天,押送淮北某矿监督劳动。他的妻子史迈也受到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
张恺帆6名亲人被迫害致死,包括他的二弟、堂兄、堂弟等。后来平反时统计:仅当地一个无为县,因张恺帆事件受株连,被批斗、处理的县、社、队党员、干部和群众,就有2万8000多人。
钱瑛通过群众来信、来访等多种渠道,了解到安徽问题严重。她几次派人去调查,将安徽的情况汇报给刘少奇等,并在1962年初召开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陪同刘少奇到安徽组,帮助安徽官员解除顾虑,检举曾希圣的问题。
曾希圣因此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
七千人大会后,钱瑛又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协助安徽省委甄别冤假错案,为李世农、张恺帆平反,还平反了一万多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官员。
可想而知,钱瑛协助刘少奇,“扳倒”毛泽东赏识的曾希圣,平反毛点名批判的张恺帆等,这两件事到“文革”又成了她的“罪状”。

遭康生报复

除此之外,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也早就对钱瑛怀恨在心。
康生在中共党内是有名的迫害狂,他倚仗毛的权威,作恶多端。陈云说过“康生是鬼不是人”,还有人称他“阎罗王”。
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等人发起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把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地下党说成是“红旗党”,说这些人打着共产党的旗帜,干着维护国民党的事情。钱瑛驳斥了“红旗党”的说法,保护了很多被怀疑的党员。康生一直记着这件事,“文革”来了,他算帐的时候也到了。

钱瑛被迫害致死

审查期间,钱瑛曾以死抗争,却被说成企图“畏罪服毒自杀,是一种反革命行为”。
1972年4月,她确诊肺癌,被专案组安排到北京日坛医院“监护治疗”,仍受到严密监视。她被隔离在医院顶楼10平方米的病房里,窗户被钉死,6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昼夜轮流看守,不准任何人去探望。
1972年11月29日,钱瑛病情稍有好转就被强制出院,押回原监管地点继续审查。但毕竟她是重症病人,因为得不到起码的治疗,加上令人窒息的高压环境,她的病情急剧恶化,1973年5月2日再次被送到日坛医院时,已处于半昏迷状态。
1973年7月26日深夜,钱瑛去世。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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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