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自掏子弹钱 陆洪恩遭枪决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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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是“文革”被公开枪决的第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遇难第二天,中共公安找到他的妻子说:“你要交2角钱,这是处决他的子弹费!”
之后,没人敢去为陆洪恩收殓。在多年后补办的追悼会上,陆洪恩的儿子陆于为泣不成声,抱着的骨灰盒里,只放着一截指挥棒。
陆洪恩为什么遭此厄运?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说这段尘封的故事。

打油诗埋祸根

陆洪恩1919年出生于天主教徒家庭,少时入读法国人开办的徐汇公学,1937年考进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后进入上海交响乐团。
据他的表妻舅江涛在回忆文《指挥家陆洪恩的一生》中说,陆洪恩性格直爽开朗,从不隐讳自己的真实观点,加上才思敏捷,常常计上心来,便脱口而出。这样的性格,在中共统治下显得太缺乏“政治头脑”,“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他就留下了一些“辫子”。
1948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开拍《武训传》,说的是清朝光绪年间,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制作过程中,陆洪恩和乐团的另一位作曲家、指挥家黄贻钧都参加了影片的配音工作,以黄贻钧为主。
1951年初《武训传》上映,受到各界广泛好评,全国文艺界还出现了一股“武训热”。谁料到那年5月,毛泽东突然开始批判《武训传》,给影片扣上“改良主义”“狂热宣传封建文化”等帽子。除了影片被禁止上映,导演、演员等40多名剧组人员都倍受打击,主要参与配音的黄贻钧也大受批判。
陆洪恩十分懊恼,他写了一首宜用上海话念的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弄到结果,大出毛病。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轰动,骂我山门。我在阴曹,也受批判。活鬼闯祸,带累死人。下次创作,千万小心。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结果,这首打油诗给陆洪恩埋下祸根,后来被官方定性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

专业建议成罪证

1957年反右整风至1963年间,黄贻钧和陆洪恩都主张“指挥负责制”“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
陆洪恩提出:“乐团每天5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
本是想提高乐团的演奏水平和效率,但陆洪恩的建议后来被认为是“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1962年,上海交响乐团学习讨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陆洪恩直言:“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
这些符合事实逻辑的话,后来又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

“反革命”的1598号

1964年,陆洪恩被确诊患轻度精神分裂症,他仍然可以工作,只要坚持治疗就能康复。但1965年11月和1966年5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评“三家村”》,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事情开始朝坏的方向发展。
在交响乐团的一次小组学习讨论会上,陆洪恩直言不讳地说:“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退田减徭役、治吴淞江,这些都是事实,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这也是事实。”“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岳飞、文天祥等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1966年5月28日,乐团继续讨论《评“三家村”》。去参加会议前,陆洪恩的妻儿叮嘱他不要再发言,陆洪恩答应了。
谁知当天会议刚开始,就有人批判他是“修正主义”。陆洪恩大概精神受到了刺激,他大声反驳说:“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你们说我是修正主义,如果这也算修正主义,那我就喊‘修正主义万岁!’”
大家都惊呆了,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瞬间,一群人七手八脚,一拥而上。他被打得头破血流,并被扭送到公安局。
在被拘留一年后,陆洪恩转为被逮捕,在看守所里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1598。
1967年1月,48岁的陆洪恩在监狱里结识了19岁的政治犯刘文忠。当年,刘文忠因帮助哥哥刘文辉复写反对“文革”的信件而被捕。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一位音乐家成为忘年知己。
刘文忠后来在回忆录《风雨人生路》中描述:“可怜的陆洪恩老师,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有一次,陆洪恩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被逼交代攻击江青“革命样板戏”的罪行。
他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这番话又招致一顿毒打。
刘文忠写道:“造反派们叫嚣:‘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他的嘴唇!当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脑袋被打得红肿起来,嘴唇被撕裂开,晚饭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
两年的囚禁、毒打、侮辱,年富力强的陆洪恩很快变成了衰弱老翁:他身体瘦削佝偻,头发变白脱落,脸色枯黄,目光浑浊。

痛骂文革“不自由,毋宁死”

选择生死的这一天到了。
据《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记录,1968年4月20日,陆洪恩同监房的14个在押人员被叫到训导室坐在地上。桌子后面坐着训导员、审讯员和另一个上面派来的人。
训导员数落陆洪恩说:“公然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同志,罪大恶极,死有馀辜!”审讯员恶狠狠地问:“1598,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个态!”
短暂的沉默过后,陆洪恩突然打起了精神,他大声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自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接着说:“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
陆洪恩的这番演讲,让三个审讯人员吃惊得说不出话来,等回过神,有人猛拍桌子破口大骂:“你死到临头了!”
1968年4月27日,在林昭被杀害的前两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公判大会。
当时的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了现场转播。镜头中,一位被五花大绑、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步履蹒跚、俨如古稀老头的人物被推到了人们面前。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那位风度翩翩、在谱架前动作潇洒、乐思敏捷、年仅49岁的陆洪恩吗?
在这个一无检察院、二无法官、三无辩护律师的“万人公判大会”上,陆洪恩和其他几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处死刑,随即被押赴刑场处决。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在《陆洪恩之死》一文说,“这不是一个‘判决’的程序,而是要公众接受这个‘判决’以及其中包涵的信号的方式。一万人参加这个‘公判大会’,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判决有参与决定权,而是去表示拥护这个判决,去接受这种残酷的‘专政’。”
1979年,经过陆洪恩妻弟胡国定的多方再三申诉,陆洪恩冤案终于平反,他儿子陆于为也才得以回到上海。
同年9月26日,陆于为捧着仅仅存有一截指挥棒的骨灰盒,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他泪流满面,眼前浮现的是13年前的情景:1966年5月28日,早晨的天空浮动着阴霾,正在读初三的他轻声说:“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的发言,你不要讲话了……”陆洪恩轻抚着儿子的头说:“放心吧,于为,爸爸明白。”陆于为目送父亲缓缓步出家门,而这一去,竟是永别。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