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京律师遭中共非法迫害经历——劳教所篇上

2023年09月04日时政评论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9月04日讯】2010年6月8日上午,我被转送到北京市女子劳教所。
从迫害法轮功起,劳教所积累了很多经验,警察们在每一个细节上费尽心机,体罚、熬鹰、超负荷劳动、不许眼神交流、不得互相帮助、随时到来的搜监搜身(脱光全部衣服)⋯⋯为了对付法轮功学员,警察最大限度激发人性之恶,连坐、举报之风盛行。家人成为要挟工具,无期限监禁更是普遍现象。
接上文《法轮功学员唱〈为你而来〉狱友一路掌声送别》。

尊严遭践踏与连坐他人

我们被送进劳教所后,首先是体检。同我坐一辆警车来的王大姐,因血压太高而被拒收,我则被留下。一个警察拿着资料,一边看着我,一边与其他警察交头接耳,劳教所警察与拘留所警察交接后,正式“接管”了我们。
我们约有二十多人站成一队,经观察,我发现前后几个人都不是法轮功学员。
为了增加恐怖气氛,警察们开始声嘶力竭地喝斥:“把头低下,看自己的脚尖”“不许抬头”“不许看队长(劳教所警察的称呼)”⋯⋯
大家被这阵势吓着了,纷纷低下头。我静静地站在那里,挺直后背,目视前方。警察一看,暴跳如雷,几个护卫队警察冲过来,有警察手里拎着电棍。
他们使劲儿把我的头按下去,只要一松手,我就抬头看向前方,无视他们的存在,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几次。说实话,我内心有恐惧,太多的法轮功学员被电棍下电击的经历,我是了解的。
也许众目睽睽之下,警察怕事情传出去,就没有用电棍,并放弃逼迫我低头。
随后,我们都被带到四大队,即严管队。
严管队每一天,都充斥着强制、羞辱。因法轮功学员拒绝配合,“连坐”就成为警察对付我们的工具。
比如吃饭,每个监室的人饭前都要立正,唱所谓“改造歌曲”与红歌,然后等警察喊监室号,大家排队出来打饭,再次接受羞辱。这里的监室被冠以“班”的美名。我在第四监室,也就是所谓的四班。
警察喊“四班”时,所有人要声嘶力竭答“到”、“是”,然后才能排队出门,跨过门槛时,每个人都要低头看脚尖,并喊一声“报告”,穿过监室通道,进入所谓“大厅”,离警察一米远时,立正喊“队长好”。警察手里拎着勺子,坐在两个盛饭大桶前。
这时,警察要求每个人都要低头大声自报:“四大队四班劳教人员某某求打饭”,打完饭后,要说“谢队长”。上厕所、洗漱也类似。
我曾拒绝过,不低头,也不喊“报告”,也拒绝说“求”。警察用“连坐”的方式逼迫我,监室里其他11人,因此被罚站、吃不上饭、不能洗漱、上厕所。
每个人都处在巨大的压力与痛苦中,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是无法承受之重。警察的阴险之处还在于,通过连坐的方式,让其他人敌视法轮功学员。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做出选择:继续抵制,让其他人一起被惩罚,并误解法轮功学员;或放弃抵制,承受羞辱。最终,我选择了后者。

阴森氛围与软包监室

劳教所的氛围极为隐秘。走出监室,不许抬头;在监室内,不许看向窗户。除了班长(非法轮功劳教人员)监视着大家外,还有24小时监控,在通道巡查的警察也会随时破门而入。
我想,劳教所营造这种氛围,除了方便掩盖真相外,也让被关押人心里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中,从而增加恐惧感。
从所谓“大厅”进入监室通道时,途径的第一个监室是个软包房间,专门用来迫害不配合的人,基本是法轮功学员。
我曾进去过一次,管班警察与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友。当时,我拒绝配合前面提到的各种羞辱性行为,这位比我年轻不少的校友,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东一句西一句闲扯,让我在闷热中直立两个多小时,直到我左右摇晃,快要晕倒了,才让我离开。
我被转到一大队的几个月后,一个“包夹”告诉我,她在严管队时,有二十多天在这个软包监室中参与看管一位四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4个包夹,两人一组,每组12小时。
中共迫害法轮功过程中,让普教(非法轮功学员的普通劳教人员)寸步不离看着法轮功学员,这些普教被称“包夹”。警察会根据不同学员的抗争情况,教唆“包夹”对付学员。
有的“包夹”为了减刑期,殴打、虐待、举报法轮功学员,但也有很多“包夹”很善良,她们通过观察法轮功学员与警察的言行后,背地里保护我们,我就遇到了好几位这样的“包夹”。
这位“包夹”比我年龄大,对我一直很好。她描述说,当时正值最热的时候,那位学员因不配合,除了深夜被送回监室内睡一小会儿,长时间被关在这个软包监室内。劳教所不放钟表,大家就没办法知道时间,据她判断,可能这位学员最多睡二、三个小时。
警察打学员,将她双手反绑,双腿捆一个高板凳上。她吃点东西就吐,警察把破床单撕成条勒住她的嘴,这样吐出来的东西再生生咽回去。不让她上厕所,大小便都在盆里。屋里臭气熏天,看着她的“包夹”受不了,就把怒气撒在她身上,掐她、打她。
她告诉我,这位学员一周内最少瘦了二十多斤。
比严管队更残忍的是“集训队”,我从不同的“包夹”那里得知,绝食或炼功,或喊“法论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学员,会被关到集训队。集训队都是软包监室,6个“包夹”看着学员,2个一组,互相监督。一般人很难承受住集训队的折磨。

国际人权机构被蒙骗

诺大的劳教所,发生了这么多惨无人道的迫害,外界却很难了解真实情况。
其实,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手段被外网曝光后,有一些国际人权机组织经中共同意后,前往部分劳教所、监狱等地做过“调查”。
不幸的是,这些所谓的“调查”,不仅发现不了真相,甚至还演变为给中共涂脂抹粉。原因很简单,中共能够同意,必然做足了准备。
有警察亲口告诉我,她们是怎么蒙蔽国际机构的。当然,她说这话,并不是透露信息给我,而是试图让我丧失信心,放弃抗争。
我被从严管队转到一大队后,负责所谓“转化”我的一个警察与我是内蒙古“老乡”,她叫孙树银。
当时,人权律师与我丈夫有联系。尽管劳教制度没有法律救济途径,律师无法介入,但大家还是希望提起“复议”,同时在外网曝光消息,让中共感受到压力,从而寻找帮我逃出牢笼的机会。即便出不去,外界的关注,也能最大程度确保我安全。
当时,孙树银在“劝”我放弃提起复议时说,曝光消息没用,国际社会起不了作用。
她举了例子。几年前有一个国际组织来调查,警察用对讲机联系,来回转移还在抗争的法轮功学员。无论国际组织到哪里,都会扑空。
她说,国际组织离开后,上了高速。她们以为没事儿了,人家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再次折回劳教所。
毫无悬念的是,国际组织依然扑了空。孙树银说,大门口警察马上用对讲机通知到所有的警察,整个劳教所立刻开始大挪移。
类似经历,我也有过。在被关“小号”期间,只要有参观团或所谓检查团,我就被孙树银带离一大队。
当然,她不会告诉我真相,总是装出一副关心我的样子:“小号”关久了,要带我出去透透气,走走路。事后,“包夹”会悄悄告诉我,有外面的人来了。
(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