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9月04日讯】2010年6月8日上午，我被转送到北京市女子劳教所。
从迫害法轮功起，劳教所积累了很多经验，警察们在每一个细节上费尽心机，体罚、熬鹰、超负荷劳动、不许眼神交流、不得互相帮助、随时到来的搜监搜身（脱光全部衣服）⋯⋯为了对付法轮功学员，警察最大限度激发人性之恶，连坐、举报之风盛行。家人成为要挟工具，无期限监禁更是普遍现象。
接上文《法轮功学员唱〈为你而来〉狱友一路掌声送别》。
尊严遭践踏与连坐他人
我们被送进劳教所后，首先是体检。同我坐一辆警车来的王大姐，因血压太高而被拒收，我则被留下。一个警察拿着资料，一边看着我，一边与其他警察交头接耳，劳教所警察与拘留所警察交接后，正式“接管”了我们。我们约有二十多人站成一队，经观察，我发现前后几个人都不是法轮功学员。
为了增加恐怖气氛，警察们开始声嘶力竭地喝斥：“把头低下，看自己的脚尖”“不许抬头”“不许看队长（劳教所警察的称呼）”⋯⋯
大家被这阵势吓着了，纷纷低下头。我静静地站在那里，挺直后背，目视前方。警察一看，暴跳如雷，几个护卫队警察冲过来，有警察手里拎着电棍。
他们使劲儿把我的头按下去，只要一松手，我就抬头看向前方，无视他们的存在，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几次。说实话，我内心有恐惧，太多的法轮功学员被电棍下电击的经历，我是了解的。
也许众目睽睽之下，警察怕事情传出去，就没有用电棍，并放弃逼迫我低头。
随后，我们都被带到四大队，即严管队。
严管队每一天，都充斥着强制、羞辱。因法轮功学员拒绝配合，“连坐”就成为警察对付我们的工具。
比如吃饭，每个监室的人饭前都要立正，唱所谓“改造歌曲”与红歌，然后等警察喊监室号，大家排队出来打饭，再次接受羞辱。这里的监室被冠以“班”的美名。我在第四监室，也就是所谓的四班。
警察喊“四班”时，所有人要声嘶力竭答“到”、“是”，然后才能排队出门，跨过门槛时，每个人都要低头看脚尖，并喊一声“报告”，穿过监室通道，进入所谓“大厅”，离警察一米远时，立正喊“队长好”。警察手里拎着勺子，坐在两个盛饭大桶前。
这时，警察要求每个人都要低头大声自报：“四大队四班劳教人员某某求打饭”，打完饭后，要说“谢队长”。上厕所、洗漱也类似。
我曾拒绝过，不低头，也不喊“报告”，也拒绝说“求”。警察用“连坐”的方式逼迫我，监室里其他11人，因此被罚站、吃不上饭、不能洗漱、上厕所。
每个人都处在巨大的压力与痛苦中，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是无法承受之重。警察的阴险之处还在于，通过连坐的方式，让其他人敌视法轮功学员。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做出选择：继续抵制，让其他人一起被惩罚，并误解法轮功学员；或放弃抵制，承受羞辱。最终，我选择了后者。
阴森氛围与软包监室
劳教所的氛围极为隐秘。走出监室，不许抬头；在监室内，不许看向窗户。除了班长（非法轮功劳教人员）监视着大家外，还有24小时监控，在通道巡查的警察也会随时破门而入。我想，劳教所营造这种氛围，除了方便掩盖真相外，也让被关押人心里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中，从而增加恐惧感。
从所谓“大厅”进入监室通道时，途径的第一个监室是个软包房间，专门用来迫害不配合的人，基本是法轮功学员。
我曾进去过一次，管班警察与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友。当时，我拒绝配合前面提到的各种羞辱性行为，这位比我年轻不少的校友，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东一句西一句闲扯，让我在闷热中直立两个多小时，直到我左右摇晃，快要晕倒了，才让我离开。
我被转到一大队的几个月后，一个“包夹”告诉我，她在严管队时，有二十多天在这个软包监室中参与看管一位四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4个包夹，两人一组，每组12小时。
中共迫害法轮功过程中，让普教（非法轮功学员的普通劳教人员）寸步不离看着法轮功学员，这些普教被称“包夹”。警察会根据不同学员的抗争情况，教唆“包夹”对付学员。
有的“包夹”为了减刑期，殴打、虐待、举报法轮功学员，但也有很多“包夹”很善良，她们通过观察法轮功学员与警察的言行后，背地里保护我们，我就遇到了好几位这样的“包夹”。
这位“包夹”比我年龄大，对我一直很好。她描述说，当时正值最热的时候，那位学员因不配合，除了深夜被送回监室内睡一小会儿，长时间被关在这个软包监室内。劳教所不放钟表，大家就没办法知道时间，据她判断，可能这位学员最多睡二、三个小时。
警察打学员，将她双手反绑，双腿捆一个高板凳上。她吃点东西就吐，警察把破床单撕成条勒住她的嘴，这样吐出来的东西再生生咽回去。不让她上厕所，大小便都在盆里。屋里臭气熏天，看着她的“包夹”受不了，就把怒气撒在她身上，掐她、打她。
她告诉我，这位学员一周内最少瘦了二十多斤。
比严管队更残忍的是“集训队”，我从不同的“包夹”那里得知，绝食或炼功，或喊“法论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学员，会被关到集训队。集训队都是软包监室，6个“包夹”看着学员，2个一组，互相监督。一般人很难承受住集训队的折磨。
国际人权机构被蒙骗
诺大的劳教所，发生了这么多惨无人道的迫害，外界却很难了解真实情况。其实，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手段被外网曝光后，有一些国际人权机组织经中共同意后，前往部分劳教所、监狱等地做过“调查”。
不幸的是，这些所谓的“调查”，不仅发现不了真相，甚至还演变为给中共涂脂抹粉。原因很简单，中共能够同意，必然做足了准备。
有警察亲口告诉我，她们是怎么蒙蔽国际机构的。当然，她说这话，并不是透露信息给我，而是试图让我丧失信心，放弃抗争。
我被从严管队转到一大队后，负责所谓“转化”我的一个警察与我是内蒙古“老乡”，她叫孙树银。
当时，人权律师与我丈夫有联系。尽管劳教制度没有法律救济途径，律师无法介入，但大家还是希望提起“复议”，同时在外网曝光消息，让中共感受到压力，从而寻找帮我逃出牢笼的机会。即便出不去，外界的关注，也能最大程度确保我安全。
当时，孙树银在“劝”我放弃提起复议时说，曝光消息没用，国际社会起不了作用。
她举了例子。几年前有一个国际组织来调查，警察用对讲机联系，来回转移还在抗争的法轮功学员。无论国际组织到哪里，都会扑空。
她说，国际组织离开后，上了高速。她们以为没事儿了，人家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再次折回劳教所。
毫无悬念的是，国际组织依然扑了空。孙树银说，大门口警察马上用对讲机通知到所有的警察，整个劳教所立刻开始大挪移。
类似经历，我也有过。在被关“小号”期间，只要有参观团或所谓检查团，我就被孙树银带离一大队。
当然，她不会告诉我真相，总是装出一副关心我的样子：“小号”关久了，要带我出去透透气，走走路。事后，“包夹”会悄悄告诉我，有外面的人来了。
（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叶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