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欲将“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入罪，令许多人想起了“公安六条”。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少有知道“公安六条”的，但文革那会，它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1967年1月，文革进入高潮。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已被打倒，林彪被确立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副统帅”，到处在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全国各地在疯狂地揪斗“走资派”的同时，造反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处抄家、揪斗、打砸抢。一些犯罪分子也趁机打着“造反”的旗号，冲击机关、学校、工厂，破坏交通，甚至冲击监狱。社会动荡，生产停滞，全国陷入一片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和“红色恐怖” 之中。“公安六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
“公安六条”是一个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出台，并布告全国的一个以权代法的“红头文件”，其全称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具体颁布于1967年1月13日，因为它没有通过规范的立法程序，就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为不受任何约束地乱打、乱斗、乱杀，大开了方便之门，由此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
“公安六条”第二条明确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不仅对毛泽东、林彪稍有微词都会被认定为“恶毒攻击”的“反革命行为”，而且除毛泽东、林彪两人外，又扩展到了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稍有不满的，也以“恶毒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行为”严加惩处。
“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的内容， 在口语中被简化为“恶攻罪”。此类案件被通称为 “恶攻案”。在日常生活中，因稍不注意就会成为“恶攻”伟大领袖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如有人无意中损坏了一张领袖画像，弄坏了一枚像章，说了一句牢骚话，喊错了一句口号，或写错了标语的一个字，就会立即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轻则批判斗争，重则逮捕判刑。谁对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严重局势表示不满，或是对当政领导者违法乱纪行为提出批评，都会被无限上纲为“恶毒攻击”，处以刑罚。
还有人不经意中用一张报纸垫在凳子上坐下来，或用一张报纸包食品、擦桌面等，如果有人发现并检举说这张报纸上有毛主席的头像，那就要倒大霉了。那时候家家户户都要供主席像，设“宝书台”，有人从街上请（当时不准说“买”，必须说“请”）一尊毛主席石膏塑像，放在篮子里觉得不恭敬，用手拿着又怕滑落下来摔碎了，于是用一根小绳子拴在塑像的脖子上拎着。自认为保险，但却不知道犯了“恶攻”的“反革命”大罪。
一些电影和文艺作品中也被“过滤”出“恶攻”的问题，如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作词芦芒，作曲吕其明，刘歌群领唱，本是歌颂抗日根据地游击队员英勇抗战的事迹。但是在“文革”中造反派揪斗吕其明，要他解释为什么是“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因为当时天天高唱的是“东方红，太阳升”，都把毛主席比作“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而你却说“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是何居心？于是给他安了个利用“低俗歌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
据有关资料披露，“公安六条”公布后，仅仅由于对林彪、江青一伙有口头损害，被定为“恶毒攻击”罪而被逮捕判刑的，全国就有10万多人。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因“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而制造的冤假错案，竟达24.9万多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100万以上。
文革结束后，臭名昭着的“公安六条”终于1979年2月17日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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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