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传闻，显示习近平对金融风险十分头疼，在酝酿大动作。
第一个传闻， 10月24日，习近平在副总理何立峰等的陪同下视察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但不清楚视察的细节和目的。要知道，中共建政后，几乎没有最高党政领导人视察央行的公开纪录，习近平这次算是破天荒。
第二个传闻，中国领导层、金融监管机构及银行高层将在10月30日至31日闭门举行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如果属实，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
一般来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五年一次，除第一次外都在每次党代会前召开（见下表），主要目的是拟定重大金融政策供党代会决策。例如，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后，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进一步扩充和强化央行相关职能，将过去地方政府的协调机构升级为实质性的监管机构，形成“一委一行两会一局+地方监管局”的新金融监管格局。
但诡异的是，中共“二十大”定下金融体制改革的调子并于今年3月推出具体方案，这么大的动作，居然没有在此之前循例召开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当局对此也无任何说明。笔者分析，这可能隐藏着两种情形。
其一，中共内部，包括各派政治势力和各相关部委机构两部分，对如何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分歧太大，如果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不仅无法形成共识，反而会掣肘“二十大”的相关决策，习干脆不开会了，一人拍板、强势推出。
其二，习近平不信任金融系统。周小川执掌央行16年（2003-2018），70岁时卸任，他一人兼任的央行行长和央行党委书记两个职位分别给了易纲和郭树清，这明显是要两人相互牵制。“二十大”上，64岁的易纲和66岁的郭树清都丢掉了中央委员身分，意味着两人到点下车。果然，今年7月，潘功胜一人身兼央行行长和党委书记。奇怪的是，潘功胜中央候补委员的身分在“二十大”上也丢了，居然能接掌央行，说明事发突然，临危受命。这个变故，也表明习近平对金融改革和金融系统人事布局准备并不充分。这大概也是没召开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后果之一吧。
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如果真在10月30日至31日闭门举行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为什么？
大家知道，进入2023年，金融风险高企，习近平忧心忡忡（2022年12月15日，习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提“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并使出了两大招。
第一，金融体制重组，包括新设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委（官方没有披露进展），组建金融监管总局（5月18日正式挂牌，李云泽出任局长）、调整优化央行和证监会职责、央行分支机构改革、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等。
第二，加大金融反腐力度。中国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3月31日被公布落马，成为二十大后首个落马的中管金融企业“一把手”。陆媒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披露信息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6月末，共计审查金融系统干部57人，其中中管干部3人，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42人，省管干部12人（而去年全年接受审查调查的金融系统干部为77人）。7月，落马的6个中管干部里，金融系统就占了一半，而且个个都是曾经的行业“大佬”。
效果如何呢？不容乐观。例如，10月21日，潘功胜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金融工作情况时（2022年10月，易纲代表国务院首次向全国人大做金融工作报告），仍然重谈“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老调，尤其强调当前“防范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风险传染，保障金融市场稳健运行”（目前股市跌破3000点，“外资撤离A股前所未有”，人民币对美汇率“破7”成常态），“完善对大型企业集团债务风险的监测，稳妥化解大型房地产企业债券违约风险”（恒大、碧桂园影响难以控制，谁也不知道包括国企在内的哪家将会暴雷），等等。
形势危急，习近平不得不对金融领域进行重新审视，因此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也就势在必行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按照惯例，今年还将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在中共的历史上比较重要。但是，迄今当局没有发布三中全会的任何信息。这是反常的。反常的原因何在？应是时局艰难，党内对习的意见太大。习自己呢？今年多次隐身，大幅度减少出国次数，害怕政变，去年“二十大”扫平派系、习家军一家独大的快感一扫而光，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对习来说，如果能借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行“金融拆弹”，在这个基础上再召开三中全会，可能会更稳妥些。但关键在于，形势发展能如习所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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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