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1月12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2023年12月19日，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在中国法学界享有盛誉的江平病逝，终年94岁。
江平教授一生最大的梦想，是“法治天下”。但是，他走了，他的梦依然只是梦。别说“法治天下”了，即使在中国首都北京，也无法治可言。
为什么在中共统治下法治梦难圆？本期节目，我们就根据江平的回忆录《沉浮与枯荣》等资料，回首老教授走过的路，这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问题。
去苏联学法律
江平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基本一帆风顺。他1930年出生在大连一个银行职员家庭，7岁迁居上海，9岁迁居北平，初中就读北平艺文中学，高中就读崇德中学。1948年，18岁的江平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仅上了半年课，就加入中共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辍学搞“革命”去了。
1949年初，中共军队进北平后，江平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的筹备工作。
1951年至1956年，作为首批公派苏联的留学生，江平先后就读于喀山国立大学法律系和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法律系。
这期间，苏联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51年至1953年2月，苏联处于斯大林统治时期。斯大林搞的是极权统治，法律只是他打击政敌的工具而已。
1953年3月至1956年，苏联处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当时，虽然苏联在政治上有所松动，但搞的仍是党治与人治，而非法治。
所以留学苏联时，江平虽然学到了一些西方法律知识，但鉴于当时的大环境，他很难有机会树立现代法治观念。
回共产中国遭巨难
1956年回到中国后，江平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工作。不久，被抽调到司法部，为访华的苏联司法代表团做翻译。等回到学校时，已是1956年12月。1957年，是江平永生难忘的一年：他由春风得意一下子坠入万丈深渊，接连受到三个重大打击。
第一个是政治上被打成右派。
1957年春，江平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帮党整风”，与19名年轻教师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给学校领导提意见。但是到了6月，帮党整风变成了“反击右派对党猖狂进攻”，江平被打成右派。
从此，他被划到“人民的敌人”一边22年。直到1978年12月底，右派问题才被“改正”。
江平遭受的第二个打击，是感情上的。
留学苏联时，他与陈绥相识、相恋。那时中共不准留学生结婚，直到1957年，春暖花开的时节，两人才在北京喜结连理。
然而，结婚仅一周多，江平就成了右派。当时，陈绥已是预备党员。领导问她：你到底要江平还是要党？陈绥选择了后者，结婚一个月后就提出离婚。江平虽然心如刀割，也只能无奈答应。
江平遭受的第三个打击，是肉体上的。
在经历被右派、被离婚后，他被下放到北京门头沟大台煤矿劳动改造。
1960年秋的一天，江平下山去抬钢管。由于实在太累，他连火车经过时的刺耳汽笛声都没听到，结果被卷到火车底下，一条腿被硬生生地压断。
1964到1965年，江平被安排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经历了抄家、审查和批斗。
1971年，他又被下放到北京政法学院在安徽办的“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4月，随着毛泽东“砸烂公检法”的最高指示传达下来，政法学院“五七干校”就地解散。
江平被分配到安徽宿县师范学校工作。由于当时还是“摘帽右派”的身分，他被拒收，不得不回北京找工作。几经周折，他成了北京远郊延庆县的一名中学老师。
在延庆，江平再婚，生育了一儿一女。因为生活艰难、看不到将来从事法律教学的任何希望，他把留苏时买的大部分法学书籍，以两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了废品收购站。
后半生竭力为“法治”呐喊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最后一个接班人华国锋，与中共元帅叶剑英等在中南海发动“怀仁堂政变”，抓捕了江青等“四人帮”。十年“文革”总算结束。1978年8月，北京政法学院复校。三个月后，江平重回政法学院。
他率先在校内开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把民法的理念引入中国。此后，他在民法教学、科研领域做了不少开拓性工作，主编了《民法学》等着作。
江平出版过两本文集，一本叫《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另一本叫《私权的呐喊》。
他曾在退休后说：“我现在所能够为社会做的还是呐喊，我现在的社会使命是呐喊。在我力所能及的时间内、范围内、影响力的度上，我尽量为中国现代应该有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做一些呐喊。呐喊总是能起到一些作用。”
但是，江平的呐喊，作用到底有多大呢？我们看到，时至今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仍是一个党凌驾于法律之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治国家。
为何法治梦难圆？
为什么江平教授的“法治梦”难圆？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江教授参加了一些立法工作，包括制定《民法通则》，担任《信托法》《合同法》起草组组长，负责编撰《民法典》，在《行政诉讼法》《公司法》《合同法》《物权法》的制定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他参与的所有这些立法活动，都是在中共划的“红线”内。即使他的言论有时到了“线外”，也很快收回到“线内”来。
或许，江教授没有认识到，其实中共才是阻碍中国实现法治的最大障碍。
在《我的右派经历与反思》一文中，江平说：“有人问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生最刻骨铭心的是划右派的经历！’……划右派后‘撕心裂肺’的那种极限的精神伤痛，前后折磨了我22年！”
但是1978年，被中共打成“右派”22年后、受尽屈辱与磨难回到北京的他，很快写了入党申请书，并加入中共。
此后，他长期任中共官员：1979年被提拔为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1983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后，任副校长；1988年春，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并出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1990年2月，因为支持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江平被免校长职务，但仍是全国人大常委，任职到1993年3月；1995年，任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
江平教授晚年为“法治”呐喊，但冤假错案依然成批成批地出现。中共的统治，到底哪里出问题？症结是什么？
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通过对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体制与机制，表象与本质的深入反思，揭开了谜底：
中共本质上是一个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邪党。法律法规不过是中共官员升官、发财、整人、骗人的工具，除此之外，就是一堆废纸。只要中共当政一天，就不能对中国实现“法治”抱一丝一毫的幻想。
曾经，江平教授为俞梅荪出庭做无罪辩护，这是他几十年法律生涯中唯一出庭做的刑事辩护。
俞梅荪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曾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国务院法制办前身）综合秘书组组长，兼新闻发言人；也是前中共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明的秘书。
1994年1月，俞梅荪疑遭人陷害，被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泄密罪”逮捕。江平的两次辩护，审判长当场都表示心悦诚服，但过后都翻脸不认人。俞梅荪最终还是被判刑三年，一生被毁。
在狱中，俞梅荪始终不认罪，且不断申诉。
1995年3月，最高法院申诉庭副庭长纪敏前往监狱了解俞梅荪的申诉情况。俞梅荪说：“江平为我做无罪辩护。”纪敏回答道：“律师算什么？关键要看法官的。”
纪敏的回答也对也不对。说“对”，在中共眼里，即使是像江平这样中共法学界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做辩护人，也不算什么。说“不对”，关键不是看法官的，而是看掌管法官乌纱帽的党。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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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