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2月13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中国近代史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此前，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严重危害中国人的身心健康，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引发清王朝统治危机。
表面上，中国共产党也称鸦片有“亡国灭种”的危害，但是，令许多中国人想不到的是，中共的产生、发展、壮大，都与鸦片有重大关系。
本期节目，我们就根据《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等资料，说说1940年代初，毛泽东是怎么利用鸦片救中共的。
不打日军打国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为防止日军进攻苏联，竭力促成中共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军队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接受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从抗战初期到1941年初，蒋介石持续给中共发放军饷、枪枝弹药和军需物资等，中共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年年有结馀。
但是，中共名义上接受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并不服从，也不真心抗日，而是不忘颠覆中华民国的初心。中共一边一门心思要钱要物，扩充实力，另一边却勾结侵华日军，不打日军打国军。1941年“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认定新四军是“叛军”，从1941年1月起，停止给中共发放军饷。
从1941年起，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陷入极端困境，当年亏空567.2万馀元。
统一领导 用鸦片生财
1941年2月，毛泽东召见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谈解决财政危机的问题。毛说，摆在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是想法子弄钱，二是散伙，三是饿死。第二条路、第三条路大家不愿走，那就只能走第一条路了。
但是，怎么弄钱呢？毛分析来分析去，认为来钱最多最快的办法，就是经营“土产”了。
所谓“土产”就是鸦片。当时，中共也知道经营鸦片生意不好听，于是，给鸦片取了各种代名词，如土货、特货、土产等。
为什么说做鸦片生意来钱最多最快呢？
据《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讲，按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1942年12月，小米1斗是陕甘宁边币125元，而鸦片一两就卖到1400元。以此换算，鸦片一两值小米11.2斗，鸦片一斤值小米5376斤。按当时的粮食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只军队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两”来计算，1000斤鸦片，就可以解决一支万人军队一年的口粮问题。
毛泽东拍板后，南汉宸立即着手实施一条不同以往的生财之道：在中共统一领导下，种植、加工、收购、销售鸦片。
主产地——晋西北
台湾历史学者陈永发在《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书中记载：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不知被谁捅出去了，西安各大报纸、杂志纷纷报导，并且联合致电毛泽东说:
“陕北各地遍种罂粟，不胜惊骇。禁烟一政历年来我政府竭力以赴，虽在抗战期中未尝稍弛……而陕北各地遍放罂（粟）花，是不啻欲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这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大坏事。中共被要求“改过从速，除恶务尽”。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943年后，陕甘宁边区的鸦片种植大为减少，主产地转移到晋西北地区。
当时，晋西北属于中共的晋绥边区，贺龙率领的八路军120师驻扎在那里。晋西北的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个县都种植鸦片。
不仅广种鸦片，中共还加工鸦片，统一收购鸦片。
1943年初，为统一陕甘宁、晋绥两边区的财经领导，中共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领导。
从1943年起，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支出，主要依靠晋绥边区的鸦片生意支援。
张思德烧制鸦片被砸死
当时，毛泽东与南汉宸商定，解决陕甘宁边区财政危机的大计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修栈道”，就是对外公开宣称开展“大生产运动”；“暗渡陈仓”，就是悄悄经营鸦片生意。
1944年，担任过毛泽东警卫的张思德参加“大生产运动”，在延安安塞县烧木炭，9月5日，因窑洞塌方被砸死。
张思德死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他举办追悼会，毛亲自出席并讲话，称赞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这篇讲话后来被冠以“为人民服务”的标题，在中国大陆广传。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曾亲自到南泥湾考察。他说：“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359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武装走私毒品
中共大肆做鸦片生意，国统区当然也是目标销售地。当年，受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做鸦片生意的梁爱民回忆说：“我接受任务后，第一件事就是改扮为商人。组织交待任务时说，如果被敌人发现，只能说自己是私商，说出真实身分，就被视为叛变。”
鸦片非常值钱，在运输过程中，如果没有保护，可能被抢劫。
梁爱民到达陇东后，立即找驻军385旅旅长王维舟、政委甘渭汉，说：“现在我以私商的身分经营‘土货’，路上的安全问题不好解决。”甘政委答道：“这好办，我们派人护送，随叫随到。”
梁爱民回忆说：“385旅对我们的工作全力支持。从驿马关到西峰镇有二三十里路，匪情严重，路途极不安全，货物往返非有部队护送不可。只要我事先给王旅长打个招呼，他马上就派一个班护送。”
由此可见，当时中共向国民党统治区贩卖鸦片，是动用军队武装护卫的。从中华民国角度说，这是武装走私毒品。
靠鸦片生意续命
那么，1941年以后的数年间，中共每年卖了多少“特货”呢？据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财经史料》记载，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个半月，卖了9260.5斤，平均每月约3000斤。1942年，卖了3.12万斤。1943年，卖了3.6万斤；1944年的销量更多，约6万斤。
鸦片生意，给中共赚了多少钱呢？
1948年2月18日，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领导机构）公布了《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其中特别谈到特货（鸦片）对财政的重要贡献。
1942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支盈馀10,873万元，其中特货收入就占40%，边区财政靠特货扭亏为盈。特货不但解决了1942年的财政收入，结馀部分还支持了1943年春季的财政支出。
据《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披露：特货在晋绥边区对外贸易中占有绝对地位。1943年起，“特货七八年来成为西北支持财政、稳定金融、周转贸易之杠杆”，“解决了财政经费的百分之七十上下”。
晋绥边区数年来直接上缴中央部分，占财政总收入的50%～60%，甚至达80%。
这些鸦片换来了陕甘宁边区衣、食、住、行、用等各种物资。所以，完全可以说，是鸦片生意挽救了中共。
祸国殃民
中华民国政府从1912年成立起就开始禁绝鸦片。此后，接连不断发布法律法规禁绝鸦片，包括禁种、禁运、禁售、禁吸。但是1940年代初，在国难当头、国军将士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时，中共不仅大量种植、烧制鸦片，而且持续不断向国民党统治区运输、销售鸦片。
中共的鸦片生意，严重腐蚀了国统区的党政军官员，败坏了那里军民的抗日士气，祸乱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
靠着这些鸦片，一方面，中共从国统区换来了大笔资金和物资，渡过财政危机；另一方面，为中共在抗战胜利后颠覆中华民国储备了物资。
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由南汉宸报告财经状况的会议。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作家萧军应邀旁听。得知中共为了钱，“制作鸦片烟膏”，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萧军在日记中写道，原来，“革命的花是从最卑污的粪壤里开出来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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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