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媳妇。她选择写刘志丹这个题目时，起先曾有些犹豫。刘志丹被毛泽东称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称他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李建彤觉得这个题目太大，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都还不够，加上和刘志丹的斗争经历相联系的，还有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她恐怕自己驾驭不了这样的题材。后来，在工人出版社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下，李建彤才下决心动笔，投入紧张的创作。
一九五九年夏天，李建彤已经写了三稿，出版社想公开出版。时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看过后，认为还不成熟，未到公开出版的时候。于是作者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又写了四稿、五稿，写到第六稿，报纸便先发了其中若干章节。
大阴谋家康生素来对小说不感兴趣，从来不看这类作品。
有一天，一个好拨弄是非的亲信对他说：
“你知道最近发表《刘志丹》这部小说不知道？”
康生摇摇头：“不知道!”
“这个问题的历史背景，很值得深思。”亲信煽动说：“写刘志丹，我看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以美化刘志丹为名，行替高岗翻案之实！”
“哦！”康生不动声色嗯了一声。第二天，他即下令：所有报刊，一律停发小说《刘志丹》，又责令工人出版社突击印出六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康生不亏是位头脑发达的奇想“专家”。刘志丹是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颂扬刘志丹和陕北根据地的丰功伟绩，不是贬低毛泽东在江西建立根据地的作用了么？不是抬高一直在陕北根据地的反党分子高岗的地位，为他翻案吗？他苦苦思索着，谁是从陕北出来的？谁参与了这件事？对，习仲勋是从陕北出来的，又是西北局的副书记，又参与了炮制《刘志丹》这部小说。
他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个条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一张小纸条，威力不亚于一颗原子弹。《刘志丹》小说的作者，编辑出版者和曾看过小说稿子的人，都祸从天降了。
习仲勋不是小说作者，但看过小说，自然是“反党集团”的首脑人物了。
没过多久，毛泽东将康生写的条子，正式公布于众。康生有了尚方宝剑，语气更是凛人：
“你们的真实目的，是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你们心里也明白，赤裸裸地为高岗翻案，没这个胆量，只能通过影射文学，来达到翻案的目的。……利用小说替高岗翻案，也是为彭德怀翻案。彭德怀写了八万言书，而你利用小说美化高岗，实际上，也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
越扯越厉害，越吓人！
康生的本事不只是煽动对作者开火，他还有更高的一手，就是顺蔓摸瓜，上下左右，大刮株连之风。
习仲勋在劫难逃了。康生一口咬定：“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爱人李建彤，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目的是为高岗翻案。”
真是舌头底下压死人。
在北戴河会议的小组会上，康生对着习仲勋的面喊道：
“你是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你们这个反党集团，不仅有刘景范，还有贾拓夫。上有头目，下有手脚。你们的活动能量，可谓大矣。有的在后台摇雕翎扇子，有的在前台冲锋陷阵，你们是想翻天哩！”
康生抢到了专案组组长的头衔。
康生亲自挂帅，进行“三堂会审”，先从李建彤下手。他们抢去李建彤的采访笔记本，按记录上的名单，跟踪追击。凡是笔记本上记名采访过的人，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些被株连出来的，都得照康生的需要招供，又让一些受株连的人互相厮打、乱咬，谓之“敌打敌”、“分化瓦解”。又迅速将此案范围扩大到五个省份，最后下令，把五省有关人员统统调进北京“学习”。
这样，《刘志丹》反党小说案从一九六二年八月，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仍然没有结案。
“文革”旋风一到，《刘志丹》反党小说一案，自然升了级。
康生亲临小说作者李建彤的工作单位，质问这个单位的“造反派”：
“你们为什么不揪刘景范？他老婆写了反党小说《刘志丹》，不批斗这些人，你们还算得上革命派吗？”
“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也叫喊：
“反党小说《刘志丹》的要害，就是为高岗翻案，那些策划小说出版的、看稿子的，一个个全是反党野心家！”
《刘志丹》被定的罪名五花八门：
为高岗翻案；
为习仲肋篡党篡国捞取政治资本；
剽窃毛泽东思想：
以陕甘宁根据地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
习仲勋被撤销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流放河南洛阳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受审16年，关押八年；
贾拓夫，国家经委副主任，早被撤职，“文革”时被弄到北京郊区某个地方囚禁起来，最后惨死在囚禁地；
马文瑞，劳动部部长，受株连关押6年；
白坚，一机部副部长，曾同刘志丹一起工作过，熟悉刘志丹的情况，向李建彤提供过素材，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受尽凌辱，被揪斗致死；
刘宗焕，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不分昼夜地批斗、毒打，被沉入河中，含冤而死；
高丽生，工人出版社社长，被捕之后施以车轮战术，被肉刑折磨而死；
吕宁，工人出版社干部，被毒打成内伤；
周培林，遭受电刑折磨；
何家栋，小说《刘志丹》责任编辑，全家被赶到农村，工资停发，全家六口，每人每月只给五元生活费。饥寒交加，陷入绝境，他母亲和两个儿子生病，求借无门，在病困中死去；
王悦贤、刘景华，普通群众，李建彤去陕北采访，路不熟，王、刘二人好心带路，惹下大祸。两位无辜者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含冤而死；
1962年以前，习仲勋曾吃过饭的一家饭馆的经理，有一天突然被几个不速之客抓走。
经理莫明其妙，后来审讯他时才恍然大悟，他被“内定”为习仲勋的地下交通员。
由这位经理，开始了“滚雪球”，株连到烤鸭店经理，由烤鸭店经理又株连到湖南饭店经理。结果呢，仅一个饮食行业，便株连上五十九户，逮捕了十几个人，其中被折磨而死的就有五、六个人。
《刘志丹》反党小说案，从一九六二年始，到一九七九年结束，长达十七年。仅在陕甘宁边区，被诬陷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黑爪牙”而遭迫害的就达万人之多！
最后，直到一九七九年，才给受冤屈的人平反，为冤死的人昭雪。
制造出这样一桩骇人听闻的奇冤奇案，在中国酷吏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