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田:中国电动车走向世界的三个门槛

2024年04月17日时政评论
中国国产电动车今年发展的步伐,吓坏了西方社会。美国行政部门致电中共党魁习近平,随后派出财政部长施压,并誓言要“保护美国工人和汽车产业”,并准备再派出国务卿前往继续游说。德国总统也于四月访华,冒着随身携带手机被窃取信息的风险,要求中共“开放和公平的市场”,对倾销和产能过剩发出警告。美国和德国都是世界知名的汽车行业龙头老大,它们的忧虑自然是意料之中。世界汽车业三巨头美、德、日中的日本,还没有见到正式的政府应对措施,但精明和细致的日本人,应该还是在深入研究、评估市场冲击、思考对策之中。日本的对策和要求一旦出炉,相信是胸有成竹、胜券在握之后。
中国国产电动车要走向世界,与当年的中国家具、家电、衣帽、和玩具走向世界不同,其技术含量、产品品质、安全指标、售后服务、和品牌营销都有更高的要求,对世界市场的冲击和影响力也要大得多,所以才会引起西方世界政府和业界的激烈反弹。
具体来说,中国国产电动车要真正的走向世界,必须跨过好几个门槛,包括“赔钱买卖”“含金量低”和“国家声誉” 等等至少三个门槛,这些门槛涉及企业盈利和政府补贴,产品质量安全和可靠性,消费者的信任、对中国产品及品牌的疑虑,售后服务和汽车经销网络,国家来源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汽车不是小型电器,是家庭除了房地产外最大的投资,一次购买要用十几年,汽车还有日常保固、维修等需要与之配套的经销商网络。

一、“赔钱买卖”——成本、价格与补贴的问题

目前,中国电动车产业普遍亏损,除了小米之外,理想汽车和蔚来汽车,也都大幅亏损。 美国花旗集团4月中发布研究报告,对小米集团的首款汽车SU7的生产和交付做了预测,他们预计今年4月小米SU7的交付量可以达到5000至6000辆,全年交付可望达到5.5 万到7万辆之间。但今年小米每卖一辆SU7,就会亏损6,800元人民币,2024年全年小米的汽车业务将亏损41亿元。
如此的亏本卖车,只有在政府大量补贴的情况下才有持续的可能。小米公司内部的披露说,公司已经做好未来超过5年的亏损准备。显然,中共政府似乎不惜代价,也要扶持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存活、发展下去,走向国际市场自然是中共不二的选择。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电动车产业在西方已经步入瓶颈,最大的国际电动车企业纷纷放弃原来的乐观估计、早先计划在数年内全面转向电动车的规划,而回归渐进式的发展,电动车和汽油车并举,辅以混合动力车的多车种发展模式。目前,西方市场电动车的蜜月期已经过去,电动车的诸多弊端开始浮现,寒冷天气快速放电的问题,充电桩不足的问题,以及电动车其实并不环保的现实,都开始充分地展现出来。在欧美已经开始捉襟见肘的电动车市场突然冲进来一个800磅的大猩猩,让中国电动车长驱直入,欧美电动车产业的工业基础都面临危机。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北京大力补贴国内工业,特别是电动车或风力发电等绿色技术领域,补贴总额是美国或德国等其它经合组织国家的三到九倍。基尔研究所估计,2020年对补贴主要受益者比亚迪的直接补贴估计约为2.39亿美元。直接补贴在2022年激增至23亿美元,2018年至2022年间累计直接补贴略高于37亿美元。直接补贴从2020年的1.1%增加到2022年的3.5%。基尔研究所报告的合着者之一德克·多赫斯(Dirk Dohse)说,中共政府补贴在中国十分普遍,2022年,超过99%的上市公司获得政府直接补贴,中共战略性地利用补贴来推进关键技术的竞争。该研究显示,中共的明确目标,是在电动车和风力涡轮机等其它绿色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
电动车的高成本、市场倾销的低价格,和政府为出口失业而做出的大量补贴,迫使欧美政府不得不面临中共的这个经济威胁,而迅速的行动起来填补漏洞。最后应对的措施不管是关税壁垒,还是颁布直接禁止中国汽车的法律,都成为中国电动车公司难以克服的第一道门槛。

二、“含金量低”——技术、品质、安全、品牌与信任的问题

中国电动车产业在马斯克的特斯拉在中国成功推出,马斯克随即开源技术、鼓励其它公司加入电动车生产之后,在中共政府的大力推动并列入“新质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之后,取得了巨大而快速的发展。小米手机公司在研发仅仅三年之后,没有足够的试验,没有足够的安全评估,就迅速推出了自己的汽车品牌。但在迅猛发展的时刻,国产电动车“不受待见”——品牌与信任的问题开始浮现。截至4月中旬,小米SU7的锁单量已超过6万,但退单率则高达55%。小米SU7上市后,很快就遭遇九大质疑,包括不能退定金,偷工减料、座椅鼓包,等等非常基础性的问题。
首批小米汽车在北京交付时,雷军亲自为车主开车门,公关和作秀的手段十足,但汽车的真正品质堪忧。在海南海口,一辆新买的小米电动车突然起火,整个过程中,无奈的司机站在附近一筹莫展,警察来了也无能无力,这无疑是中共国产电动车的现状。中国的电动车司机用大名鼎鼎的小米SU7汽车做测试,结果失去方向被撞车,事故的原因是煞车片和煞车盘直接磨碎掉了。还有小米SU7的新车才刚提车几个小时却突然死机,上午提车,中午车就不动了,跳故障码、按照客服的要求都无法重启,最后只能拖回4S店。开这样的车怎么会没有危险呢?还有的车主说,小米造出来的就是工业垃圾,新车就有怪声,还漏水!
这样最基本的汽车物理状况都没有经过严格的测试和通过,凸显中国电动车行业的仓促上马、草率入市、在未经充足的测试和改进之前就匆忙推行市场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此外,据报导,中国打入欧洲市场的电动车,其实是作为二手车进入欧洲的租赁市场的,因为新车必须通过欧盟非常严谨的碰撞试验,而中国匆忙上马、急急推出的电动车都还没有经历过这些严谨的试验,无奈只好新车作旧车倾销涌入欧洲,因为二手车是不需要经过测验的。
但是,当中国电动车真正进入欧洲消费者市场,必须经过欧盟的严格测试的时候,草率完成的中国电动车,可能就会出现很多麻烦。这将是中国电动车的第二大门槛。中共大跃进式的政府推动和补贴,迫不及待地试图拉动经济增长,萝卜快了不洗泥的行为,又一次揭示了这个社会对金钱的追求、及对人身安全和生命的漠视。

三、“国家声誉”——国家来源(Country of Origin)效应

中国人在世上的声誉,已经因为中共暴政的恶行,在全世界被毁掉。中共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洗脑,使得当代中国人道德沦丧、善念无存、礼仪漠然。因为道德的缺失,偏离宇宙“真、善、忍”的特性,中共政府、中国人民、中国企业的信誉都受到极大的损害。更糟糕的是,这种损害可以在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几年间就发生,也会在“六四”开枪时一瞬间就铸成,但要恢复这样的信誉,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和这样的国家的企业,要取得外国人的信任,取得外国市场的信任,就会非常的困难。
从1985年到1992年,一位名叫马尔康・布里克林(Malcolm Bricklin)的美国商人,准备把前南斯拉夫,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家用小汽车引进到美国来。布里克林找到另外一个合伙人杰里・帕克奥夫(Jerry Puchkoff),开始在美国销售南斯拉夫产的小汽车Yugo。他们甚至还卖出了14万辆的这种小汽车,1987年的高峰期间卖出了4万8千辆,到最后1992年只卖出1400辆。笔者1986年来美,还记得路上看到这个牌子的汽车。最后,因为设计、安全、和可靠性的问题,失败了的Yugo最后不得不黯淡退出美国市场。 今天如果有人说要引进东欧国家的汽车进入美国,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这人脑子大有毛病。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市场学中所论及的国家来源(Country of Origin)的效应。
“国家来源”(Country of Origin)效应的意思,是指某些国家的厂家因为擅长制作某些种类的产品,这个国家的所有商家都会从中受益;而某个国家如果不因为某些种类的商品而知名于世,即便这个国家非常擅长制作这种商品的商家也可能深受其害。比如说,法国的葡萄酒很有名,一个法国不那么知名的葡萄酒品牌,也很容易在海外打开知名度,因为它可以受益于这种正面的“国家来源”效应。相较之下,美国的消费者电子产品并不出名,一个即便是很优秀的美国电子产品品牌如今也很难在海外打开局面,就是这个道理。
在美国市场,比方说,人们说起照相机,绝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日本的尼康、索尼、奥林帕斯;说起家用电器,很多人都会想到韩国的三星、LG;说起日本这个国家,人们很容易想到丰田、本田和凌志;说起意大利,人们会想起时装设计、皮鞋和西装。在美国市场,说起哪种商品,人们会想到中国呢?或者,谈到来自中国的产品,人们会想起哪个中国品牌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来源”(Country of Origin)效应。当然,今天的美国人,可能会知道华为、抖音和希音,但与这些品牌相关联的,更多是负面的信息,是负面的“国家来源”效应。
也就是说,对中国电动车企业来说,很遗憾的是,他们还必须先克服中共极权政权在美国人民心中造成的“战狼”“专制”“迫害人权”“活摘器官” “天安门杀人”等的负面印象,才有可能开始建立正面的“国家来源”效应,才会让美国的消费者慢慢产生对中国制造、中国产品、中国品牌的亲和感,才有可能打开市场。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后共产党时期才能开始,可能需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在历史上,扭转负面的国家来源效应的例子,也是有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制造”曾经是一个声誉很差的标签,远远低于高质量的“英国制造”“美国制造”;日本最初进口到美国的丰田汽车叫“Toyopet”,也是口碑很差的烂车。但众所周知,德国和日本都透过持久的技术革新和品质控制,成功地摆脱了原有的负面印象,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总而言之,“赔钱买卖”“含金量低”和“国家声誉”这三个门槛及其它障碍,是中国电动车公司必须逾越的。过不去至少这四个门槛,中国的电动车产业,恐怕是走不出国门、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
中国汽车行业的经理人,可能有些操之过急,争相试图搭上电动车的快车。他们操之过急的原因,可能是中共当局的急功近利、大手笔补贴;中共当局的急功近利的原因,应该是中国经济的死气沉沉、短期复甦无望;而中国经济的死气沉沉,也正是中共政权日薄西山的写照。
中国电动车这次的“出口大跃进”,从本质上看,是国家补贴鼓励出口,是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做法;电动汽车的市场争夺战,也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对抗整个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但是呢,当今世界,西方许多国家也在搞什么社会主义,只是程度不同;西方许多国家也因为绿色和环保的政治议程,在异常积极地推动电动车,在实施针对消费者的政府补贴。因为西方政府也在补贴电动车,他们批评中共政府补贴电动车的时候,未免非常的尴尬,反击中共的时候也显得苍白无力。这些,应该是全球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在世界氾滥,是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横行的恶果,也是全球化和绿色能源运动被政治推动的恶果。
(谢田博士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暨约翰奥林棕榈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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