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起思想解放，我们就会想到林昭，想到遇罗克，想到张志新。但那个年代的提倡思想解放的不止这几个人，只是别的人不为人知罢了。比如陕西户县城关镇北街大队会计、才上了三年私塾的杨伟名，就是积极倡导思想解放。
1962年5月，面对大饥荒的严峻局面，杨伟名忧国忧民，追寻真理，抛开个人安危，向中共直言，写下了《当前形势怀感》。文章分析透彻，判断准确。其主要观点有：1，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初期的社会主义”；2，要扩大和发展“非计划经济”;3，在地权仍属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分田到户”。
此文写就后，杨伟名与大队支书、大队长共同署名，上报给了当地的中共县委、陕西省委、乃至西北局。他们看过这份上书后，都以为出了个能人，逐把这份材料逐级上报到了中央。
但看了杨伟名的上书后，毛泽东却被触痛了。1962年8月，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严词批判了杨伟名的建议。针对杨信中“一叶知秋，异地皆然”这句话，毛泽东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显然，毛一下子就把事情归结到了阶级斗争上。
随着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对杨伟名的严词斥责，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县委也一级一级地开始对他进行批判教育，杨伟名因此迅速成了陕西的反面典型。
“文革”中，杨伟名遭受的迫害更是数不胜数。1968年5月5日夜晚，杨伟名夫妇实在承受不了“革命群众”无休无止的批斗、轮番的毒打、凌辱，双双服毒自尽。临死前，留下的遗言是：请儿子代他归还欠县城一位修眼镜师傅的十几元钱，和欠青羊寨姨婆家的一斗包谷。
多么朴实善良的人啊！
1979年，杨伟名得以平反。
今天重看杨伟名当年提出的意见，与文革后所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政策何其相近。有人感叹说，对中国的问题，杨伟名早认识了二十年。在那时的中国，早认识了二十年，早讲了二十年，就成了个人无尽的悲剧，成了我们社会没齿的悲哀。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