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财富不均，中国普通百姓如何看待财富不均，民众们不患寡、患不均的心态如何演变发展，乃至最终这种财富的两极分化是否会导致中共政权的垮台，成为海内外学者和研究人员共同关注的话题。而最近西方学者和智库人士对中国这个话题研究的新发现，对中共政权来说，可能是个不祥且危险的讯号。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者伊拉里亚·马佐科（Ilaria Mazzocco）和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综合了斯坦福大学学者的跨年度趋势研究，仔细分析了中国公众对经济不平等、贫富悬殊等问题出现的原因的看法和这些看法的重大转变，并评估这些新趋势对美国和中国政策制定者的影响。伊拉里亚·马佐科（Ilaria Mazzocco）博士是CSIC的资深研究员，会讲汉语和意大利语。史考特·甘迺迪（Scott Kennedy）博士也是CSIS的资深研究员和顾问，也是“中国大数据”（Big Data China）计划的共同主任。
马佐科和甘迺迪特别关注了马丁‧怀特（Martin K. Whyte）教授和史考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研究员的最新数据和成果。马丁‧怀特（Martin K. Whyte）教授是史丹佛大学约翰‧兹万斯特拉（John Zwaanstra）国际研究与社会学荣誉教授。从2000年至2015年，他曾担任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和后共产主义转型研究。怀特教授也是美国社会学协会、亚洲研究协会、社会学研究协会、美国人口协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成员。
罗泽尔（Scott Rozelle）博士是斯坦福大学海伦法恩斯沃斯（Helen F. Farnsworth）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斯坦福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SCCEI）联合主任。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学士学位，并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罗泽尔曾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教。罗泽尔是中国通，其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中国，包括中国的农业政策，农业供需和贸易，以及中国的贫困问题和不平等经济学。过去20年间，罗泽尔一直担任中国农业政策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和加州大学农业问题中心的共同主任。
这几位西方研究者和智库学者认为，中国群众的所得和分配差别、贫富的差距等等的存在本身，可能并不是特别的重要。而中国公众如何看待这种分配的不公平性，实际上更为重要，对社会和当权者的冲击也会更大。而这种观点，与中国古训中的，“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论语·季氏》第十六篇）中所指，其实不谋而合。并且，不管是在中国或其它国家，不平等的感觉，而不是不平等的存在的本身，才是更加可能会产生政治上的严重后果的。
他们指出，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转向市场改革，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经济快速成长，但不平等也迅速地扩大。从整体经济或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去衡量，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急速地加剧，这使得中国比其东亚邻国更加的不平等，并与拉丁美洲国家更加相似。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基尼指数从2000年以来快速增加，现在在0.47左右，仅低于贫富差距严重的巴西，而远高于印尼、印度、美国、德国等国家。
相当有趣的，是哈佛大学怀特教授等一组学者的分析，他们对中国社会如何评估不平等现象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研究。2010年，怀特教授的着作《社会火山的神话：当代中国对不平等和分配正义的看法》（史丹佛大学出版社）介绍了他们的工作。2010年代，中国民众普遍的认为，不平等是市场经济的结果，是合理的也可以接受的。中国人主要将成功归因于人们的努力，将失败归因于人们自身的薄弱。也就是说，无论好坏或贫富，责任落在个人的肩上，他们不会去指责政府或经济体系。当时大多数中国受访者对未来，也持一定的正面的看法。这是十年前的事。（先前报导：20年调查：中国人对造成贫富看法发生巨变）
十年之后，情况就变得非常的不同了。
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和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在成长，但成长率却急剧放缓。中共的新冠清零政策，尤其是在2022年，减缓了经济成长，并影响了人们的稳定感。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也发生巨变，党内权力高度集中，意识形态控制加强，国营企业得到扶持而私营企业受到打压。《中国大数据》在2022年5月的数据显示，绝对贫穷在减少，但不平等现象却居高不下。中国，乃至全球，对不平等的担忧程度在急剧增加。在2023年，中国最低层20%的人们的收入占比，只有4.4%；而最上层20%的人们的收入占比，高达45.9%。
或许更让中南海胆战心惊的，是中国老百姓对自己为什么贫穷的原因的看法，从2004年到2023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二十年前，人们认为自己贫穷的前三个主要原因，分别是能力欠缺（lack of ability）、努力欠缺（lack of effort）、人格欠缺（poor character）；而二十年后，人们认为自己贫穷的前三名主要原因，则是机会不均等（unequal opportunity）、经济体系不公（unfair economic system）、和努力欠缺（lack of effort）。能力欠缺（lack of ability）从二十年前的第一位原因，变成二十年后的第六位原因；机会不均等（unequal opportunity）从二十年前的第六位原因，变成二十年后的第一位原因；经济体系不公（unfair economic system）从二十年前的第八位原因，变成二十年后的第三位的原因。
与此类似的，是中国人认为富裕的原因，二十年间也发生了变化。在2004年，人们认为致富的前三个因素是个人能力、高等教育和人际关系。在2023年，人们认为致富的前三个因素是人际关系、生于富人家庭和个人能力。“关系”的重要性的飙升不令人吃惊，令人惊讶和失望的，是高等教育的因素，从二十年前的第二位，落到了二十年后的第七位！中国教育体系的失败，由此可见一斑，
最新一轮调查是在2023年通过阿里巴巴的线上应用程序进行的，由于是最近的一次调查，怀特和他的团队尚未发表任何相关的学术文章，但调查的数据首次在中国大数据专题中公开分享。很明显，人们对中国经济中的不平等和机会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自己的责任越来越少，而对经济体系的责任也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对中共政权、中共的国家体制、中国的经济和财富分配方式，二十年前后，中国民众有了非常不同的观点，其不满和愤懑情绪，开始更多地指向了中共政权。
在这些西方学者和智库人士看来，中国的社会火山“正在冒泡”，需要建立新的预测模式，看看中国民众的这些不满和愤懑的情绪如果继续恶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们认为，这些趋势是对中共政权在未来数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而西方社会呢，需要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对中国社会进行更紧密和细致的观察！
（谢田博士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暨约翰奥林棕榈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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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