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改革開放把人們從思想的桎梏中解放了出來，人們壓抑已久的幹勁和熱情也隨之被釋放了出來。儘管是摸著石頭過河，步步漩渦，處處荊棘，但憑藉著聰明才智和勤奮的努力，許多貧民百姓成了萬元戶。然而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經濟發展與政治體制的衝突日益尖銳，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貧民百姓靠勤勞致富，到高官權貴靠權力暴富。伴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是貧富懸殊的拉大；是貪汙腐敗的猖行；是人民的不滿和反抗。面對危機四伏的中國社會現狀，回顧和反思二十多年的改革道路，人們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改革開放究竟給中國帶來了甚麼？改革的路今後該怎麼走？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著名學者辛灝年先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發表了題為《中共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甚麼？》的演講。在我們反思過去思考未來的時候，聽一聽辛灝年先生的一家之言，或許會對我們有所啟示。下面就請您欣賞辛灝年先生斯德哥爾摩演講「中共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甚麼」的上篇—經濟改革篇。
【辛灝年】我們隔了一個大洋，隔了千山萬水，我們因為愛祖國，所以我們總是希望自己的祖國好。這是人的一種正常的感情，也是一種很美麗的感情。可是我們今天的祖國確確實實因為歷史的和現實的很多原因，真的還不那麼好；不那麼如人的意；甚至於在某些方面相當糟糕。所以我今天要講一講的是，本來一場改革開放是可以使從毛澤東時代痛苦地走過來的中國真地、好好地、迅速地發展起來。可是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究竟是怎麼走過來的？它有沒有成就？它的成就有多大？負面的成就和正面的成就究竟是誰大誰小？誰更重要地表現了二十五年改革開放的性質或者本質？這些東西真的是該我們中國人，我們這幾代知識份子和我們普通的民眾來深入地研究一下，所以我今天要講的第一個問題是，改革不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情。
改革是前人做過的事情
【辛灝年】鄧小平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叫「改革是前人沒有做過的」。我不想說鄧小平先生對歷史的知識不夠，我只說他這句話錯了，大錯特錯。不論在中國，還是在這個世界上，改革是前人做過的。而且曾經做的有血，有淚，有情的，叫人十分感動的。甚至於對這個歷史，世界的歷史和中國歷史，都發生過巨大的衝擊和發展效果的。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們在歐洲，法國的國王路易十六，二十歲當國王。搞改革開放整整十六年，就是因為他不想把專制的法國變成共和的法國，所以他自己最後被送上了斷頭臺。而法國卻從此開始艱難地走向了共和，最後，經過九十九年的時間，確認了共和制度，創建了共和國家。
俄國的最後一個皇帝，繼承他前輩的遺志，改革開放五十六年。一八六一年宣佈農奴制改革，也就是取消農村的封建制度。五十六年改革開放啊，中間經過了許許多多有血有淚的故事啊。著名的是一九零五年的那個流血星期日，當俄國的人民群眾，工人、士兵、大學生們舉著標語，高唱歌頌沙皇的歌曲，去向他請求政治改革的時候，他命令皇宮的軍隊用槍，槍殺了一千多無辜的俄羅斯人民。此後他的改革開放，就在這樣一個軌道上，政治上高壓，經濟上放縱，也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獲得了很好的經濟效果，以至於連俄國的知識份子都說，俄國是不可能發生革命了。
列寧就曾經遺憾地說，俄國好像發生革命的機會已經不存在了。可是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一個早晨，在彼得堡的一家小麵包店裡，就是因為沒有麵包賣，革命居然就發生了。八天之內，沙皇退位了，沙皇專制統治結束了，俄國建立了俄羅斯共和國，表示著平等、博愛、自由的三色旗在俄羅斯上空飄起來。雖然八個月後，列寧所發動的那場武裝政變-十月背叛，埋葬了俄羅斯的第一個共和國。可是七十四年以後，當俄羅斯人民嚐盡了俄國共產黨的無窮迫害之後，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的那一天，蘇聯垮了自由、平等、博愛的三色旗，俄羅斯共和國的國旗，這一面被埋葬了七十四年的共和旗幟，重新在俄羅斯的大地上飄起來。這就是俄國沙皇的改革開放，為了保住自己的專制王權，而不進行政治改革和真正改革，所遭致的必然下場。
蘇聯的最後的統治者戈尓巴契夫、葉利欽，寧肯喪失自己的權利；寧肯讓共產制度垮掉，也要對俄羅斯的民族和人民負責任。所以，做盡了壞事的俄羅斯共產黨，在俄國的共產專制制度結束之後，它在俄羅斯的土地上仍然獲得了生存的權利。俄羅斯人民不計舊恨，讓自由的曙光不僅照耀了俄羅斯的土地；也照耀了這一群，曾經對自己的民族犯下過無數罪行的共產黨人的身上。
外國的我不想多說了，凡是歐洲的前專制國家，絕大多數在爆發革命之前，都進行過改革開放，結果都是導致了革命的爆發。所以尼古拉二世的寵臣—宰相維特伯爵說過一句話，改革是為了預防革命，革命如要發生，改革必須中止，革命如不發生，改革照舊進行。那麼我們來看一看我們中國的前人有沒有做過改革開放的。
大清朝的改革開放 – 洋務運動
【辛灝年】鄧小平先生說，改革開放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我們回答他，大清的皇太後慈禧太後，就做過改革開放。大清王朝的大臣李鴻章，就做過改革開放。大清朝一心想考進專制體制內的康有為先生，就要求過政治改革。
我簡單地說一說，大清的改革開放，當時叫「洋務運動」。我為甚麼要這樣說，我們瞭解了大清朝改革開放的命運，我們才可能對今天中國大陸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有更加深切和生動的瞭解。
大清朝的改革開放，從一八六五年的太平天國被滅亡。晚清王朝處在外有外患，內有內憂的狀態，由他的重臣著名的改革派大臣李鴻章先生把它推開了。從這一天開始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海戰，清朝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度過了三十多年的年頭。在這三十多年裡面，在經濟上是引進外資，允許合資，允許民辦，提倡官督商辦，就是我們今天的話說公私合營，把上海變成了經濟特區。西太後親自下詔把上海縣提升為上海市，從縣變成道。它成了滿清王朝對外改革開放的櫥窗。目的是富國強兵，猶如我們今天所說的振興中華。它的結果是甚麼呢？經過了三十年的經濟改革，民族資本主義的工業從無到有，原來中國沒有現代化或者說近代化的民族工業啊，大清改革開放洋務運動，有了。中國沒有電報、電話、汽車、火車，大清朝改革開放有了。中國幾千年沒有西洋式的高樓大廈，上海灘以它巍峨的雄姿表現了大清朝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一棟棟洋房拔地而起，三條大馬路的花園洋房是多麼的美麗啊。外資企業、獨資企業、民辦企業、公私合營企業即官督商辦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從未有過的行銷到全世界。
然而它在政治上的結果是甚麼？它在政治上的結果是迎來了一場甲午海戰。我們的海軍噸位當時在世界上排名第四啊；我們的軍艦比日本人的軍艦大得多啊，我們全部都是英國皇家海軍學校畢業的青年軍官吶。可是一場甲午海戰，結果是全軍覆沒。甚麼道理呢？富國了，兵沒強；國富了，民未富。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即洋務運動，使古代化的中國迅速地在經濟上走向了近代化。可是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卻使得大清朝開始嚐受更加厲害的被人欺辱的那種痛苦的景況。中國的知識份子們認為不能只進行經濟改革，一定要進行政治改革，讓政治改革底牌能夠跟得上經濟改革的需要和發展。
康有為一八九五年開始上書，要求政治變法。一八九八年，他在年輕的沒有權力的皇帝的支援下，進行了「百日的維新」。可是這場維新被腰斬在慈禧太後最高皇權的龍壁之下。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了腦袋；二十二個主張變法的著名人士被趕到了海外。這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和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所引發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就是這樣地被大清朝廷，被他們享受著最高皇權的慈禧太後腰斬下了。
兩年之後，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進了北京，慈禧太後逃往西安。她想來想去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沒有出路。怎麼改革？她認為，我過去之所以沒有把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搞好，關鍵在她堅持了四個堅持。哪四個堅持呢？第一個，三綱五常不能變。第二個，祖宗之法不能變。第三個，大清朝的統治不能變。第四個，西太後本人垂簾聽政的最高皇權不能變。我承認，這第四個不能變是我給她加上的，前三個不能變都是她不斷地和自己的皇親國戚和大臣們說的。她堅持了四個不能變。可是這個老太後還是很聰明的人，她認為在這四個不能變裡面，第一個，祖宗之法不能變，得變一變了，其他的也都可以變，但是有一個東西不能變。她頒發了這麼一段「詔書」。她說，「無一成不變之成法，不可變者，三綱五常，如日月之照世；可變者，如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弦，世有萬古不變之常經」。
請大家注意她這段話，很重要哦。她說不可變的是三綱五常。可變的是那一條一條具體的政策和方針，另加另議可以變。可是你要知道，「三綱五常」只要不能變，那就是君為臣綱不能變；君為臣綱不能變，那就是大清的朝廷對中國人民的統治不能變；大清朝對中國人民的統治不能變，那西太後的最高皇權還是不能變。四個堅持退守了三個堅持，只改一個堅持祖宗之法可以變。但是老太後還是很聰明的，她知道該變法了，她怎麼變的？她不用康有為，但用康梁的新政。甚至連新政也覺得不過癮，她要自己推出更多更多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的改革，特別是經濟改革。在這個改革的過程當中，她又提出了，不僅要把專職統治的方式進行改革，她甚至還曾經想過要把她的專制制度也改一改。她改甚麼呢？她提出了要預備立憲；她提出了要走「實君共和」的道路，走英國的道路。她提出了只有她來當君，別人來搞共和。可是她當年已經很大的歲數了，她很擔心，如果說馬上就搞，可能發生變化。如果說等到她死後再搞，那不知歷史將怎樣評判她。所以她一天不死，就不容許別人去搞「虛君共和」。
《走向共和》這部電視劇大家都看過了，我們大陸編劇們真了不起呀，發明瞭一個很漂亮的詞啊，說日本的君憲吶，是有爹有媽的共和；這法國的君憲吶，是沒爹沒媽的共和。他希望老太後能建立有爹有媽的共和。可是西太後心裡不放心，這個爹媽究竟是誰當呢？到底是她當爹媽，還是光緒皇帝當爹媽？你們看，她把自己的權利，大清朝的權利，看在一切的改革之上，所以直到她死，她沒有真正地進行過政治改革。
可是在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的刀光劍影之後，到一九一一年砰然一聲槍響，滿清王朝覆滅。十三年啊！十三年，這是滿清王朝發展的非常非常迅速的十三年；十三年，是滿清的經濟改革發展的非常非常迅速的十三年；十三年，是大清王朝的人民和他的知識份子，迅速地從保皇改良走向革命共和的十三年。
中山先生說，一九零零年之前，人人都罵他是江洋大盜，猶如老鼠過街。一九零零年之後，他的貴州起義失敗了，國人多為之扼腕歎息啊。改良的思想，保皇的思想，就是通過清王朝只改經濟，不做政治改革；只想預備立憲，而不真心要去立憲；要改良專制，卻不願意放棄自己的專制統治權利，而使得中國上上下下對他的改良喪失了最後的期望。革命不僅悄然而至，革命而且像狂飆一樣，刮遍了中國的土地。所以孫中山先生正是在滿清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這個專制改良，和企圖改良專制卻不真心改變專制制度的前提下，贏得了民心，宣傳了共和，推倒了滿清，創立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大中華民國。
我想我該說的一點歷史內容已經說完了，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們都非常希望我能夠講一講現在。那就是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究竟帶來了甚麼？這個問題是一個結果式的問題，那我必須要想講一講這二十五年來，究竟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政治、思想等各個方面的改革開放。我們瞭解了這二十五年的思想、政治、經濟的改革開放，我們就自然能夠認識今天這個沒有結果的結果，和明天那個一定要到來的結果。
經濟改革是向後退 不是向前走
【辛灝年】大家都知道二十五年來，經濟改革是最先搞的，也真的是有成就。我們說話該是甚麼就是甚麼。甚至在某些方面，也真是有相對的進步，或是相當的進步。但是我們如果深入下來去看一看這場經濟改革，我們就會發現，她有這麼幾個特徵：
第一個特徵，一九七九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宣佈了中國要實行經濟改革，改革開放，到今天二十五年。我們簡單的回顧一下。首先，它為甚麼要搞經濟改革？它有三句口號，振興中華，長治久安，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在這個口號下面的經濟改革，第一是把共產農奴給解放出來，或者說半解放出來，讓三十年來沒有任何政治自由、經濟自由、生活自由，生存自由，甚至是沒有種地的自由，沒有賣糧的自由的農民，讓他們能夠相對的具有種地的自由，將六十年的包產到戶，重新實行起來。說句實在話，中國共產黨二十五年來，真的從來沒有進行過政治改革，可是在農村廢除人民公社，廢除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即公社、大隊、生產隊），將農民從農奴變成相對自由的農民，使他們能夠自己種地、賣糧。從沒糧吃，到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賣糧難，這一步算是政治改革。所以在一九八四年以前，中國農村的政治改革形勢應該說是很好的。為甚麼？就是因為農村的政治關係改變了；經濟關係改變了；農民獲得了相當程度的「自由」。我這個「自由」多少還要打一點引號，因為它沒有那麼多自由。可是大家都要知道，這不是向前走，這是向後退啊。
中國有一句土話，「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我們中國農民幾千年來都為自己種地啊，都為自己造房子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與我奈何」。我管你天高皇帝遠，你管不了我的，我自己種我的地，造我的房子，吃我的飯，賣我的糧，你管得了嗎。中國農民幾千年來就是這樣過來的。只有共產黨才不給他們這樣過，所以中國的農村的經濟改革相對的成功了，但也只成功到一九八五年，準確地說一九八四年。就是因為農村的改革，具有一定的政治改革的。
【主持人】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概念，它成為改革由農村走向城市及整個經濟領域的標誌。
【辛灝年】在這段時間裡面，中國在城市裡面進行了一個改革，就是允許小商小販同時生存和發展起來。中國從秦始皇以前就有小商小販個體戶了，不是甚麼社會主義才有個體戶。中國在一九四九年，或者準確的說在一九五六年前，中國大地上幾千年，哪一個地方沒有個體戶？哪一個地方沒有小商人呢？到蘇州園林去看看；到揚州園林去看看，中國古代的鹽商們該是怎樣的大生意人哪。只有社會主義才不給他賣雞蛋嘛，賣雞蛋才要批判甚至批鬥他嘛；只有社會主義才不給他們在街面上炸油條嘛，說他是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嘛，是在搞資本主義的復辟嘛。
所以不論是農業還是工業；不論是鄉村還是城市，這一場所謂改革開放在它的發展期所贏得的某些成就，實際上是走了「回頭路」，是局部地把我們中國人民，工人和農民幾千年來都享有的種地做工和賣東西的那個權力，還給了他們。而且還沒有全還吶。認識了這一點，我們就應該明白，這不是甚麼市場經濟，這是在用農民的小生產和傳統社會的小商販存在，來救社會主義的命嘛。這才是八五年前改革開放的本質，即經濟改革的本質。
八五年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好事，但從好立即變壞。那就是農民賣糧難賣，打白條子。即賣一百塊錢的糧食，只給你六十塊錢，五十塊錢，到第二年還拿不到這個錢。農民發火了，一直火到現在。這個火只是越來越高，從沒有低下去。第二件事情一大批有權力的人，用自己的權力在國營的工廠裡，把平價的物資包括鋼材、化肥買進來，然後再高價在市場上賣出去，這就是趙紫陽先生搞的價格「雙軌制」。
【主持人】價格雙軌制指的是中共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採用的一種的價格管理制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物資的分配是以行政區劃為界，以行政指令為手段，層層申請、層層分配，並有組織、有限制地訂貨，其產品價格完全由政府部門控制。從一九八一年開始政府允許企業在完成計劃的前提下自銷部份產品。這樣就產生了政府指令性計劃產品, 按國家規定的價格統一調撥，而企業自行銷售產品的價格則根據市場所決定的雙軌制。
【辛灝年】可誰能夠從國營企業裡，把生產資料和重要的產品賣給自己呢？誰就能把這個重要的產品，甚至是生產資料，用高價的方式賣給市場？我們多少有權力的人，因為這一轉一倒之間發了財呀。我們多少民間的小企業、鄉鎮企業和我們農民遭了難啊。一九八五年我在安徽省巢縣作調查，當時的農民告訴我，他現在一畝糧食打出來賣的錢，不夠買一畝土地所需要的化肥的錢。中國農民短暫的改革開放的好景致，就這樣地無影無蹤地開始消失了。
中國的城市經濟改革就因為這個「雙軌制」；就因為用權力來進行「雙軌制」；就因為用權力來成暴發戶；就因為鄧小平先生說，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那我們共產黨的子弟為甚麼不能先富起來？就因為這句話，他們的子弟們不僅成了中國最有權的階級；而且成了中國最有錢的階級。也是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從幾十年革命抓權；開始走向了為革命而抓錢。權也要，錢也要，甚麼它都要。我請問大家，這叫市場經濟嗎？不是。
八五年之後，正是因為官倒腐敗；正是因為農民的狀況的日益下降，城市工廠的經營越來越糟糕，才造成了一批黨內、黨外的知識份子和普通的青年民眾，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結果呢？結果大家知道。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學生開始遊行示威，被化解了，進行了秋後算帳。八九年，一場血雨腥風，連慈禧太後都是自歎萬萬不如的呀。西太後不過是砍了六顆腦袋呀，我不想在這裡做數位研究，我只想問問共產黨，您在八九年春天的天安門廣場，你到底砍了多少腦袋。
八九年到九一年這兩年我在國內，空氣裡一根火柴都點的著啊。鄧小平覺得這個日子沒法過了，遲早要出問題。他從北京到武漢，發起了「二度改革」的號召。猶如西太後在一九零零年的西安發動的二度經濟改革的號召，進一步地引導人民和全社會向錢看；進一步地一手抓政治高壓和鎮壓；一手抓經濟放縱。只要你想發財，你就去發財。只要你不想反對我，你怎麼活都可以。
我是一九九四年出來到多倫多大學去當訪問學者，有人問我，你都十來年沒有回去了，你還瞭解國內嗎？我現在和國內的聯繫主要還是我那些下層的朋友們；我那些下崗的同學們。我從他們那裡知道了，九四年到今天的中國最大的變化是不變化；甚麼不變化？腐敗。腐敗的進一步擴張；而成為腐爛。
是專制改良經濟 不是自由市場經濟
【主持人】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個《決定》成為九十年代中共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
【辛灝年】甚麼叫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自由地，自由地進行生產和交換，並且它要為市場所調控和調節，這才叫市場經濟。如果這個市場調節不是由自己解決的；如果這個市場的經濟的發展是由背後的專制權力進行操控的，就如我剛才所講的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一樣。如果這個市場經濟的底牌，是一個僅僅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專制制度權利不會喪失，而進行的所謂市場經濟的推動和調節的話，那麼這個市場經濟，它首先不是自由的。沒有自由競爭，哪來的自由的市場經濟？我想大家都明白，今天中國大陸的所有的經濟界所發生的事情；中國的股市；中國的商業的各個方面難道全部是由自由競爭才形成的嗎？如果是這樣，還有那麼大的官倒嗎？還有那麼多有權力的人嗎？
我今天是在歐洲，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讀過巴爾紮克的小說。巴爾紮克有一部小說叫《農民》，還有《歐耶尼·葛朗台》。你看看恩格斯評價。他說看巴爾紮克的小說，就等於看資本主義在法國發展的一個編年史。這部編年史它告訴了我們甚麼呢？它告訴我們，在法國資本主義開始發展和迅速發展的過程當中，法國的市民階級，也就是我們講的小資本家、中資本家、大資本家們，一天一天地腰桿子挺直了；法國的封建階級，掌權的階級，他們的腰桿子一天一天地彎下去了。他的小說生動的描寫了那些掌權的階級和曾經掌權的貴族們，是怎樣在新興的，所謂資產階級市民的面前彎下腰去，羞慚的向他們討幾個子兒，借兩個錢。我請問改革開放二十五年，中國共產黨從科長到它的主席，有誰會低下臉來，礙著面子，非常難堪地去向一個資本家借兩個錢呢，否則我們客廳就打扮不到現在這麼漂亮。有嗎？沒有。只有今天中國的資本家，向今天的共產黨各級官僚低頭叩首。所以我說，我們是「專制改良型經濟」，而不是「自由的市場經濟」。這是我就經濟改革所講的第一個感想 。
是特殊階級，不是中產階級
【辛灝年】經濟發展了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有權的人更富起來，中國社會的機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說句良心話，在鄧小平搞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大陸真的是很窮很窮，窮到沒有辦法讓沒有在哪兒度過那些歲月的人去想像。我告訴一個瑞典的朋友，我告訴他我十三歲到十五歲的時候餓得，學校因為我打乒乓球。給我一個饅頭，我同班三十五個男同學，每個人咬我的饅頭一口啊。我們不上課老師帶領著我們說，你們長大了幹甚麼，我們說我們炸油條，我們說我們做饅頭，我們老師說，我只要一個四兩米，我就能把它炒一炒、磨成粉煮成一鍋糊，我一家人就能吃得又飽又好啊。
有人說這十幾年真的是經濟發展了，已經在搞市場經濟了；國內出了那麼多的大款啊，那麼多的有錢人吶。我想問大家，他們真是由自由的市場經濟所迸發出來的，現代中國的民族工業的鉅子嗎？他們真像滿清改革開放和民國初年，甚至於三十年代，中華民國的市場經濟那樣，由他們所培養出來的真正的民族的自由資本家們嗎？不 不是。
【主持人】「中產階級」是個英語外來詞，確切的譯法是「中間階級」，起初並無財產之意，而是一個政治和美學概念。英國貴族們對處在中間的，像楔子似的插在英國傳統的上下層之間的中間階級頗為不屑，稱其為「暴發戶」或「新貴」，因為這些人來自下層社會，因手頭有了錢，就開始不安於政治上的無權。他們認為財產沒有使新貴們躋身於有教養者之列，反倒使他們失去了下層階級的純。
中間階級從貶義詞變為褒義詞，多虧了法國貴族托克維爾。他在對美國進行九個月的考察後，寫出了《美國民主》一書。那時的美國是一個富人和窮人均佔少數的國家，大多數人收入接近，處於中間，因而沒有哪一種力量能說了算 — 這種制衡，使政治平等和民主政治在美國成為可能。
【辛灝年】許許多多的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們 、專家們說中國已經應有了中產階級，而且一天天在壯大，只要中國的中產階級將來變得越來越大，哎呀，中國共產黨就變了，中國社會就成了資本主義了，其他的任何東西都不需要了。是這樣嗎？ 我說不是，是「特殊階級」，而不是「中產階級」。
因為中國的這個特殊階級是靠兩個東西致富的，一個是因權生錢，因為有權力，因為有權力控制經濟的發展，有權力買官營的，然後再到市場上去高價拋出。所以他暴富了。
因為層層的官僚集團，他們手中掌握著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等各個方面的權力，人民要生存，要發展，不得不找他們去蓋大印啊。在美國，五十塊錢寄過去，就可以開個公司啊。在中國，你至少要蓋四五十個章，那四五十個章面，每一個章裡面都侵透著資本家的鮮血呀，不是無產階級的鮮血呀。所以他是因權生錢。
還一種是因錢生權，然後這個權再生錢。我們改革開放之後有一批朋友，說心裡話，也真是靠自己的能幹；靠自己的聰明；靠自己會投機；靠自己會迎合；靠自己的經營能力，這一切我們都不能否定，我們中國人能人太多。可是我們所有的能人，都逃不過這個共產黨的政治權力的控制。每一個要發展的個體戶、資本家，他們都必須和官場搞好關係；他們都必須和權力發生關係；他們去賄賂權力和官場，然後從官場拿來特權，以便使他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他的工廠的發展；他的企業的發展，能得到一個起碼是受到保護的條件。
那就不說官商勾結大家看看今天中國，有甚麼樣的官；有甚麼樣的商。官有四官：黨官、政官、軍官、執官。別看那些專家學者教授、副教授，都是有級別的。都是科級、正副處級、正副廳級啊。知識份子當研究所所長的幾乎沒有沒級別的。動不動就說我是副處級，死了一個科長還說生前享受正科級待遇。
還有四種商。外商、港商、台商和我們大陸自己的商人。我們這四個商人倒是沒有共產黨給他的級別。可是，他到美國到瑞典來做生意，他只需要和這個國家的企業主發生關係，討論好這個合同就可以了。到今天中國大陸去做生意，你得一層層的找；一層層的拍啊。八十年來的時候送兩瓶洋酒、一台彩電，就能把合同簽下來了，現在至少五個兒女的擔保，幾十萬的美金和各種各樣說不清的東西。你能不能簽下來還是問題吧。許許多多的台商都和我訴過這個苦啊，所以官商也罷；是四大的外來和本地的商人也罷，他們今天不是因權生錢，就是因錢生權，然後再拿權來生錢。
我請問大家，它叫做中產階級嗎？我好賴也在美國，生活了快十年了，我懂得甚麼叫中產階級。小投資家嗎？過得挺好，不愁吃穿，每年一度到歐洲旅遊不是甚麼大問題。可是中國的中產階級是甚麼？拉斯維加斯一場豪賭兩千萬美元吶，眉頭不皺，眼睛不（眨），心裡不慌啊。這叫中產階級嗎？這叫特權階級，叫特錢階級，不是中產階級。
我必須告訴海外的西方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們，你別把西洋當代中產階級的概念套在我們中國大陸的那個所謂的特權階級的頭上，那你就套錯了，那你就不瞭解甚麼是中國。
【主持人】大陸學者程巍先生在《解讀中產階級》的系列文章中說，中國當今的富人自稱或被稱為「中產階級」時，其實是指極少數富人，其識別標誌是：豪華住宅、高級私家車、俱樂部會員證等。對當今中國社會來說，那顯然不是「中間」，而是金字塔的塔尖。程巍先生說，中國的「中產階級」，被誤以為是未來民主社會翹首以盼的那種力量。但既然它不是真正的中間階級，就不能把未來民主社會寄託於它。因為遠在它成為民主力量之前，就已成為社會不公正的象徵。
【辛灝年】我是安徽人，我生在南京，在蕪湖長大。大家可能有人都知道，八十年代初有一個「傻子瓜子」。他是我們蕪湖的一個小買賣人，他在電影院門口用自己一個小簸籮掛在脖子上賣瓜子，後來成了全國的大名人。在需要個體戶的時候，他做了個體戶，他生產瓜子確實很好吃。我跟這人挺熟的，但我後來發現，他成了一個很奇怪的人。要搞改革開放，提倡個體戶做萬元戶的時候，他上了《蕪湖日報》，《安徽日報》，《人民日報》。要打擊經濟犯罪的時候呢，蕪湖市委馬上一個命令，就把他抓起來了，一判就是八年、十年。理由是重婚犯。我知道他沒有重過婚。等到又要搞改革開放了，又把他馬上放出來，甚麼罪行都沒有了，因為鄧小平同志說，還是要讓這個傻子做下去嗎。於是傻子繼續做下去了，而且做得越來越紅火，越來越發達。為甚麼？他懂了，他懂甚麼了？我如果僅僅是在電影院門口，掛著個小籃子賣我的瓜子，我頂多隻要把派出所那個警察外勤馬屁拍好就行了；如果我想做一個瓜子工，還想僱幾個工人，那我就必須把本地的政府的權力都給他敷衍好，要拖著他們跟我一道下水。他做到了，他從此和封建的權力分不開了，勾結起來了；他從此和當地的專制勢力勾搭起來了，他成了當地的紅人和名人，他有了巨萬之富。他每年過年過節送到市委、市政府和各級局處機關裡面的錢，他告訴我，佔他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
一九九四年我從合肥離開祖國到加拿大之前，當時合肥最大的一個民間商人請我吃飯。我問他，你到底怎麼發達起來的？他講了一大堆過去的經歷，就如我剛才所講過的一樣，無非是權錢勾結。但是他有一句話很有意思，他說，我要想發展和發財，我只有一條道，就是拖共產黨下水，讓他腐敗，給他送錢，給他送禮。
我想請問，如果中國的民族工業，如果我們的民族工業家們，我們民間的商人們，我們當代中國的資產者們，在剛剛開始做生意，在剛剛開始發財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要和這個權勢發生關係；首先想到的是勾結好這個權勢；首先想到的要把大大的紅包送到他們，每一個掌權的口袋裡面去，這樣的商人還是真正的民族的資產階級的商人嗎？不是，他不是。那就是說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它的資本家不是中產階級，是特權階級，是用腐敗和賄賂勾引到了特權階級。
是腐敗的成就大，不是進步的成就大
【辛灝年】正是由於經濟改革的經濟制度，不是自由的市場經濟，是專制的改良型經濟，是權力掌控的經濟。正是因為中國的富人們不是所言的那種中產階級，而是特權階級和特錢階級，所以二十五年來，我們必須承認在中國大陸經濟方面也包括其他一些方面是有進步，可是我要說的是腐敗的成就大，不是進步的成就大。
有一個記者曾經問過我，為甚麼改革開放這麼腐敗呢？你們想過嗎？你看沙皇俄國改革開放是被腐敗搞垮的；滿清王朝搞改革開放也是被腐敗滅亡的。我們的先賢梁啟超先生，說過一句話，說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政治腐敗從哪裡來？是從經濟腐敗裡來。
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平心而論，不能說沒有成就啊，可是這個成就跟他腐敗的成就，腐爛的速度相比，不是小巫見大巫，是沒法比。想想看二十五年前，我剛才說了，兩瓶洋酒，一台彩電，就能夠賄賂成功。今天要多少啊？你聽聽台商的去訴苦，一位臺灣商人在大陸呆了十年，最近寫了一本書，他把他帶到中國大陸的所有財產—上億的財產賄賂光了，最後兩袖清風地回到了台灣。
大家知道一種人貪汙，貪汙個幾十塊，幾百塊，幾仟塊，上萬元。說心裡話，這也就是一般的而已啊。今天中國大陸一貪就是幾十萬，幾百萬，上千萬，甚至於上億啊。「大貪做報告，中貪無所謂，小貪戴手銬，不貪的往邊靠」，不貪汙混不下去啊。你想認認真真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那中共全權領導集團，就會把你開除出去。甚麼叫貪汙？有的時候直接拿錢去貪汙；集體享受貪汙，為甚麼共產黨喜歡蓋樓，那叫集體貪汙，集體享樂嗎。為甚麼共產黨在大城市裡非常喜歡搞基建？
一九九四年我出國之前到貴州，看到鄉村的一個小學校，學生在墳頭前上課，在墓碑上做作業啊。所以，它的腐敗速度是驚人的，腐敗的擴張是驚人，它腐敗到人人都做貪官，即使人人都罵它們，它們還要腐敗。所以二十五年改革開放的最大成就，是腐敗和腐爛，是和滿清王朝一樣，其腐敗是歧生歧長。
發展不是硬道理
【辛灝年】鄧小平先生曾經遺留下一句話，說搞經濟沒有錯。他的名言是，「發展是硬道理」。
我的話是，發展是道理，但不是硬道理。為甚麼？我承認我不懂經濟，術業有專攻，哪有全能的人。可是我懂一個道理，那就是如果這個社會的財富，絕大多數都流到貪官的口袋裡去了，這個具有一定財富的社會，只有那麼最小的一點點分散在最大多數的人群裡，我請問，這樣的經濟發展有甚麼意義？這樣的硬道理能造成甚麼結果呢？工人下崗，農民外流，只能造成這樣的結果呀 。
為甚麼說它不是硬道理，《人民日報》在兩年前曾經發表過一篇短短的文章，海外的網站把它記錄下來了，可是文章的作者被《人民日報》開除了。為甚麼？就因為他說了一句話，他說，經濟發展的錢，都流到貪官的口袋裡去了，這樣的經濟發展有甚麼用。我想說的可能比他大膽一點，因為我在國外嗎。我想說一句話，發展不是硬道理，硬道理是人民的安居樂業。如果我們中國大陸十三億人民，除了那些特權階級，特錢階級以外，絕大多數人民都能夠安居樂業，我今天剛才所講的對經濟改革的否定方面的說法，全部作廢。
所以我想，中共改革開放二十五年，它的經濟改革，首先是在它的經濟制度下，它就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的市場經濟，是專制的改良型經濟。它是一個製造了相當數目的特權階級的經濟發展，而不是在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正常的中產階級，它造成了腐敗的歧生歧長，迅速地腐爛下去；而不是使得它真正經濟的成就發展起來了。它沒有使我們的人民一天一天，一月一月 ，一年一年地安居樂業了；而是使我們的人民一天又一天地不能安居樂業了。近幾年的圈地運動逼的多少家破人散，我們就不說了。
【主持人】 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使中國猶如處在火山口上一樣。中共領導層的不安是可想而知的。二仟零六年三月四日，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在北京西郊舉辦了「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被人們稱為「西山會議」。會上四十餘位學者、專家和政府官員對中國改革現狀和前景發生激烈爭論。與會者認為中國的改革之路走到今天，儼然已走到一個十字路口，何去何從亟待抉擇。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也隨後在不同場合發表談話，表示要堅持和深化改革。其實，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已不再是「需不需要繼續改革」的問題，而是「需要甚麼樣的改革」的問題。然而，在改革開放近二十七年的今天，重談十幾年前許多專家學者就曾討論和建議過的政治體制改革等問題，真的能夠消除腐敗以挽救中共的命運嗎？中國有一句民諺精闢地總結了中國的現狀，「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綜觀中共近二十七年的改革歷程我們發現，其實，中共的壽命是通過犧牲中華民族的前途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換來的，中共的壽命越長，中華民族付出的代價將會越大。觀眾朋友們，如果您對這一觀點有不同的看法，請您繼續關注下期的透視中國的節目，在下次的節目中我們將繼續為您介紹辛灝年先生在斯德哥爾摩的演講，《中共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甚麼》的第二部份，政治危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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