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12月18日訊】（大紀元記者鍾濤、通訊員祝家琦、何秀麗紐約法拉盛報道）11月22日下午，「法拉盛論壇」舉辦了以暢談四年來風靡全球的「《九評》現象」與三退大潮為題的研討會，中國自由民主黨美國委員會主任鄭科學含著眼淚向大家講述了他個人的悲慘人生， 並呼籲以一個尊重人性的民主政府來代替中共這一個土匪式的黑社會集團政權。
以下是鄭科學的發言錄音整理：
《九評》發表應驗了父親的遺言
我有很多感想，因為這個論壇的本身揭露了共產黨內部的一些東西。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五十多年時間——的感受，《九評》都把它說出來了。所以今天我首先要感謝退黨服務中心，感謝製作《九評共產黨》的人和有關部門。在這裡我要替我父親感謝這些所有做貢獻的人，因為我父親已經去世了。我父親曾經跟我說過這麼一句話：「總有一天，有人替我們說話」。因為我們這些人始終都在共產黨的迫害之中，我今年已快六十了，總有一天會伸冤。
六歲蹲牢房 九歲討飯
在中國，我們從來都沒有真正的得到過做人的權利。我兩歲的時候，我父親最苦，因為背著一個反革命家庭（的黑鍋），母親跑了，因為你是反革命家庭，你連工作都沒了。我兩歲就在老爺家生活。四歲的時候，老爺和姥姥同一年去世了。我的姨母沒有辦法，把我送到勞改隊裡去了。我六歲就在勞改隊裡面生活。我是九歲出來的，是人家把我攆出來的。我要過十次飯。我父親在三年「自然災害」時，在哈爾濱把我找到，我們這個家庭就是這樣活過來的。
我今年五十九歲。你要我說共產黨好，它好在什麼地方？你讓我說新中國對，誰如何、如何，我真的說不出來。
我十四歲的時候，父親把我找回去了，又從新回到家鄉第八勞改管教大隊，當時我父親就對我說：「少說話，多幹活，不要多事。我們現在沒有說話的權利。」
說話的恐懼
為什麼我叫鄭科學？實際上是日本人和我父親給我起的。那位日本人說，中國需要科學，需要文化，需要一個真正科學的方式來改變這個中國。我父親說他講的是對的，所以從那時候起，我的名字就叫鄭科學。可是這種科學的思想、科學的理論，在中國我從來就沒有看到過，我只有一個怕字：說話我害怕，走路我也在害怕。我想說的話，我根本就不能說。
你要是多說話，你的人生很可能就是各種各樣曲折的道路。 但是我父親說的很好，他說：「你不要去爭，因為共產黨在人類當中，是一個最不講道理、最沒有治國方針的這麼一個土匪式的集團。」我父親說：「說毛澤東如何如何好，這是個人崇拜」。
小時候，我記得鄰居的小孩就說：「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我真感謝他沒活一萬年。這些東西我到海外之後，只有到美國，我才真正知道：人類在這裡的生活是不一樣的。我始終是不敢說話的，我到哪裡工作，我只是一個假名的工具：我說了一個假名，我說了一個假的歷史，要共產黨相信之後，我才能真的改革開放。我發展了一段，可是我還是害怕。
「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是真理
所以我給共產黨劃分了幾個時代：第一個時代是人民貧窮，文化上貧窮。我們的目的是貧窮的，我們的國家是貧窮的，所以當時有些人跟著共產黨。
第二時代是由於貧窮而引導的我們不知道中國應當怎樣去發展，那共產黨就把外來的一些東西拿進來：洋務。說什麼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一直到現在五十多年，我都沒看見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好在什麼地方。可是我們的人民被利用了，我們的人民被綁架了。可悲的是，我們的人民還可憐的求它：「共產黨萬歲」，「共產黨如何建立了一個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可是法輪功的學員們提出一個「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我覺得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天下真理，中國的一個真理。
第三個時代是「懼怕」，共產黨以殺人的方式要人們根本不敢張嘴，它把生命作成代價，比如你張一次嘴，它以玩弄你的生命、玩弄你的人性，把你的所有自由都奪去了，所以人們懼怕。
第四個時代，人們在這種環境當中生活了一段時間，他們就這樣屈服了。可是真正的屈服嗎？沒有。他們做了什麼呢？就是用默默不支聲的一種反對，如工人怠工，農民不好好種地了，為什麼？因為被你逼的沒有辦法，人們只有一個，用腿來說話，到國外去，到各個能生存的地方，能有更好的地方來反對它們，反抗——暫時反抗。
人們為什麼今天能反抗？我都敢說話，為什麼？因為是官逼民反，這個土匪式的黑社會集團，給人們帶來的是什麼？讓人們無法去再和它們對峙，只有反抗。像楊佳，像各個地方發出的一些聲音。所以說，中共的這一套東西，人們已認識到了：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自己的權利；什麼是自己應當應有的。所以人們開始反對。
最後一個時代就是如何推翻，那就是我們現在正在面對著的，我們應當如何拿出一個新的方式來代替這一個土匪式的黑社會集團政權；那就是讓我們民主人士和所有的中國人拿出我們真正的中國人的良心來對待自己、來對待我們的國家、來對待我們個人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
我們都在講幸福，幸福是什麼？幸福就是讓我們每個人得到應當得到的權利，才能夠叫幸福。所以我說今後能代替我們國家的，只有一個民主的社會，一個讓人們能夠得到真正基本人權的社會。
以下是鄭科學的發言錄音整理：
《九評》發表應驗了父親的遺言
我有很多感想，因為這個論壇的本身揭露了共產黨內部的一些東西。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五十多年時間——的感受，《九評》都把它說出來了。所以今天我首先要感謝退黨服務中心，感謝製作《九評共產黨》的人和有關部門。在這裡我要替我父親感謝這些所有做貢獻的人，因為我父親已經去世了。我父親曾經跟我說過這麼一句話：「總有一天，有人替我們說話」。因為我們這些人始終都在共產黨的迫害之中，我今年已快六十了，總有一天會伸冤。
六歲蹲牢房 九歲討飯
在中國，我們從來都沒有真正的得到過做人的權利。我兩歲的時候，我父親最苦，因為背著一個反革命家庭（的黑鍋），母親跑了，因為你是反革命家庭，你連工作都沒了。我兩歲就在老爺家生活。四歲的時候，老爺和姥姥同一年去世了。我的姨母沒有辦法，把我送到勞改隊裡去了。我六歲就在勞改隊裡面生活。我是九歲出來的，是人家把我攆出來的。我要過十次飯。我父親在三年「自然災害」時，在哈爾濱把我找到，我們這個家庭就是這樣活過來的。
我今年五十九歲。你要我說共產黨好，它好在什麼地方？你讓我說新中國對，誰如何、如何，我真的說不出來。
我十四歲的時候，父親把我找回去了，又從新回到家鄉第八勞改管教大隊，當時我父親就對我說：「少說話，多幹活，不要多事。我們現在沒有說話的權利。」
說話的恐懼
為什麼我叫鄭科學？實際上是日本人和我父親給我起的。那位日本人說，中國需要科學，需要文化，需要一個真正科學的方式來改變這個中國。我父親說他講的是對的，所以從那時候起，我的名字就叫鄭科學。可是這種科學的思想、科學的理論，在中國我從來就沒有看到過，我只有一個怕字：說話我害怕，走路我也在害怕。我想說的話，我根本就不能說。
你要是多說話，你的人生很可能就是各種各樣曲折的道路。 但是我父親說的很好，他說：「你不要去爭，因為共產黨在人類當中，是一個最不講道理、最沒有治國方針的這麼一個土匪式的集團。」我父親說：「說毛澤東如何如何好，這是個人崇拜」。
小時候，我記得鄰居的小孩就說：「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我真感謝他沒活一萬年。這些東西我到海外之後，只有到美國，我才真正知道：人類在這裡的生活是不一樣的。我始終是不敢說話的，我到哪裡工作，我只是一個假名的工具：我說了一個假名，我說了一個假的歷史，要共產黨相信之後，我才能真的改革開放。我發展了一段，可是我還是害怕。
「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是真理
所以我給共產黨劃分了幾個時代：第一個時代是人民貧窮，文化上貧窮。我們的目的是貧窮的，我們的國家是貧窮的，所以當時有些人跟著共產黨。
第二時代是由於貧窮而引導的我們不知道中國應當怎樣去發展，那共產黨就把外來的一些東西拿進來：洋務。說什麼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一直到現在五十多年，我都沒看見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好在什麼地方。可是我們的人民被利用了，我們的人民被綁架了。可悲的是，我們的人民還可憐的求它：「共產黨萬歲」，「共產黨如何建立了一個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可是法輪功的學員們提出一個「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我覺得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天下真理，中國的一個真理。
第三個時代是「懼怕」，共產黨以殺人的方式要人們根本不敢張嘴，它把生命作成代價，比如你張一次嘴，它以玩弄你的生命、玩弄你的人性，把你的所有自由都奪去了，所以人們懼怕。
第四個時代，人們在這種環境當中生活了一段時間，他們就這樣屈服了。可是真正的屈服嗎？沒有。他們做了什麼呢？就是用默默不支聲的一種反對，如工人怠工，農民不好好種地了，為什麼？因為被你逼的沒有辦法，人們只有一個，用腿來說話，到國外去，到各個能生存的地方，能有更好的地方來反對它們，反抗——暫時反抗。
人們為什麼今天能反抗？我都敢說話，為什麼？因為是官逼民反，這個土匪式的黑社會集團，給人們帶來的是什麼？讓人們無法去再和它們對峙，只有反抗。像楊佳，像各個地方發出的一些聲音。所以說，中共的這一套東西，人們已認識到了：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自己的權利；什麼是自己應當應有的。所以人們開始反對。
最後一個時代就是如何推翻，那就是我們現在正在面對著的，我們應當如何拿出一個新的方式來代替這一個土匪式的黑社會集團政權；那就是讓我們民主人士和所有的中國人拿出我們真正的中國人的良心來對待自己、來對待我們的國家、來對待我們個人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
我們都在講幸福，幸福是什麼？幸福就是讓我們每個人得到應當得到的權利，才能夠叫幸福。所以我說今後能代替我們國家的，只有一個民主的社會，一個讓人們能夠得到真正基本人權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