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光陰如梭，可對一些特定的時段，光陰並非如梭，一些過去的人和事總是凝固在腦海中。30年前的那場民主牆運動，是中國百姓在文革後第一次自發的、大張旗鼓的發出對專制制度的強烈質疑，是草根階層一次集體、大膽的甦醒。一道彩虹劃過，留下的是無限憧憬和深刻記憶。作為一名見證者，固然不會因時光流逝而淡忘。
上世紀70年代末，毛澤東死華國鋒接班後的中共最高層，尚未形成 一言九鼎的強勢政治局面，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政治小陽春的異常現象。
1978年底，貴州省突然冒出了一小群年輕人，他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詩帶詩、有文拿文，一沽腦跑到北京，天子腳下鋪開大字報就貼，以詩歌、政論說出了當時很少有人敢於公開說的話。一次又一次地北京----貴陽兩地跑，貼大字報評文革、論人權，質疑「大躍進」政績、宣揚孫文學說，還直接對「神」毛澤東三七開……，自發地組成民間社團《啟蒙社》。他們率先拉起了一面民主自由的大旗，全國各地迅速遙相呼應，紛紛結社聯盟，幾十個民刊社團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不少省市都有一堵「民主牆」，而牆前總是人頭湧湧。
那時，貴陽市鬧區紫林庵的民主牆前人們圍成厚厚的人牆，爭相閱讀大字報，以黃翔、莫建剛、方家華、李家華、楊在行、梁福慶、秦曉春、羅賓孫、廖雙元、李仁科、彭光忠、盧勇祥、盧和祥兄弟等為主的一群年輕人，分別組成了《啟蒙社編委會》、《啟蒙社編輯部》、《百花學社》、《使命》、《解凍》等民刊團體，他們定期開會、商討時事政治，貼大字報、有的義賣自己的會刊、還策劃遊行到省委，要求平反馬棉珍反革命案（貴州張自新似的人物）、搞全國民刊組織大串聯等等，並且加入的成員越來越多，本人是參與者中年紀最小的一個，最大的有60、 70歲的老者，身體殘疾的李偉也是積極投入其中的一位。
全國各省市的組織，廣泛地向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傳達了一個強烈的資訊，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同時也得到了積極的回應，西方記者普遍報導，學者載入歷史，國內百姓反響熱烈，紛紛在牆上留言表訴求、捐助義買刊物，啟蒙社編輯部的義賣，常有人丟下100元拿走一本刊物，百花學社在一次義賣中，幾十本小期刊，竟在清點時有300多元，那時，一般工人的工資不過30元左右。壓抑太久的人們熱情可見一斑。
但是，當華國鋒很快被清理下台後，鄧小平不僅食言再次復出，他重掌大權後立即的大動作之一，就是提出修改憲法中的言論自由部分，即修正１９７８年《憲法》第四十五條，取消原憲法中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該項提議很快便成為取締所有民間組織的依據，貴州各民刊的骨幹分子分別被警告和集中學習（變相拘押）月餘。在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０日的第五屆全代會第三次會議上通過此一決議的前後，全國民刊、組織統統遭到取締和鎮壓，主要負責人、積極參與者幾乎在同一時間分別被一網打盡，收審、逮捕、判刑的不計其數。一個從長期壓抑的毛時代向著健康社會走去的新局面，就葬送在鄧小平的獨裁統治之下，一時間「黑雲壓城城欲摧」，萬馬齊喑，文學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景象凋零。
貴州省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的組織有《啟蒙社編輯部》和《解凍社》，幾乎所有各民刊的主要成員都分別被關押收審，又在不同時間先後獲釋，收審時間最長是秦曉春，半年後釋放，而楊在行是唯一一個當即被判刑的貴州民運分子，定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5年勞改。在這場狂風暴雨的衝擊下，其他沒有被判刑、獲得「寬大處理」者中，有沉默等待的、有憤而遠走的、有從此銷聲匿跡的、也有因此而得到很多個人好處，其中最大一項「優惠」是獲分配了房屋和為家屬安置了工作，更有原本就是公安內線，完事後得到表揚的，如彭光忠之流。本人則遠走澳門，但幾年後回鄉，被原啟蒙社骨幹秦曉春告發，半途截下火車，老帳新帳一起算，判定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刑期三年，逃獄後又被彭光忠等2人出賣，加刑2年，成為貴州民主牆運動參與者中第二個被定罪的反革命政治犯。
大鎮壓後，《使命》的主要成員卻一直未間斷地在盧家聚會，以文學針砭時弊，盧永祥的小說《黑玫瑰》遭到貴州官方文學界的圍攻、批判。但這群年輕人相聚時一起跳交際舞聯誼，卻為政府秋後算帳找到藉口（當時，家庭交際舞是禁止的）。1983年，當局以流氓罪，一次過判了盧勇祥、盧和祥、盧順祥等人分別5年、10年和15年的徒刑。
大浪淘沙，沉下來的是金子。
接下來的歲月，貴州的仁人志士，沒有忘記自己的民主理念和歷史使命，老成員歸隊，後來者協力，前仆後繼，一次又一次直面收審入獄，一起走過一程又一程的坎坷人生路。1986年的學潮、1989年的六四、直到1995年的再整合、組成中國自由民主黨貴州分部、六四上京要求平反死難者，十幾人被牽連關押、陳西、廖雙元、盧勇祥、黃燕明、曾寧等五人再次被打成「反革命集團」判刑勞改，陳西判10年，廖、盧各判刑5年、其餘分別判4年和2年，在監獄裡遭毆打，精神肉體受盡折磨，黃燕明的眼睛幾近失明，連最基本的治療都沒有保障。直到3年前，李元龍還因寫了幾篇文章被判刑2年。還有一位令人敬佩的女性，即廖雙元的妻子吳玉琴，丈夫先後幾進幾齣牢門，她不僅不離不棄，盼到丈夫出獄後，雖身患絕症，也奮而加入了民運隊伍，用一支筆寫出對時政的不滿、說出底層百姓的心聲，和大夥一起，不畏懼公安威脅、騷擾，以樂觀豁達的態度積極面對人生。
今天，莫建剛、李仁科等，雖然靠著擺小攤的微薄收入維持全家老小的生活，但精神上卻十分富有！廖雙元、方家華，幾十年不改初衷，曾寧兩次坐牢不封口、不墜筆，黃燕明眼疾在身，依然熱情，還有杜和平、申有連、小王子、陳德富、張重發等等……，他們頂著現政權的高壓和威脅，把貴州的民運搞得是有聲有色，這樣一群有道德理想的人，雖無披堅執銳，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追求理想，伸張正義，卻被專制政權視為眼中的芒刺，隨時被公安以斷生路、斷勞保、向家屬發出「被捕坐牢」的信息等威脅，在這種惡劣環境中，他們依然以理據爭，牢牢守住民主自由理念、執著地為六四冤魂吶喊；他們還舉辦人權研討會，為弱勢群體呼籲、維權。不是幾天、幾年，是幾十年的堅持，一生人的信念！什麼是硬漢烈女，看看貴州高原上的這枝奇葩，想想他們一路走來的荊棘長路！
我流亡他鄉異國，深感自由的可貴，也因此更加敬重這群囹圄之中勇敢的鬥士，並以他們為豪。有個願望就是有一天回到家鄉，與當年的這群朋友好好敘舊一場，要自由自在的、毫無禁忌的暢談。可是，我知道談何容易！中共沒有那個胸襟度量，他們常以規定什麼人能見、什麼話能說來對待需要回鄉的海外流亡者。我要回去，並且是有尊嚴的回去，決無附加條件或任何形式的協定，相信貴州的朋友們不會願意看到我卑躬屈膝的樣子，也不屑於一次以「尊嚴」換來的聚會！
每到深秋，金色的日子慢慢變冷變白的時候，最易勾起思憶的便是30年前那個特別的時段-----我人生的轉捩點，那些曾凝聚過熱忱、酸澀、驕傲和苦難的日子，在多少次跌倒爬起、再爬起之後，轉身回望，依然青春無悔、途遙未倦，領悟的人生只有一條：尊嚴的活著、活著就有追求、追求必須執著、執著才有價值。
－－轉自《大紀元》
上世紀70年代末，毛澤東死華國鋒接班後的中共最高層，尚未形成 一言九鼎的強勢政治局面，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政治小陽春的異常現象。
1978年底，貴州省突然冒出了一小群年輕人，他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詩帶詩、有文拿文，一沽腦跑到北京，天子腳下鋪開大字報就貼，以詩歌、政論說出了當時很少有人敢於公開說的話。一次又一次地北京----貴陽兩地跑，貼大字報評文革、論人權，質疑「大躍進」政績、宣揚孫文學說，還直接對「神」毛澤東三七開……，自發地組成民間社團《啟蒙社》。他們率先拉起了一面民主自由的大旗，全國各地迅速遙相呼應，紛紛結社聯盟，幾十個民刊社團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不少省市都有一堵「民主牆」，而牆前總是人頭湧湧。
那時，貴陽市鬧區紫林庵的民主牆前人們圍成厚厚的人牆，爭相閱讀大字報，以黃翔、莫建剛、方家華、李家華、楊在行、梁福慶、秦曉春、羅賓孫、廖雙元、李仁科、彭光忠、盧勇祥、盧和祥兄弟等為主的一群年輕人，分別組成了《啟蒙社編委會》、《啟蒙社編輯部》、《百花學社》、《使命》、《解凍》等民刊團體，他們定期開會、商討時事政治，貼大字報、有的義賣自己的會刊、還策劃遊行到省委，要求平反馬棉珍反革命案（貴州張自新似的人物）、搞全國民刊組織大串聯等等，並且加入的成員越來越多，本人是參與者中年紀最小的一個，最大的有60、 70歲的老者，身體殘疾的李偉也是積極投入其中的一位。
全國各省市的組織，廣泛地向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傳達了一個強烈的資訊，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同時也得到了積極的回應，西方記者普遍報導，學者載入歷史，國內百姓反響熱烈，紛紛在牆上留言表訴求、捐助義買刊物，啟蒙社編輯部的義賣，常有人丟下100元拿走一本刊物，百花學社在一次義賣中，幾十本小期刊，竟在清點時有300多元，那時，一般工人的工資不過30元左右。壓抑太久的人們熱情可見一斑。
但是，當華國鋒很快被清理下台後，鄧小平不僅食言再次復出，他重掌大權後立即的大動作之一，就是提出修改憲法中的言論自由部分，即修正１９７８年《憲法》第四十五條，取消原憲法中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該項提議很快便成為取締所有民間組織的依據，貴州各民刊的骨幹分子分別被警告和集中學習（變相拘押）月餘。在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０日的第五屆全代會第三次會議上通過此一決議的前後，全國民刊、組織統統遭到取締和鎮壓，主要負責人、積極參與者幾乎在同一時間分別被一網打盡，收審、逮捕、判刑的不計其數。一個從長期壓抑的毛時代向著健康社會走去的新局面，就葬送在鄧小平的獨裁統治之下，一時間「黑雲壓城城欲摧」，萬馬齊喑，文學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景象凋零。
貴州省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的組織有《啟蒙社編輯部》和《解凍社》，幾乎所有各民刊的主要成員都分別被關押收審，又在不同時間先後獲釋，收審時間最長是秦曉春，半年後釋放，而楊在行是唯一一個當即被判刑的貴州民運分子，定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5年勞改。在這場狂風暴雨的衝擊下，其他沒有被判刑、獲得「寬大處理」者中，有沉默等待的、有憤而遠走的、有從此銷聲匿跡的、也有因此而得到很多個人好處，其中最大一項「優惠」是獲分配了房屋和為家屬安置了工作，更有原本就是公安內線，完事後得到表揚的，如彭光忠之流。本人則遠走澳門，但幾年後回鄉，被原啟蒙社骨幹秦曉春告發，半途截下火車，老帳新帳一起算，判定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刑期三年，逃獄後又被彭光忠等2人出賣，加刑2年，成為貴州民主牆運動參與者中第二個被定罪的反革命政治犯。
大鎮壓後，《使命》的主要成員卻一直未間斷地在盧家聚會，以文學針砭時弊，盧永祥的小說《黑玫瑰》遭到貴州官方文學界的圍攻、批判。但這群年輕人相聚時一起跳交際舞聯誼，卻為政府秋後算帳找到藉口（當時，家庭交際舞是禁止的）。1983年，當局以流氓罪，一次過判了盧勇祥、盧和祥、盧順祥等人分別5年、10年和15年的徒刑。
大浪淘沙，沉下來的是金子。
接下來的歲月，貴州的仁人志士，沒有忘記自己的民主理念和歷史使命，老成員歸隊，後來者協力，前仆後繼，一次又一次直面收審入獄，一起走過一程又一程的坎坷人生路。1986年的學潮、1989年的六四、直到1995年的再整合、組成中國自由民主黨貴州分部、六四上京要求平反死難者，十幾人被牽連關押、陳西、廖雙元、盧勇祥、黃燕明、曾寧等五人再次被打成「反革命集團」判刑勞改，陳西判10年，廖、盧各判刑5年、其餘分別判4年和2年，在監獄裡遭毆打，精神肉體受盡折磨，黃燕明的眼睛幾近失明，連最基本的治療都沒有保障。直到3年前，李元龍還因寫了幾篇文章被判刑2年。還有一位令人敬佩的女性，即廖雙元的妻子吳玉琴，丈夫先後幾進幾齣牢門，她不僅不離不棄，盼到丈夫出獄後，雖身患絕症，也奮而加入了民運隊伍，用一支筆寫出對時政的不滿、說出底層百姓的心聲，和大夥一起，不畏懼公安威脅、騷擾，以樂觀豁達的態度積極面對人生。
今天，莫建剛、李仁科等，雖然靠著擺小攤的微薄收入維持全家老小的生活，但精神上卻十分富有！廖雙元、方家華，幾十年不改初衷，曾寧兩次坐牢不封口、不墜筆，黃燕明眼疾在身，依然熱情，還有杜和平、申有連、小王子、陳德富、張重發等等……，他們頂著現政權的高壓和威脅，把貴州的民運搞得是有聲有色，這樣一群有道德理想的人，雖無披堅執銳，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追求理想，伸張正義，卻被專制政權視為眼中的芒刺，隨時被公安以斷生路、斷勞保、向家屬發出「被捕坐牢」的信息等威脅，在這種惡劣環境中，他們依然以理據爭，牢牢守住民主自由理念、執著地為六四冤魂吶喊；他們還舉辦人權研討會，為弱勢群體呼籲、維權。不是幾天、幾年，是幾十年的堅持，一生人的信念！什麼是硬漢烈女，看看貴州高原上的這枝奇葩，想想他們一路走來的荊棘長路！
我流亡他鄉異國，深感自由的可貴，也因此更加敬重這群囹圄之中勇敢的鬥士，並以他們為豪。有個願望就是有一天回到家鄉，與當年的這群朋友好好敘舊一場，要自由自在的、毫無禁忌的暢談。可是，我知道談何容易！中共沒有那個胸襟度量，他們常以規定什麼人能見、什麼話能說來對待需要回鄉的海外流亡者。我要回去，並且是有尊嚴的回去，決無附加條件或任何形式的協定，相信貴州的朋友們不會願意看到我卑躬屈膝的樣子，也不屑於一次以「尊嚴」換來的聚會！
每到深秋，金色的日子慢慢變冷變白的時候，最易勾起思憶的便是30年前那個特別的時段-----我人生的轉捩點，那些曾凝聚過熱忱、酸澀、驕傲和苦難的日子，在多少次跌倒爬起、再爬起之後，轉身回望，依然青春無悔、途遙未倦，領悟的人生只有一條：尊嚴的活著、活著就有追求、追求必須執著、執著才有價值。
－－轉自《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