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阿裡山和日月潭，是我籌劃已久的一次旅行。十月底，趁著瑞典學校放秋假，我獨自踏上了赴台灣的雲遊之路。
1946 年11月，我的父親作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大學的學生，曾到台灣地政局短期實習，考察了台灣多個縣市。因此，我這次旅行不是一般的觀光。除了要參加《瑞典森林散步》一書的新書發佈會之外，流亡十六年未能回國探親的我，還想在台灣尋找父親六十年前的足跡，以寶島的山水之美，慰藉我無以派遣的鄉愁。
在幽靜的阿裡山憶起師濤
終於又聞到稻穀的清香了。在台南平原，我請司機停車，讓我到久違了的稻田裡，摘下一支稻穗作為紀念。出身鄉村教師家庭的我，從小在湖南的稻田裡長大，長期流亡在一個高科技工業化的冰雪北國。異域思鄉的夢中，時常縈繞著水稻的香味。
台灣令我驚嘆的，是它那奇特的熱帶水果，還有豐富別樣的熱帶樹種。車行阿裡山上，我們穿越了熱帶林、暖帶林和溫帶林。低海拔的田園風光，高海拔的森林山景，一切盡收眼底。下午，人們聚集於山頂的阿裡山車站，欣賞鄒族原住民的傳統歌舞。之後，遊客漸漸散去。我獨自在山頂幽靜的階梯上坐下。
傍晚的雲霧，從山下緩緩地升騰上來。千山萬壑淹沒在暮色和雲霧之中，只留下這黛綠色的山頂和我。在「斜暉脈脈水悠悠」似的傷感與惆悵裡，我還體驗到一種「我與青山同在」的甜蜜感。帶著惆悵與甜蜜，我走進山間一個小飯館。
飯館老闆端上什錦火鍋，還有一碟拌大蒜與醋吃的山豬肉。在北歐已經多年沒有吃過火鍋了，我興致勃勃地給火鍋拍照留念。突然，餐桌上的一張報紙吸引了我的眼光，那是10月30日的「蘋果國際」，上面有一張我熟悉的照片——師濤，在他的眼鏡下對我微笑。
正享受高山上的孤寂與野味的我，突然愣住了。自2004年起，這位記者政治犯就一直是我關注的對象。他在湖南的牢獄裡偶然讀到我的小詩，寫詩回應道：「你們，曾經給予過我多少溫暖/ 我用這股珍貴的體溫/ 驅散牆壁上厚重的寒氣。」
我一時悲喜交集，淚水盈眶。喜的是雅虎和微軟、Google終於共同簽署了一項行為法規，承諾將保障全球網友的言論自由與隱私權，抗拒來自政府的侵犯。悲哀的是，為這項法規付出犧牲的師濤等人，至今仍在獄中忍受煎熬。
觀玉山日出遇見大陸博士團
頂著幾顆明亮的星星，我回到牆上畫滿山櫻花的旅館，伴著阿裡山的林濤過夜。第二天凌晨，我便被人喚醒，坐森林火車去看玉山日出。人們都穿著厚厚的禦寒衣服，在觀景台耐心等待，直到東方泛起魚肚白，太陽在眾人的歡呼中升起。
同在這山頂觀日出的，至少有四個大陸觀光團，一個是來台灣做教育訪問交流的，一個是廣東人的旅遊團，還有在台灣大學裡做短期交流的一個大陸法律博士班，一個大陸新聞博士班。獨在異鄉為異客，我聽見大陸口音便感到親切，很快就和他們交談起來了。
一個大陸來的法律博士對我說，他覺得台灣的法律制度比較完善，比較透明。一個新聞博士說，他們覺得台灣的新聞比較混亂，不夠嚴肅。我說，儘管台灣新聞有很多八卦，但他們的記者可以揭露總統、批評政府，可以行使新聞監督的「第四權」，這是大陸媒體人享受不到的基本權利。
令我吃驚的是，大陸來的新聞博士不知道劉賓雁是誰，法律博士不知道師濤家屬訴雅虎案，不知道胡佳因幾篇文章被判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當代中國最著名的記者，被人從新聞史上輕輕抹去，當代最優秀的青年在受難，卻不為他們的同代人所知。
阿裡山明媚的晨光裡，我禁不住黯然神傷。有時我曾想過，也許自己以後可以多寫一些輕鬆的文學性文字，但這次遇見大陸博士團的經歷，令我痛下決心：繼續用文字來承擔對歷史以及受害者紀念的義務。就如索爾仁尼琴說：「沒有紀念，人民的歷史就不存在。」
在陳雲林訪台時舉起紅標語
日月潭曾是我父親實習考察過的地方之一。傍晚和清晨，我從湖邊旅館的陽台上，眺望這個美麗的天然湖泊，遙想父親當年。坐船遊湖時，聽導遊介紹說，日月潭曾是蔣介石最愛的風景，附近涼亭與廟宇等不少景點，都留下蔣介石的遺蹟。
父親曾告訴過我，當年他在中央政治大學讀書時，曾違背校長蔣介石的禁令，兩次上街參加示威遊行。其中一次是1947年，學生們抗議不是學者的蔣經國接任政大校長。那時的蔣介石似乎還有一點民主意識，雖然氣得大發雷霆，但也沒有處罰學生。到了共產黨統治時期，父親一類的國民黨人，便成了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魚肉，只求一條活路，再也不敢亂說亂動了。
也許是繼承了父親反抗權貴的性格，回到台北後，正好碰上大陸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我便很自然地走上抗議的前沿。那是11月3日，我在街上一家做招牌的小店，訂做了一副紅布橫幅，上面寫著「釋放王炳章胡佳陳光誠師濤等政治犯」。
當晚陳雲林參加設於台北101大樓的晚宴，等我趕到時，已是下午五點半，綠營人士和法輪功學員等抗議人馬，都已經聚集在大樓前。我把紅標語藏在背包裡，想要悄悄地混進101大樓去面見陳雲林。但台灣警方在門前嚴陣以待，我根本沒有任何機會當面向陳雲林抗議。於是，我只好站在101大樓對面的市府路街口，當眾展開紅色橫幅。
對我來說，這樣的抗議是對獄中政治犯的一個道義聲援，是向受難者及其親屬表示，我們沒有忘記他們。一位台灣朋友評論說，茉莉這樣的行為否定了陳雲林來台的合法性，一個鎮壓本國人民的政權，怎麼有資格代表中國？
新書發佈會在抗議汽笛聲中落幕
那天有一個有趣的插曲。在前去101大樓抗議前，我接受台灣名嘴胡忠信的採訪，談我的新書《瑞典森林散步》。採訪結束後，胡忠信先生的助理——一位善解人意的小姐對我說：「陳雲林來台灣了，按照你的性格，應該去抗議才是。」我大吃一驚，因為我正準備採訪完後去取訂做的標語，怎麼就讓這位小姐給猜著了？
也許那位助理小姐仔細讀過我的書。我在書中表示過這樣的意思：每當祖國發生了什麼，流亡者都有道德義務去表示他們的態度，去充當國內無法發出聲音者的代言人。顯然，那位小姐希望我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
接下來兩天，我到國立政治大學、新竹中華大學和新竹教育學院，和大學生及博士們談我的新書，談瑞典的社會制度，風土人情，也談「從歐洲經驗看兩岸關係」。正如此書的推薦人曾建元先生所說，遙遠的瑞典對台灣人來說像是一團迷霧，他們對這個北歐小國充滿瞭解的興趣。
11月6日下午2時，允晨文化出版社假台大校友會館，舉辦新書發表會。那天與會的，有台灣的文壇前輩、學界新秀、大學生和新聞界記者，還有旅台的西藏朋友和其他友人。
參加會議並發言的，有一位金發的瑞典女性特別引人注目，她是瑞典貿易委員會台北辦事處的官員高夏琳。這位年輕的女外交官說一口流利的漢語，向我表示祝賀。她還引用中國成語「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說茉莉這本書有中國人看瑞典的獨特視角，令她愛不釋手。台灣前筆會會長、詩人李敏勇先生在發言中談及21世紀的流亡者，尤其是文化人流亡的問題，並表達他對台灣現狀的憂慮。
我則以《放逐中的寫作和精神回歸》作為發言題目。這個題目來自李敏勇先生的一首小詩：「在秋天的山坡/ 通往天國的階梯上/ 你的放逐/ 就是你的回歸。」我談到流亡者在異國吸取了新的文化營養，能夠以寫作為手段，在新的層次上實行精神的回歸。
新書發佈會場外，碰巧是民進黨舉行「圍城」集合的濟南路。抗議陳雲林的隊伍一片沸騰，人們不時齊吹汽笛，笛聲響徹雲霄。我在新書發佈會結束之後，舉起要求釋放中國政治犯的紅色橫幅，再次走上台北街頭。那裡飄揚著青天白日旗，那是我父親年輕時宣誓效忠過的旗幟。
－－轉自《爭鳴》雜誌2008年12月號
1946 年11月，我的父親作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大學的學生，曾到台灣地政局短期實習，考察了台灣多個縣市。因此，我這次旅行不是一般的觀光。除了要參加《瑞典森林散步》一書的新書發佈會之外，流亡十六年未能回國探親的我，還想在台灣尋找父親六十年前的足跡，以寶島的山水之美，慰藉我無以派遣的鄉愁。
在幽靜的阿裡山憶起師濤
終於又聞到稻穀的清香了。在台南平原，我請司機停車，讓我到久違了的稻田裡，摘下一支稻穗作為紀念。出身鄉村教師家庭的我，從小在湖南的稻田裡長大，長期流亡在一個高科技工業化的冰雪北國。異域思鄉的夢中，時常縈繞著水稻的香味。
台灣令我驚嘆的，是它那奇特的熱帶水果，還有豐富別樣的熱帶樹種。車行阿裡山上，我們穿越了熱帶林、暖帶林和溫帶林。低海拔的田園風光，高海拔的森林山景，一切盡收眼底。下午，人們聚集於山頂的阿裡山車站，欣賞鄒族原住民的傳統歌舞。之後，遊客漸漸散去。我獨自在山頂幽靜的階梯上坐下。
傍晚的雲霧，從山下緩緩地升騰上來。千山萬壑淹沒在暮色和雲霧之中，只留下這黛綠色的山頂和我。在「斜暉脈脈水悠悠」似的傷感與惆悵裡，我還體驗到一種「我與青山同在」的甜蜜感。帶著惆悵與甜蜜，我走進山間一個小飯館。
飯館老闆端上什錦火鍋，還有一碟拌大蒜與醋吃的山豬肉。在北歐已經多年沒有吃過火鍋了，我興致勃勃地給火鍋拍照留念。突然，餐桌上的一張報紙吸引了我的眼光，那是10月30日的「蘋果國際」，上面有一張我熟悉的照片——師濤，在他的眼鏡下對我微笑。
正享受高山上的孤寂與野味的我，突然愣住了。自2004年起，這位記者政治犯就一直是我關注的對象。他在湖南的牢獄裡偶然讀到我的小詩，寫詩回應道：「你們，曾經給予過我多少溫暖/ 我用這股珍貴的體溫/ 驅散牆壁上厚重的寒氣。」
我一時悲喜交集，淚水盈眶。喜的是雅虎和微軟、Google終於共同簽署了一項行為法規，承諾將保障全球網友的言論自由與隱私權，抗拒來自政府的侵犯。悲哀的是，為這項法規付出犧牲的師濤等人，至今仍在獄中忍受煎熬。
觀玉山日出遇見大陸博士團
頂著幾顆明亮的星星，我回到牆上畫滿山櫻花的旅館，伴著阿裡山的林濤過夜。第二天凌晨，我便被人喚醒，坐森林火車去看玉山日出。人們都穿著厚厚的禦寒衣服，在觀景台耐心等待，直到東方泛起魚肚白，太陽在眾人的歡呼中升起。
同在這山頂觀日出的，至少有四個大陸觀光團，一個是來台灣做教育訪問交流的，一個是廣東人的旅遊團，還有在台灣大學裡做短期交流的一個大陸法律博士班，一個大陸新聞博士班。獨在異鄉為異客，我聽見大陸口音便感到親切，很快就和他們交談起來了。
一個大陸來的法律博士對我說，他覺得台灣的法律制度比較完善，比較透明。一個新聞博士說，他們覺得台灣的新聞比較混亂，不夠嚴肅。我說，儘管台灣新聞有很多八卦，但他們的記者可以揭露總統、批評政府，可以行使新聞監督的「第四權」，這是大陸媒體人享受不到的基本權利。
令我吃驚的是，大陸來的新聞博士不知道劉賓雁是誰，法律博士不知道師濤家屬訴雅虎案，不知道胡佳因幾篇文章被判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當代中國最著名的記者，被人從新聞史上輕輕抹去，當代最優秀的青年在受難，卻不為他們的同代人所知。
阿裡山明媚的晨光裡，我禁不住黯然神傷。有時我曾想過，也許自己以後可以多寫一些輕鬆的文學性文字，但這次遇見大陸博士團的經歷，令我痛下決心：繼續用文字來承擔對歷史以及受害者紀念的義務。就如索爾仁尼琴說：「沒有紀念，人民的歷史就不存在。」
在陳雲林訪台時舉起紅標語
日月潭曾是我父親實習考察過的地方之一。傍晚和清晨，我從湖邊旅館的陽台上，眺望這個美麗的天然湖泊，遙想父親當年。坐船遊湖時，聽導遊介紹說，日月潭曾是蔣介石最愛的風景，附近涼亭與廟宇等不少景點，都留下蔣介石的遺蹟。
父親曾告訴過我，當年他在中央政治大學讀書時，曾違背校長蔣介石的禁令，兩次上街參加示威遊行。其中一次是1947年，學生們抗議不是學者的蔣經國接任政大校長。那時的蔣介石似乎還有一點民主意識，雖然氣得大發雷霆，但也沒有處罰學生。到了共產黨統治時期，父親一類的國民黨人，便成了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魚肉，只求一條活路，再也不敢亂說亂動了。
也許是繼承了父親反抗權貴的性格，回到台北後，正好碰上大陸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我便很自然地走上抗議的前沿。那是11月3日，我在街上一家做招牌的小店，訂做了一副紅布橫幅，上面寫著「釋放王炳章胡佳陳光誠師濤等政治犯」。
當晚陳雲林參加設於台北101大樓的晚宴，等我趕到時，已是下午五點半，綠營人士和法輪功學員等抗議人馬，都已經聚集在大樓前。我把紅標語藏在背包裡，想要悄悄地混進101大樓去面見陳雲林。但台灣警方在門前嚴陣以待，我根本沒有任何機會當面向陳雲林抗議。於是，我只好站在101大樓對面的市府路街口，當眾展開紅色橫幅。
對我來說，這樣的抗議是對獄中政治犯的一個道義聲援，是向受難者及其親屬表示，我們沒有忘記他們。一位台灣朋友評論說，茉莉這樣的行為否定了陳雲林來台的合法性，一個鎮壓本國人民的政權，怎麼有資格代表中國？
新書發佈會在抗議汽笛聲中落幕
那天有一個有趣的插曲。在前去101大樓抗議前，我接受台灣名嘴胡忠信的採訪，談我的新書《瑞典森林散步》。採訪結束後，胡忠信先生的助理——一位善解人意的小姐對我說：「陳雲林來台灣了，按照你的性格，應該去抗議才是。」我大吃一驚，因為我正準備採訪完後去取訂做的標語，怎麼就讓這位小姐給猜著了？
也許那位助理小姐仔細讀過我的書。我在書中表示過這樣的意思：每當祖國發生了什麼，流亡者都有道德義務去表示他們的態度，去充當國內無法發出聲音者的代言人。顯然，那位小姐希望我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
接下來兩天，我到國立政治大學、新竹中華大學和新竹教育學院，和大學生及博士們談我的新書，談瑞典的社會制度，風土人情，也談「從歐洲經驗看兩岸關係」。正如此書的推薦人曾建元先生所說，遙遠的瑞典對台灣人來說像是一團迷霧，他們對這個北歐小國充滿瞭解的興趣。
11月6日下午2時，允晨文化出版社假台大校友會館，舉辦新書發表會。那天與會的，有台灣的文壇前輩、學界新秀、大學生和新聞界記者，還有旅台的西藏朋友和其他友人。
參加會議並發言的，有一位金發的瑞典女性特別引人注目，她是瑞典貿易委員會台北辦事處的官員高夏琳。這位年輕的女外交官說一口流利的漢語，向我表示祝賀。她還引用中國成語「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說茉莉這本書有中國人看瑞典的獨特視角，令她愛不釋手。台灣前筆會會長、詩人李敏勇先生在發言中談及21世紀的流亡者，尤其是文化人流亡的問題，並表達他對台灣現狀的憂慮。
我則以《放逐中的寫作和精神回歸》作為發言題目。這個題目來自李敏勇先生的一首小詩：「在秋天的山坡/ 通往天國的階梯上/ 你的放逐/ 就是你的回歸。」我談到流亡者在異國吸取了新的文化營養，能夠以寫作為手段，在新的層次上實行精神的回歸。
新書發佈會場外，碰巧是民進黨舉行「圍城」集合的濟南路。抗議陳雲林的隊伍一片沸騰，人們不時齊吹汽笛，笛聲響徹雲霄。我在新書發佈會結束之後，舉起要求釋放中國政治犯的紅色橫幅，再次走上台北街頭。那裡飄揚著青天白日旗，那是我父親年輕時宣誓效忠過的旗幟。
－－轉自《爭鳴》雜誌2008年12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