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張羅著紀念改革開放30年，這邊是推行它所謂「土地新政」，那邊是發動學習「科學發展觀」運動，而金融風暴呼嘯而來，看上去「過熱」的經濟一下子又面臨下行的嚴峻形勢，弄得手忙腳亂，忙不迭地求助於凱恩斯主義救市方式。有學者明言，中國過去那種靠投資拉動增長、靠出口為快速增長的工業產能提供出路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而應對危機、拉動內需，最根本的是轉變經濟模式，還權於民，特別是把土地權還給農民，把國有體制壟斷的資產性財富向民眾開放。應該說，這是根本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之道，也是「科學發展觀」應該有的視野，只是，中國共產黨對此，還根本不感興趣。
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跡象，是所謂「批判普世價值」的鬧劇。
據說，這與中共黨內的爭鬥有關，因為溫家寶在對外講話時對「普世價值」多有肯定，而這種「內外有別」的說詞在如今的網絡時代免不了對內也有所影響，同時，「宏觀調控」失誤看來更對溫先生本人的地位有所威脅。中共高層往往顯出認同「普世價值」的姿態，同時又放縱其御用文人放肆地詆毀「普世價值」，或許，所謂認同只是表面文章，而「批判普世價值」對中共黨內爭鬥有用，對控制民眾思想也有用，一箭雙雕，何樂而不為？
然而可笑的是，中共的所謂「理論家」或吹鼓手們本事實在有限，講不出多少象樣的道理來，更多的是胡攪蠻纏，把問題攪成一團。他們以為，人們視為「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法治等觀念，只要給它們扣上一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價值體系」帽子，給它們冠以「西式的」前綴，自己就佔領了制高點，不僅用自己手裡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可以將其批得體無完膚，更可以借助民族主義的高漲人氣而「御敵於國門之外」，重整被改革開放搞亂了的思想意識形態之河山，重溫自己那些教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舊夢。
可悲的是，這些可憐的人們忘記了中國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的實際進程，忘記了中共自己曾經標榜的對自由、民主之「普世價值」的擁抱。當年，許多左翼知識分子投奔中共，正是因為他們內心裡向往著自由、民主。桂濤聲作詞的《在太行山上》，一開始就是，「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而公木作詞的《八路軍進行曲》，唱的是「我們是善戰的前衛，我們是民眾的武裝。從無畏懼，絕不屈服，永遠抵抗，直到把日寇逐出國境，自由的旗幟高高飄揚」──後來作為解放軍軍歌，才改為「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而公木本人後來在「反右運動」中則成為中國作協的最後一個「右派」。那時，毛澤東承認，「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承認社會主義的前提是「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現在，中共的這些御用文人對著「普世價值」一陣陣地狂吠，倒是直率得有幾分可愛，露出了他們右翼、專制的本相。
這些御用文人批判「普世價值」，不妨礙他們抽象地承認「普世價值」存在，甚至不得不承認「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等是人類共同的追求」。在理論上，他們抓住一點︰「根據社會經濟關系來確定價值的內容」，倒也不錯，但是，具體地分析現實的社會經濟關系，他們的「理論」就要露出馬腳，這樣他們就只能抽象地談論其所謂「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把三權分立、多黨制等等都斥之為「西式政治制度、價值觀念」，一概地拒絕。
的確，「普世價值」不是絕對的，它們是存在的反映，會隨著存在的變化而變化。
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實際上是以市場經濟為根基而發展的。市場經濟出現在人類生產中出現剩余之際，它在自然經濟的卵翼下長期緩慢地發展，直到近代，才逐漸地在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而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這些觀念，也就逐漸地取代專制、等級以及「君權神授」之類的價值觀，成為「普世價值」──更確切地說，是在資本主義進入其中後期階段，市場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之際，這些「普世價值」受到現實變化的強勁支持，才越來越不可避免地「普世」起來。
市場經濟時代跨越數千年，經歷了不同的社會經濟、政治形態，這樣，人們對於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這些「普世價值」，很容易產生比較抽象、絕對的看法，然而，經歷了那樣漫長的發展過程，人類畢竟對它們有了許多很具體的實踐和認識。例如，自由意味著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而民主意味著權利對權力的制約、權力之間的制衡，其具體表現即為普選、多黨制以及三權分立等等。這些實踐和認識，不是簡單地斥之為「西式」就可以否定的。恰恰相反，「普世價值」體現著西方社會的發展變化，全世界的人們或多或少地都看在眼裡，頭腦中也多少有些思考，就或多或少地實踐起來。「普世價值」之所以愈益「普世」，若是可以簡單地歸結為西方的宣傳，那倒真是簡單了。
社會主義的觀念出現在資本主義的前期，當時的空想社會主義，可以說其本身就是人權、公平、正義觀念的一種特殊表達。馬克思恩格斯以其哲學、經濟學研究，提出科學社會主義的觀念，把社會主義定義為比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為其最高階段）更高的發展階段，而現實的發展中，壟斷資本剛剛露出端倪，資本主義剛剛要進入其中期。他們在社會現實面前，承認了自己一度發生的政治觀念錯誤，即贊同「不斷革命」，在政治上回到了「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的立場，為科學社會主義奠定了政治觀念基礎。社會主義的從空想到科學的轉變，第一步是以唯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為其哲學－經濟學基礎，第二步是否定「不斷革命」，確定其政治實質為「多數人的革命」。這第二步有著修正的意味，但是，他們的這一修正未能真正展開，「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在他們身後不可避免地分裂了。
共產黨堅持體現著「不斷革命」觀念的「共產主義」，在市場經濟「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尚在發揮之際，堅持要以國有體制改造社會，要以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它們不得不象考茨基說的那樣，「利用國家政權來排除資本主義生產而代之以社會生產」，於是，在實踐中、在觀念上，它們就不能不與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等「普世價值」發生對立，進而發展到持續的對抗。在理論上，社會主義意味著更高程度的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如《共產黨宣言》所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然而在現實中，卻找不到足以支撐它們的基礎，因為社會主義「普世價值」只能揚棄市場經濟「普世價值」而發展，它本身實際上是孕育在後者之中，要另起爐灶，根本就是空想。一代政治大師毛澤東不斷地發動大規模政治運動，企圖「在人們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滌蕩舊世界的污泥濁水，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和新觀念，結果也是枉然。
這樣，也就難怪共產黨人要在「普世價值」的抽象與具體之間打轉轉，因為他們根本無法說清楚，在市場經濟的現實階段上，他們所謂「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究竟有何特殊之處，無法說清楚「社會主義」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或「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與一黨專制究竟區別何在。他們難以否認，離開了所謂「多黨合作」中那些被閹割了的「民主黨派」，他們的政治體制只是脫去了一些包裝，根本無損其實質。
不過，把專制的隱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中，卻是一件難度很高的工作，共產黨御用文人們當然為自己的本事而自豪。他們甚至激動得忘乎所以，以為「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真的已成現實，真的可以同現實世界中的「普世價值」相抗衡，就在自己描繪的幻象面前手舞足蹈起來。
看清楚這種表演的根底，有益於人們的心理健康，而免除或無視這些人們的表演樂趣，則似乎過於殘忍了。那麼，就讓他們表演去吧。
－－轉自《新世紀》
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跡象，是所謂「批判普世價值」的鬧劇。
據說，這與中共黨內的爭鬥有關，因為溫家寶在對外講話時對「普世價值」多有肯定，而這種「內外有別」的說詞在如今的網絡時代免不了對內也有所影響，同時，「宏觀調控」失誤看來更對溫先生本人的地位有所威脅。中共高層往往顯出認同「普世價值」的姿態，同時又放縱其御用文人放肆地詆毀「普世價值」，或許，所謂認同只是表面文章，而「批判普世價值」對中共黨內爭鬥有用，對控制民眾思想也有用，一箭雙雕，何樂而不為？
然而可笑的是，中共的所謂「理論家」或吹鼓手們本事實在有限，講不出多少象樣的道理來，更多的是胡攪蠻纏，把問題攪成一團。他們以為，人們視為「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法治等觀念，只要給它們扣上一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價值體系」帽子，給它們冠以「西式的」前綴，自己就佔領了制高點，不僅用自己手裡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可以將其批得體無完膚，更可以借助民族主義的高漲人氣而「御敵於國門之外」，重整被改革開放搞亂了的思想意識形態之河山，重溫自己那些教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舊夢。
可悲的是，這些可憐的人們忘記了中國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的實際進程，忘記了中共自己曾經標榜的對自由、民主之「普世價值」的擁抱。當年，許多左翼知識分子投奔中共，正是因為他們內心裡向往著自由、民主。桂濤聲作詞的《在太行山上》，一開始就是，「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而公木作詞的《八路軍進行曲》，唱的是「我們是善戰的前衛，我們是民眾的武裝。從無畏懼，絕不屈服，永遠抵抗，直到把日寇逐出國境，自由的旗幟高高飄揚」──後來作為解放軍軍歌，才改為「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而公木本人後來在「反右運動」中則成為中國作協的最後一個「右派」。那時，毛澤東承認，「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承認社會主義的前提是「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現在，中共的這些御用文人對著「普世價值」一陣陣地狂吠，倒是直率得有幾分可愛，露出了他們右翼、專制的本相。
這些御用文人批判「普世價值」，不妨礙他們抽象地承認「普世價值」存在，甚至不得不承認「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等是人類共同的追求」。在理論上，他們抓住一點︰「根據社會經濟關系來確定價值的內容」，倒也不錯，但是，具體地分析現實的社會經濟關系，他們的「理論」就要露出馬腳，這樣他們就只能抽象地談論其所謂「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把三權分立、多黨制等等都斥之為「西式政治制度、價值觀念」，一概地拒絕。
的確，「普世價值」不是絕對的，它們是存在的反映，會隨著存在的變化而變化。
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實際上是以市場經濟為根基而發展的。市場經濟出現在人類生產中出現剩余之際，它在自然經濟的卵翼下長期緩慢地發展，直到近代，才逐漸地在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而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這些觀念，也就逐漸地取代專制、等級以及「君權神授」之類的價值觀，成為「普世價值」──更確切地說，是在資本主義進入其中後期階段，市場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之際，這些「普世價值」受到現實變化的強勁支持，才越來越不可避免地「普世」起來。
市場經濟時代跨越數千年，經歷了不同的社會經濟、政治形態，這樣，人們對於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這些「普世價值」，很容易產生比較抽象、絕對的看法，然而，經歷了那樣漫長的發展過程，人類畢竟對它們有了許多很具體的實踐和認識。例如，自由意味著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而民主意味著權利對權力的制約、權力之間的制衡，其具體表現即為普選、多黨制以及三權分立等等。這些實踐和認識，不是簡單地斥之為「西式」就可以否定的。恰恰相反，「普世價值」體現著西方社會的發展變化，全世界的人們或多或少地都看在眼裡，頭腦中也多少有些思考，就或多或少地實踐起來。「普世價值」之所以愈益「普世」，若是可以簡單地歸結為西方的宣傳，那倒真是簡單了。
社會主義的觀念出現在資本主義的前期，當時的空想社會主義，可以說其本身就是人權、公平、正義觀念的一種特殊表達。馬克思恩格斯以其哲學、經濟學研究，提出科學社會主義的觀念，把社會主義定義為比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為其最高階段）更高的發展階段，而現實的發展中，壟斷資本剛剛露出端倪，資本主義剛剛要進入其中期。他們在社會現實面前，承認了自己一度發生的政治觀念錯誤，即贊同「不斷革命」，在政治上回到了「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的立場，為科學社會主義奠定了政治觀念基礎。社會主義的從空想到科學的轉變，第一步是以唯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為其哲學－經濟學基礎，第二步是否定「不斷革命」，確定其政治實質為「多數人的革命」。這第二步有著修正的意味，但是，他們的這一修正未能真正展開，「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在他們身後不可避免地分裂了。
共產黨堅持體現著「不斷革命」觀念的「共產主義」，在市場經濟「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尚在發揮之際，堅持要以國有體制改造社會，要以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它們不得不象考茨基說的那樣，「利用國家政權來排除資本主義生產而代之以社會生產」，於是，在實踐中、在觀念上，它們就不能不與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等「普世價值」發生對立，進而發展到持續的對抗。在理論上，社會主義意味著更高程度的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如《共產黨宣言》所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然而在現實中，卻找不到足以支撐它們的基礎，因為社會主義「普世價值」只能揚棄市場經濟「普世價值」而發展，它本身實際上是孕育在後者之中，要另起爐灶，根本就是空想。一代政治大師毛澤東不斷地發動大規模政治運動，企圖「在人們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滌蕩舊世界的污泥濁水，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和新觀念，結果也是枉然。
這樣，也就難怪共產黨人要在「普世價值」的抽象與具體之間打轉轉，因為他們根本無法說清楚，在市場經濟的現實階段上，他們所謂「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究竟有何特殊之處，無法說清楚「社會主義」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或「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與一黨專制究竟區別何在。他們難以否認，離開了所謂「多黨合作」中那些被閹割了的「民主黨派」，他們的政治體制只是脫去了一些包裝，根本無損其實質。
不過，把專制的隱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中，卻是一件難度很高的工作，共產黨御用文人們當然為自己的本事而自豪。他們甚至激動得忘乎所以，以為「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真的已成現實，真的可以同現實世界中的「普世價值」相抗衡，就在自己描繪的幻象面前手舞足蹈起來。
看清楚這種表演的根底，有益於人們的心理健康，而免除或無視這些人們的表演樂趣，則似乎過於殘忍了。那麼，就讓他們表演去吧。
－－轉自《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