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3月6日訊】 淩滄洲
“兩 會”每年在京城搞一把，會上的“演員們”倒是風光無比，可是不少人還是要為此去折騰或被折騰——申訴的冤民如飛蛾撲火，又是找有司衙門，又是撒傳單，以為 這些人還能出演把“青天老爺”，為之洗雪平冤；而為了營造“和諧”，交通警察、武警、保安、戴紅箍兒的老頭老太“偵緝隊”都神經繃緊，在大街小巷亮亮他們 的身影，一來必須保證“大道如青天，代表行無阻”，二來以其組織良好的隊伍震懾住草民屁民。
這更加深了我的想法：我本人對兩會“代表委員”不抱任何期望。
在中國的現行憲法中，代表的選舉辦法是有明文規定的，全國性的代表和省市的代表是不會直選的，不僅憲法中沒有規定全國代表的人數，政協委員的選舉辦法和名額憲法中也沒規定。
因此，兩會也就是兩個會而已，在法律上的定位不知從何說起。
人民代表是誰，政協委員是誰，他們誰代表了你，你選過誰，哪個人大代表為你在會上呼籲過什麼，為你們的工作、錢囊、環境、奶粉安全以及為你孩子的結石呼籲過什麼，你能不能在報刊電視臺網路上批評他們，你能拍拍胸脯說你門清嗎？！
但我對申訴的冤民和近期一些公民的公開信、陳情表、建議書，都持相當的理解態度，雖然從短期實際效果看，幾乎等於零，但從長遠來說，其意義決不可低估。
最大的作用，就是表明了公民的立場和態度，有的等於說出真相，有的表明決不可被征服的意志。
這是聲音的力量。
就像我今天的這篇文章，聲音很弱小，有人聽到也會很不是滋味，有人也覺得很有共鳴。
爭取自由和人權，首先就是從站出來說話開始。
這 個體制把越來越多的人力和成本投入到維護表面的“和諧”中。人們未必能聽到代表委員們的在會上的高談闊論，但看到並深切感受到“代表”著“人民”的與會 者，如何一年一度地把人民的基本“路權”也給代表了——這些其實是從技術層面上很好解決的問題，第一不見媒體呼籲，因為媒體都是官控的；第二，許多市民為 此所付出的時間成本和體力精力，甚至包括底層員警們因此而付出的加倍緊張和辛苦——私底下可能也不乏怨聲載道，黨國高層決策人士是真不知道嗎？
問題是：多年慣性如此，體制需要如此。
假 如全國性代表、委員各有500人，而不是現在的幾千人，找個大點的賓館就全能住下了，討論什麼也都方便，也用不著經常進行道路交通管制。而且得真正節約多 少會議費啊。比如北京北五環的北京會議中心，我想就能解決集中開會的問題。但是不行！人多與會議效率成反比，大佬們深諳其道；人多聲音就更分散薄弱，大佬 們也知道。要的就是這個效果。舉手通過起來才更便捷嘛。如果只有各500人，500人中出幾個特立獨行之士，這特立獨行的人又時不時來點特立獨行之言行， 呼籲點自由、人權、民主的普世價值，就麻煩大啦！
一些演藝界、體育界的委員、代表人士，在他們自己的行當是把好手，但於代議制政治和民主 自由，他們懂得個什麼呢，不僅談起法律不如我的律師朋友們，而且如果實現公開的直選、競選，也未必能選上，但也大言不慚，提點不痛不癢的提案，說點不著四 六的話題，年年耗費中國納稅人的巨大血汗而已。
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生活著無數沉默、不幸的人們，他們耐心地觀賞這一年一度的演出，當然， 我不否定，像小腳偵緝隊之類人是非常虔誠、投入地觀賞，並且歡呼雀躍，容不得半點喝倒彩的。這些老頭老太以及其他被震懾住的沉默的大多數，正是構成穩定與 “和諧”的基礎。因此，對於一個屢屢被征服的民族，對於一個曾經都參與制造現行體制與文化風俗的國民來說，都不要做一臉無辜狀，這都是歷史和現實的報應， 每個民族都配得到他應得的。
但是，也有少許人站出來發言。我可以看成是懺悔和贖罪的開始，比如都曾經參與制造、擁護、容忍謊言。在歷史的天平下，我們許多人看到了自己靈魂深處的過錯。今日國民的苦難，都有國民自己有意或無意選擇的責任。
我們許多人重新選擇，為的是自己不再像個奴隸跪著苟活，而能像個自由人有尊嚴地活著，並期盼我們的兒孫有一日能自由與尊嚴地活著。
美 國暢銷書作家克裡斯•馬修斯曾經寫道：“1989年11月柏林牆被推倒的時候，我幸運在場。•••••正是生活中的這種日復一日的折磨和人格傷害，最終摧 毀了東歐的社會政治體系。森嚴的鐵幕之所以被撕開，因為當地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對東德官僚體制的蔑視，那是一種美化抽象民眾、卻對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無動於 衷、肆意羞辱的體制。”
儘管震懾、威嚇從沒停息並有加強的趨勢，但民眾的請願、傳單、公開信、呼籲，卻越來越有從乞求、懇求到蔑視、冷眼的意味，此點，朝野各位人士、新聞工作者、未來的歷史學家們不可不深察。
2009，3，5
寫於大唐帝國邊城，幽州
“兩 會”每年在京城搞一把，會上的“演員們”倒是風光無比，可是不少人還是要為此去折騰或被折騰——申訴的冤民如飛蛾撲火，又是找有司衙門，又是撒傳單，以為 這些人還能出演把“青天老爺”，為之洗雪平冤；而為了營造“和諧”，交通警察、武警、保安、戴紅箍兒的老頭老太“偵緝隊”都神經繃緊，在大街小巷亮亮他們 的身影，一來必須保證“大道如青天，代表行無阻”，二來以其組織良好的隊伍震懾住草民屁民。
這更加深了我的想法：我本人對兩會“代表委員”不抱任何期望。
在中國的現行憲法中，代表的選舉辦法是有明文規定的，全國性的代表和省市的代表是不會直選的，不僅憲法中沒有規定全國代表的人數，政協委員的選舉辦法和名額憲法中也沒規定。
因此，兩會也就是兩個會而已，在法律上的定位不知從何說起。
人民代表是誰，政協委員是誰，他們誰代表了你，你選過誰，哪個人大代表為你在會上呼籲過什麼，為你們的工作、錢囊、環境、奶粉安全以及為你孩子的結石呼籲過什麼，你能不能在報刊電視臺網路上批評他們，你能拍拍胸脯說你門清嗎？！
但我對申訴的冤民和近期一些公民的公開信、陳情表、建議書，都持相當的理解態度，雖然從短期實際效果看，幾乎等於零，但從長遠來說，其意義決不可低估。
最大的作用，就是表明了公民的立場和態度，有的等於說出真相，有的表明決不可被征服的意志。
這是聲音的力量。
就像我今天的這篇文章，聲音很弱小，有人聽到也會很不是滋味，有人也覺得很有共鳴。
爭取自由和人權，首先就是從站出來說話開始。
這 個體制把越來越多的人力和成本投入到維護表面的“和諧”中。人們未必能聽到代表委員們的在會上的高談闊論，但看到並深切感受到“代表”著“人民”的與會 者，如何一年一度地把人民的基本“路權”也給代表了——這些其實是從技術層面上很好解決的問題，第一不見媒體呼籲，因為媒體都是官控的；第二，許多市民為 此所付出的時間成本和體力精力，甚至包括底層員警們因此而付出的加倍緊張和辛苦——私底下可能也不乏怨聲載道，黨國高層決策人士是真不知道嗎？
問題是：多年慣性如此，體制需要如此。
假 如全國性代表、委員各有500人，而不是現在的幾千人，找個大點的賓館就全能住下了，討論什麼也都方便，也用不著經常進行道路交通管制。而且得真正節約多 少會議費啊。比如北京北五環的北京會議中心，我想就能解決集中開會的問題。但是不行！人多與會議效率成反比，大佬們深諳其道；人多聲音就更分散薄弱，大佬 們也知道。要的就是這個效果。舉手通過起來才更便捷嘛。如果只有各500人，500人中出幾個特立獨行之士，這特立獨行的人又時不時來點特立獨行之言行， 呼籲點自由、人權、民主的普世價值，就麻煩大啦！
一些演藝界、體育界的委員、代表人士，在他們自己的行當是把好手，但於代議制政治和民主 自由，他們懂得個什麼呢，不僅談起法律不如我的律師朋友們，而且如果實現公開的直選、競選，也未必能選上，但也大言不慚，提點不痛不癢的提案，說點不著四 六的話題，年年耗費中國納稅人的巨大血汗而已。
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生活著無數沉默、不幸的人們，他們耐心地觀賞這一年一度的演出，當然， 我不否定，像小腳偵緝隊之類人是非常虔誠、投入地觀賞，並且歡呼雀躍，容不得半點喝倒彩的。這些老頭老太以及其他被震懾住的沉默的大多數，正是構成穩定與 “和諧”的基礎。因此，對於一個屢屢被征服的民族，對於一個曾經都參與制造現行體制與文化風俗的國民來說，都不要做一臉無辜狀，這都是歷史和現實的報應， 每個民族都配得到他應得的。
但是，也有少許人站出來發言。我可以看成是懺悔和贖罪的開始，比如都曾經參與制造、擁護、容忍謊言。在歷史的天平下，我們許多人看到了自己靈魂深處的過錯。今日國民的苦難，都有國民自己有意或無意選擇的責任。
我們許多人重新選擇，為的是自己不再像個奴隸跪著苟活，而能像個自由人有尊嚴地活著，並期盼我們的兒孫有一日能自由與尊嚴地活著。
美 國暢銷書作家克裡斯•馬修斯曾經寫道：“1989年11月柏林牆被推倒的時候，我幸運在場。•••••正是生活中的這種日復一日的折磨和人格傷害，最終摧 毀了東歐的社會政治體系。森嚴的鐵幕之所以被撕開，因為當地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對東德官僚體制的蔑視，那是一種美化抽象民眾、卻對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無動於 衷、肆意羞辱的體制。”
儘管震懾、威嚇從沒停息並有加強的趨勢，但民眾的請願、傳單、公開信、呼籲，卻越來越有從乞求、懇求到蔑視、冷眼的意味，此點，朝野各位人士、新聞工作者、未來的歷史學家們不可不深察。
2009，3，5
寫於大唐帝國邊城，幽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