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4月17日訊】(後來他一直沒有說話，看得出來好像是在思考。這個時候，我也在思考，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彼此誤解真是很有意思。)
最近一次和一個台北的哥的聊天，是從西門町搭車到文柵路我住處的路上。他叫陳國豪，什麼國豪啊，國才啊都是台灣特別普通的名字，那天恰是2．28的週年紀念，中正紀念堂到228公園這一帶政治氣氛都很濃。我們的談話，自然聊到了政治。他對台灣政治好像很不滿意的樣子，太民主了也不是個好事，你看我們台灣這些領導人啊都沒本事。這樣的觀點，我在台灣聽到不止一次，於是問他此話怎講。
他抱怨說，不管是陳水扁還是馬英九，都是光會講好聽話，一點都不管事。他指的「不管事」，是說台灣從民進黨上台以後就取消了出租車限額制。現在任何人只要找不著工作，只要能買得起一輛車，就可以申請個出租車牌照上街運營，也不用為了執照交錢。這樣門檻很低，台灣當出租車司機的人就太多了。陳國豪不爽的是，出租車這個行業好像競爭越來越激烈，他今年28歲，開出租車有三年了，「賺不了多少錢，我這樣一天趕上12個小時，一個禮拜幹六天，辛苦得要命，一個月也就賺個6萬多（大概人民幣一萬三千左右），只能湊合養家啦。」他講的是實話，台北市常駐人口只有280萬，出租車就有三萬多輛，再加上台北縣、桃園這些鄰近地區的計程車也都可以來台北市運營，台北出租車的密度實在相當高，在台北市區幾乎閉著眼睛，隨便一招手，就會有車停下來，甚至有時你發現路邊停著不少似乎主人在休假的出租車。這是在大陸的城市裡幾乎不會遇到的景象。而且相對於台灣的平均工薪階層的收入水平來說，出租車的價格也不算貴，起步價換成人民幣大概14元。
我正想到台北和大陸的比較，國豪就表現出了對大陸的興趣，「在北京或者上海開計程車應該很好賺吧？」我問他「你怎麼知道？」「我們公會的人講的，聽說上海差不多2000萬人，才六萬輛出租車，是麼？」他指的公會是民間組織台北計程車公會。我記不得上海準確的數字，不過按照記憶我可以告訴他，「大概差不多吧。」也許國豪覺得自己的想法被印證了，有些得意：「那還不賺翻了！」不過轉念這種對比更讓他覺得失落，「我們台灣這些領導人啊，計程車都這麼多了，還在發牌照，也不知道腦子怎麼想的？一點都不會管。」
這讓我覺得有些好笑，我問國豪，「你知道上海或者北京一個司機，一個月要給公司，交多少錢麼？」國豪看來不知道，「我們一個月也要給公會交大概六百塊吧，公會就代表我們替我們爭取一些權益，我們從入這行開始，大概要繳會費六年，以後就可以不交了。你說的公司要收多少錢啊？他們幹些什麼啊？」「他們基本上什麼也不用幹，坐在辦公室裡數錢就可以啦，你知道他們每台出租車一個月要給公司交多少錢麼？」國豪顯出驚訝的表情，「換成台幣大概——」我心算了一下「4萬-5萬塊吧。」國豪已經驚得嘴都合不攏了，這顯然是他公會的朋友沒有告訴他的。
為了讓他安心開車，我只好給他進一步解釋。
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剛才所推崇的大陸的管制措施，把出租車牌照控制得非常緊。這樣的結果是，只有少數有關係的人開的公司才能獲得牌照，很多人想當出租車司機的，但不能像台灣這樣，自己去交通局申請一個牌照。所以不得不到那些手裡握有牌照的公司下面打工，自然這些公司，就可以以他們的壟斷地位，設立高額的租金，坐著收錢就可以啦。這導致的後果是，第一，大陸這些大城市，出租車很少；第二，出租車司機賺得很少，而且工作比台灣司機辛苦得多，因為每天都要交份兒錢，沒有週末的概念乃至生病都不敢休息；第三，出租車價格相對於大陸人的收入水平來說顯得很高，而且因為供給不足，打車常常比較難；第四，因為打車貴，打車難，所以很多上班族都買私家車，私家車多了，這樣市區交通就更容易堵塞；第五，因為市區交通不好，出租車司機就更難賺錢，而且因為被剝削得太厲害，願意當出租車司機的人就更少。更可悲的是，很多出租車司機認識不到這背後的邏輯關係，覺得自己之所以這麼苦，還是因為出租車太多，要是能把牌照控制得更嚴一些，自己才能喘口氣，殊不知越一照難求，出租車公司就越奇貨可居，他們壓搾司機的談判資本就越強。反過來倒是台灣，放開計程車牌照，既幫助解決了社會就業問題，計程車司機給自己打工，比較自由，老百姓也得到了實惠，這樣好像更符合公正均富的社會理念。
說到這裡，國豪好像是理解了：「喔，我原來還想能不能到上海去開計程車呢？聽你這一說，我還是安心在台北幹吧。不過我搞不懂，這麼不合理的制度，你們大陸怎麼不改呢？」我反問他，「你要是大陸交通管理局的幹部，你願意改麼？拍賣牌照可以掙一大筆錢，政府公務員就可以有好福利啊，你捏著這些管制牌照的權力，別人都要來拍你馬屁啊，有人來送錢，送房子，還有人請你出國旅遊，你小孩哪怕沒什麼本事，都有人會給他安排一個輕鬆又賺錢的好工作。」國豪沒有說話，我告訴他，就是這些人在掌握制定規則的權力啊，他們管得這麼爽，如果沒有民主的力量來推動他們，他們為什麼要改呢？他們反倒會找出一堆理由，什麼價錢管理啊，規範經營啦，來強化管制措施。國豪沉默了半分鐘說：「你講的，我過去倒沒有想過。」
到我住處的時候，國豪對我表示感謝，他告訴我，今年暑期的時候，他準備一定要到大陸去看一看。
──原載《南都週刊》 原文標題──郭宇寬：和台北的哥聊管制
最近一次和一個台北的哥的聊天，是從西門町搭車到文柵路我住處的路上。他叫陳國豪，什麼國豪啊，國才啊都是台灣特別普通的名字，那天恰是2．28的週年紀念，中正紀念堂到228公園這一帶政治氣氛都很濃。我們的談話，自然聊到了政治。他對台灣政治好像很不滿意的樣子，太民主了也不是個好事，你看我們台灣這些領導人啊都沒本事。這樣的觀點，我在台灣聽到不止一次，於是問他此話怎講。
他抱怨說，不管是陳水扁還是馬英九，都是光會講好聽話，一點都不管事。他指的「不管事」，是說台灣從民進黨上台以後就取消了出租車限額制。現在任何人只要找不著工作，只要能買得起一輛車，就可以申請個出租車牌照上街運營，也不用為了執照交錢。這樣門檻很低，台灣當出租車司機的人就太多了。陳國豪不爽的是，出租車這個行業好像競爭越來越激烈，他今年28歲，開出租車有三年了，「賺不了多少錢，我這樣一天趕上12個小時，一個禮拜幹六天，辛苦得要命，一個月也就賺個6萬多（大概人民幣一萬三千左右），只能湊合養家啦。」他講的是實話，台北市常駐人口只有280萬，出租車就有三萬多輛，再加上台北縣、桃園這些鄰近地區的計程車也都可以來台北市運營，台北出租車的密度實在相當高，在台北市區幾乎閉著眼睛，隨便一招手，就會有車停下來，甚至有時你發現路邊停著不少似乎主人在休假的出租車。這是在大陸的城市裡幾乎不會遇到的景象。而且相對於台灣的平均工薪階層的收入水平來說，出租車的價格也不算貴，起步價換成人民幣大概14元。
我正想到台北和大陸的比較，國豪就表現出了對大陸的興趣，「在北京或者上海開計程車應該很好賺吧？」我問他「你怎麼知道？」「我們公會的人講的，聽說上海差不多2000萬人，才六萬輛出租車，是麼？」他指的公會是民間組織台北計程車公會。我記不得上海準確的數字，不過按照記憶我可以告訴他，「大概差不多吧。」也許國豪覺得自己的想法被印證了，有些得意：「那還不賺翻了！」不過轉念這種對比更讓他覺得失落，「我們台灣這些領導人啊，計程車都這麼多了，還在發牌照，也不知道腦子怎麼想的？一點都不會管。」
這讓我覺得有些好笑，我問國豪，「你知道上海或者北京一個司機，一個月要給公司，交多少錢麼？」國豪看來不知道，「我們一個月也要給公會交大概六百塊吧，公會就代表我們替我們爭取一些權益，我們從入這行開始，大概要繳會費六年，以後就可以不交了。你說的公司要收多少錢啊？他們幹些什麼啊？」「他們基本上什麼也不用幹，坐在辦公室裡數錢就可以啦，你知道他們每台出租車一個月要給公司交多少錢麼？」國豪顯出驚訝的表情，「換成台幣大概——」我心算了一下「4萬-5萬塊吧。」國豪已經驚得嘴都合不攏了，這顯然是他公會的朋友沒有告訴他的。
為了讓他安心開車，我只好給他進一步解釋。
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剛才所推崇的大陸的管制措施，把出租車牌照控制得非常緊。這樣的結果是，只有少數有關係的人開的公司才能獲得牌照，很多人想當出租車司機的，但不能像台灣這樣，自己去交通局申請一個牌照。所以不得不到那些手裡握有牌照的公司下面打工，自然這些公司，就可以以他們的壟斷地位，設立高額的租金，坐著收錢就可以啦。這導致的後果是，第一，大陸這些大城市，出租車很少；第二，出租車司機賺得很少，而且工作比台灣司機辛苦得多，因為每天都要交份兒錢，沒有週末的概念乃至生病都不敢休息；第三，出租車價格相對於大陸人的收入水平來說顯得很高，而且因為供給不足，打車常常比較難；第四，因為打車貴，打車難，所以很多上班族都買私家車，私家車多了，這樣市區交通就更容易堵塞；第五，因為市區交通不好，出租車司機就更難賺錢，而且因為被剝削得太厲害，願意當出租車司機的人就更少。更可悲的是，很多出租車司機認識不到這背後的邏輯關係，覺得自己之所以這麼苦，還是因為出租車太多，要是能把牌照控制得更嚴一些，自己才能喘口氣，殊不知越一照難求，出租車公司就越奇貨可居，他們壓搾司機的談判資本就越強。反過來倒是台灣，放開計程車牌照，既幫助解決了社會就業問題，計程車司機給自己打工，比較自由，老百姓也得到了實惠，這樣好像更符合公正均富的社會理念。
說到這裡，國豪好像是理解了：「喔，我原來還想能不能到上海去開計程車呢？聽你這一說，我還是安心在台北幹吧。不過我搞不懂，這麼不合理的制度，你們大陸怎麼不改呢？」我反問他，「你要是大陸交通管理局的幹部，你願意改麼？拍賣牌照可以掙一大筆錢，政府公務員就可以有好福利啊，你捏著這些管制牌照的權力，別人都要來拍你馬屁啊，有人來送錢，送房子，還有人請你出國旅遊，你小孩哪怕沒什麼本事，都有人會給他安排一個輕鬆又賺錢的好工作。」國豪沒有說話，我告訴他，就是這些人在掌握制定規則的權力啊，他們管得這麼爽，如果沒有民主的力量來推動他們，他們為什麼要改呢？他們反倒會找出一堆理由，什麼價錢管理啊，規範經營啦，來強化管制措施。國豪沉默了半分鐘說：「你講的，我過去倒沒有想過。」
到我住處的時候，國豪對我表示感謝，他告訴我，今年暑期的時候，他準備一定要到大陸去看一看。
──原載《南都週刊》 原文標題──郭宇寬：和台北的哥聊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