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光榮革命”同樣擁有暴力因子
在各處頻頻看到有人在以英國的“光榮革命”說事，感覺英國的“光榮革命”與中國的“辛亥革命”有着某種天然的共通之處，有諸多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的東西，現不妨將二者做一些探討。
“一六八八年英國光榮革命而言，也是以議會選舉的新君主威廉親王率領一萬五千荷蘭軍隊登陸，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雖然沒有流血，但起碼動用了軍隊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國大憲章」的簽署和發表，也是因為英國貴族武裝起義，披肩帶甲進攻倫敦，才強迫約翰王簽署的；其後，約翰王和他的繼任人屢次反撲，國家陷入內戰，經過多次戰亂，君主立憲才初具雛形。又比如中國人常常奉為楷模的日本明治維新，從維新改良的開始，以及其後長達二十年的過程中，均發生過戰爭如烏羽、伏見之戰、戊辰戰爭、西南戰爭等。就算是美國，也曾發生過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之不過他們這種革命，比之中國前後幾次長達數年席卷南北的內戰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李大立: 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下同)
中國民間的中產階級學人們所廣泛歌頌和肯定的言論主流，較多認定英國的“光榮革命”是一場和平革命的典型，但諸位卻忽略了“光榮革命”最終得以以和平的方式獲得成功背後所實際擁有的暴力因子，即“新君主威廉親王率領一萬五千荷蘭軍隊登陸”這個暴力威懾下所起到的巨大壓迫作用，也無視其人所推崇的曼德拉、拉甘地、路德金的和平非暴力運動，是在民主和類民主國家取得成功，並且同樣難免出現暴力行為這個事實。在現階段尚處極權主義制度的中國，幻想着僅僅以“進諫、規勸”的書生文人手法，意圖獲取一個與“光榮革命”等同的民主果實，實在是自欺其人之舉。 “吳某人的‘決不’宣言，無異給了現代改良派一記耳光，筆者希望這盆冷水潑下來，改良派應該清醒一些了。”
世界各國經過暴力革命獲得民主成功的例子還有不少，區別只在於“暴力”性質和成份多少。再以英國的“光榮革命”為例，其間也不一定一人未死一人未傷，一直是和風細雨溫良謙躬讓而得天下，其間種種處於暴力邊緣的細節對抗和政治冷暖又有幾人可知？
後人如此認定一場曾經的革命，無非是躺在教科書上，用歷史時空的宏觀俯視視角輕掠而過的產物。
二、“辛亥革命”暴力並不明顯
中國的“辛亥革命”，只是一場小規模的武裝暴動，也是一場幾乎沒有太多流血的“暴力革命”。在中國這個迷信於暴力的國度中取得立竿見影的成功，是在革命者前赴後繼的爭取和犧牲下，迫使後清統治者在壓力面前不得不放棄權力而獲得成功的。其背後所蘊藏着的巨大變革動力早已形成不可扭轉的歷史變量，其中“民心思變”是其成功的保證。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一件事情只能完成一件事情的使命。英國的“光榮革命”如此，“辛亥革命”中的武昌暴動和後清皇族退位，同樣如此。
在歌頌革命者的同時，也不得不為滿清皇帝的“識時務”而折服。他們沒有將一己私利與整個中國的命運捆綁在一起，挑起哪怕是終將失敗的一場垂死掙扎式的暴力抗爭。從這一點上，我們看到了一個外來的邊族竟然也能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好的那一部份的影響下，以“和”為貴地實行了在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又一次政治禪讓，使中國避免了一場可能會從政權交替之時而產生的更早更大的全面戰爭和流血沖突。
心存天下並識時務體大局，是一個好的專制統治者的必備素質。滿清統治者雖然在國人眼中事事不如人，但僅就這個“禪讓”動作，就足夠現在的某些人學習和反省終生的了。
三、天下大亂責任不在革命本身
至於後來的天下大亂，不是出自於革命派與被革命派之間，而是出自滿清皇族已經實行和平禪讓之後的各地方軍閥之間，不論其原因是源自於歷史的影響還是現實的利害，但那只能說是滿清之後的受權者們並沒有把握好權力的秩序和規則，而引起的另一場秩序失秩時的天下紛爭。但這場紛爭與滿清統治者無關，也與“辛亥革命”本身無關。
“辛亥革命”打倒了舊勢力，建立了新中國，卻只是社會“硬件”的成功，但其“軟件”建設卻並沒有跟上。而且在國門剛剛洞開的幾十年時間內，也不可能將幾千年的舊思想和舊傳統改造到符合當時中國現實又能接受西方現代文明這樣一個雙重高度，所以其在另一層面上的失敗雖是必然的，卻是無可厚非的。
任何“革命”都有風險性和偶然性，包括和平改良，如果沒有規則，同樣難免會被專制者所左右。就連甘做奴才的中國人，幾千年來也並不能保證自己在小心侍奉主子的同時一勞永逸安享終身。
再拿中國當前所謂“和平時期”的國人意外死亡來看，如各種劫殺搶掠、自然災害、政治打壓和生產事故，其相對頻率其絕對數量並不比一場低烈度的“革命”死人少，在專制暴政下所付出的社會綜合代價也並不低，之所以不被人關注，僅僅就是因為一是有“主子”這根主心骨而好似不必擔心會“天下大亂”，二是因為事不關己漠然處之罷了。
四、革命之後的秩序重建
“如果革命的目標正確，解體了舊有的專制秩序，迅速建立起民主新秩序，所謂「大亂之後必迎大治」，反而更利於迅速地實現民主憲政。中世紀以後歐美發生了很多革命，社會制度的急劇改變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終結果都不是獨裁專制，而是民主憲政。即使有些暴力革命如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災難也遠較中國為輕。最典型的是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和美國1776年的「獨立革命」，兩者分屬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兩國走向民主憲政的起點。”
“辛亥革命”引發的天下諸候劃地而治，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國特色了。中國國土廣闊，一旦集權消失，劃地而治往往成為一種政治存在形式。所以，“辛亥革命”是因，諸候割據是果，卻不是“辛亥革命”之責。也可以說，正是付出諸候割據的代價，才擁有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之後之所以出現天下大亂，一方面源自國人民主思想啟蒙尚早，對民主和秩序缺乏必要的認同和遵守，另一方面則因為事發“突然”，沒有能及時建立起一套合乎大眾口味的民主規則，一時之間國家陷於政治真空和信仰迷霧，在更深層面的舊傳統思想左右下，走向軍閥割據和天下大亂，也就成為必然。決無必要和理由來否定“辛亥革命”本身的有限暴力及其積極意義，而是要反思之前中國固有的民族文化因素的影響，和之後權力真空期的普世法則的構建與遵守。
況且，當時中國也在最短的時間內即已建立了以孫中山為首的影子政府來支撐社會危局，只是這個新政權與中國的舊傳統和舊勢力的權力銜接上，還缺乏一個能被眾人所接受的方法和一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時間過渡，在歷史的文明斷層中強行地進行人為嫁接，其後果自然是斷裂和混亂。
在戰略層面的正確之下，戰術層面的正確也同樣是必要的，要不然極可能會產生反復。
在任何革命之前、之中、之後建立必要的秩序規則，是一條必須的可行之路，只要有了秩序和規則，理性的暴力革命也並不是那麼可怕。
五、中國“天下大亂”的因子已經淡化
中國社會經過了百多年的時間，其間有民主啟蒙的種子，也有傳統皇權的復辟和武閥們的紛爭，但不能忘懷的卻是中華民國這個從傳統皇權走向現代民主社會的斷代國家，雖然它在政權構建上並不成功，卻不能忽略其在政治文明上對中國傳統社會走向現代民主政治的引導和訓識作用，這個過程，或許也是一種硬性的民主啟蒙吧？
這一百年最讓人痛心的，是出乎國人意料之外的那一次極端思想的引進，並因此招致了中國正在萌發中的民主意識的全面大倒退和政權形態的全面復古，加之又融合了中國傳統的一些糟粕，才使中國經歷了一次空前絕後的文明大衰退。
這次文明衰退，在一百年的小歷史視角上看，是偶然性大於必然性，在更遠的大歷史視角上看，因其頗具前因後果之全，則是一種必然，也算是中國文明必須經受的一種涅槃和宿命。
但是百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的民主意識已大大增強，世界的大環境已有利於民主的存在和發展，經濟的基本條件和保障也允許進行一場徹底的社會變革，美中不足的，只不過就是那個久居華夏故地的異教學說及其代理集團的獨臂阻礙而已。
如果有天下大亂之因，糾其根本所在，也只能是出自於此伙之手，而決無它人。令人興奮的是，它們的暴力因子正隨着其腐敗的滋生和擴延，如同病毒一般，正無處不在地侵入其肌體，處在逐漸自我消磨的過程之中。在民意商失之後，做為生存依托的軍隊，其戰斗力同步下降，雖然還可能會臨死一搏，但大不了如奧運禮花般芸花一現而已，已不足以“令人生畏”了。
社會變革是必須的，不論何種形式，皆是民間社會對執政者政績的一個對等反應。但革命與改良究竟走什麼路，早期取決於執政者，後期則呈遞減趨勢，其中烈度，同樣如此。
六、結語
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一杯用各種壞掉的原料調制出來的變味雞尾酒，這杯酒實質上已變成一杯不能飲用的毒藥。
台灣前領導人蔣經國很明白，他說：我們必須以專制對抗專制。
國人雖然不再衷情於暴力革命，但不應當懼怕由專制者挑起的暴力打壓。雖然不會用全面的暴力革命來換取一個沒有保證的和平民主，但也不能只求“專制者自己的和平”而甘願充當永遠的奴才。有限的暴力革命並不是和平民主的猛虎，長久的暴政才是中國真正的敵人。
英國的“光榮革命”與中國的“辛亥革命”都是以不流血和少流血為代價的“光榮”革命，一個在英國，一個在中國，它們都是被歷史所永久記憶的追求自由的“光榮”。要實現中國的和平、民主、自由，為何不能再一次將這種最低限度的暴力革命重新“復制”，成為我們當代的“光榮使命”呢？
2009-5-3
（《自由聖火》首發）
在各處頻頻看到有人在以英國的“光榮革命”說事，感覺英國的“光榮革命”與中國的“辛亥革命”有着某種天然的共通之處，有諸多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的東西，現不妨將二者做一些探討。
“一六八八年英國光榮革命而言，也是以議會選舉的新君主威廉親王率領一萬五千荷蘭軍隊登陸，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雖然沒有流血，但起碼動用了軍隊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國大憲章」的簽署和發表，也是因為英國貴族武裝起義，披肩帶甲進攻倫敦，才強迫約翰王簽署的；其後，約翰王和他的繼任人屢次反撲，國家陷入內戰，經過多次戰亂，君主立憲才初具雛形。又比如中國人常常奉為楷模的日本明治維新，從維新改良的開始，以及其後長達二十年的過程中，均發生過戰爭如烏羽、伏見之戰、戊辰戰爭、西南戰爭等。就算是美國，也曾發生過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之不過他們這種革命，比之中國前後幾次長達數年席卷南北的內戰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李大立: 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下同)
中國民間的中產階級學人們所廣泛歌頌和肯定的言論主流，較多認定英國的“光榮革命”是一場和平革命的典型，但諸位卻忽略了“光榮革命”最終得以以和平的方式獲得成功背後所實際擁有的暴力因子，即“新君主威廉親王率領一萬五千荷蘭軍隊登陸”這個暴力威懾下所起到的巨大壓迫作用，也無視其人所推崇的曼德拉、拉甘地、路德金的和平非暴力運動，是在民主和類民主國家取得成功，並且同樣難免出現暴力行為這個事實。在現階段尚處極權主義制度的中國，幻想着僅僅以“進諫、規勸”的書生文人手法，意圖獲取一個與“光榮革命”等同的民主果實，實在是自欺其人之舉。 “吳某人的‘決不’宣言，無異給了現代改良派一記耳光，筆者希望這盆冷水潑下來，改良派應該清醒一些了。”
世界各國經過暴力革命獲得民主成功的例子還有不少，區別只在於“暴力”性質和成份多少。再以英國的“光榮革命”為例，其間也不一定一人未死一人未傷，一直是和風細雨溫良謙躬讓而得天下，其間種種處於暴力邊緣的細節對抗和政治冷暖又有幾人可知？
後人如此認定一場曾經的革命，無非是躺在教科書上，用歷史時空的宏觀俯視視角輕掠而過的產物。
二、“辛亥革命”暴力並不明顯
中國的“辛亥革命”，只是一場小規模的武裝暴動，也是一場幾乎沒有太多流血的“暴力革命”。在中國這個迷信於暴力的國度中取得立竿見影的成功，是在革命者前赴後繼的爭取和犧牲下，迫使後清統治者在壓力面前不得不放棄權力而獲得成功的。其背後所蘊藏着的巨大變革動力早已形成不可扭轉的歷史變量，其中“民心思變”是其成功的保證。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一件事情只能完成一件事情的使命。英國的“光榮革命”如此，“辛亥革命”中的武昌暴動和後清皇族退位，同樣如此。
在歌頌革命者的同時，也不得不為滿清皇帝的“識時務”而折服。他們沒有將一己私利與整個中國的命運捆綁在一起，挑起哪怕是終將失敗的一場垂死掙扎式的暴力抗爭。從這一點上，我們看到了一個外來的邊族竟然也能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好的那一部份的影響下，以“和”為貴地實行了在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又一次政治禪讓，使中國避免了一場可能會從政權交替之時而產生的更早更大的全面戰爭和流血沖突。
心存天下並識時務體大局，是一個好的專制統治者的必備素質。滿清統治者雖然在國人眼中事事不如人，但僅就這個“禪讓”動作，就足夠現在的某些人學習和反省終生的了。
三、天下大亂責任不在革命本身
至於後來的天下大亂，不是出自於革命派與被革命派之間，而是出自滿清皇族已經實行和平禪讓之後的各地方軍閥之間，不論其原因是源自於歷史的影響還是現實的利害，但那只能說是滿清之後的受權者們並沒有把握好權力的秩序和規則，而引起的另一場秩序失秩時的天下紛爭。但這場紛爭與滿清統治者無關，也與“辛亥革命”本身無關。
“辛亥革命”打倒了舊勢力，建立了新中國，卻只是社會“硬件”的成功，但其“軟件”建設卻並沒有跟上。而且在國門剛剛洞開的幾十年時間內，也不可能將幾千年的舊思想和舊傳統改造到符合當時中國現實又能接受西方現代文明這樣一個雙重高度，所以其在另一層面上的失敗雖是必然的，卻是無可厚非的。
任何“革命”都有風險性和偶然性，包括和平改良，如果沒有規則，同樣難免會被專制者所左右。就連甘做奴才的中國人，幾千年來也並不能保證自己在小心侍奉主子的同時一勞永逸安享終身。
再拿中國當前所謂“和平時期”的國人意外死亡來看，如各種劫殺搶掠、自然災害、政治打壓和生產事故，其相對頻率其絕對數量並不比一場低烈度的“革命”死人少，在專制暴政下所付出的社會綜合代價也並不低，之所以不被人關注，僅僅就是因為一是有“主子”這根主心骨而好似不必擔心會“天下大亂”，二是因為事不關己漠然處之罷了。
四、革命之後的秩序重建
“如果革命的目標正確，解體了舊有的專制秩序，迅速建立起民主新秩序，所謂「大亂之後必迎大治」，反而更利於迅速地實現民主憲政。中世紀以後歐美發生了很多革命，社會制度的急劇改變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終結果都不是獨裁專制，而是民主憲政。即使有些暴力革命如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災難也遠較中國為輕。最典型的是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和美國1776年的「獨立革命」，兩者分屬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兩國走向民主憲政的起點。”
“辛亥革命”引發的天下諸候劃地而治，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國特色了。中國國土廣闊，一旦集權消失，劃地而治往往成為一種政治存在形式。所以，“辛亥革命”是因，諸候割據是果，卻不是“辛亥革命”之責。也可以說，正是付出諸候割據的代價，才擁有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之後之所以出現天下大亂，一方面源自國人民主思想啟蒙尚早，對民主和秩序缺乏必要的認同和遵守，另一方面則因為事發“突然”，沒有能及時建立起一套合乎大眾口味的民主規則，一時之間國家陷於政治真空和信仰迷霧，在更深層面的舊傳統思想左右下，走向軍閥割據和天下大亂，也就成為必然。決無必要和理由來否定“辛亥革命”本身的有限暴力及其積極意義，而是要反思之前中國固有的民族文化因素的影響，和之後權力真空期的普世法則的構建與遵守。
況且，當時中國也在最短的時間內即已建立了以孫中山為首的影子政府來支撐社會危局，只是這個新政權與中國的舊傳統和舊勢力的權力銜接上，還缺乏一個能被眾人所接受的方法和一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時間過渡，在歷史的文明斷層中強行地進行人為嫁接，其後果自然是斷裂和混亂。
在戰略層面的正確之下，戰術層面的正確也同樣是必要的，要不然極可能會產生反復。
在任何革命之前、之中、之後建立必要的秩序規則，是一條必須的可行之路，只要有了秩序和規則，理性的暴力革命也並不是那麼可怕。
五、中國“天下大亂”的因子已經淡化
中國社會經過了百多年的時間，其間有民主啟蒙的種子，也有傳統皇權的復辟和武閥們的紛爭，但不能忘懷的卻是中華民國這個從傳統皇權走向現代民主社會的斷代國家，雖然它在政權構建上並不成功，卻不能忽略其在政治文明上對中國傳統社會走向現代民主政治的引導和訓識作用，這個過程，或許也是一種硬性的民主啟蒙吧？
這一百年最讓人痛心的，是出乎國人意料之外的那一次極端思想的引進，並因此招致了中國正在萌發中的民主意識的全面大倒退和政權形態的全面復古，加之又融合了中國傳統的一些糟粕，才使中國經歷了一次空前絕後的文明大衰退。
這次文明衰退，在一百年的小歷史視角上看，是偶然性大於必然性，在更遠的大歷史視角上看，因其頗具前因後果之全，則是一種必然，也算是中國文明必須經受的一種涅槃和宿命。
但是百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的民主意識已大大增強，世界的大環境已有利於民主的存在和發展，經濟的基本條件和保障也允許進行一場徹底的社會變革，美中不足的，只不過就是那個久居華夏故地的異教學說及其代理集團的獨臂阻礙而已。
如果有天下大亂之因，糾其根本所在，也只能是出自於此伙之手，而決無它人。令人興奮的是，它們的暴力因子正隨着其腐敗的滋生和擴延，如同病毒一般，正無處不在地侵入其肌體，處在逐漸自我消磨的過程之中。在民意商失之後，做為生存依托的軍隊，其戰斗力同步下降，雖然還可能會臨死一搏，但大不了如奧運禮花般芸花一現而已，已不足以“令人生畏”了。
社會變革是必須的，不論何種形式，皆是民間社會對執政者政績的一個對等反應。但革命與改良究竟走什麼路，早期取決於執政者，後期則呈遞減趨勢，其中烈度，同樣如此。
六、結語
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一杯用各種壞掉的原料調制出來的變味雞尾酒，這杯酒實質上已變成一杯不能飲用的毒藥。
台灣前領導人蔣經國很明白，他說：我們必須以專制對抗專制。
國人雖然不再衷情於暴力革命，但不應當懼怕由專制者挑起的暴力打壓。雖然不會用全面的暴力革命來換取一個沒有保證的和平民主，但也不能只求“專制者自己的和平”而甘願充當永遠的奴才。有限的暴力革命並不是和平民主的猛虎，長久的暴政才是中國真正的敵人。
英國的“光榮革命”與中國的“辛亥革命”都是以不流血和少流血為代價的“光榮”革命，一個在英國，一個在中國，它們都是被歷史所永久記憶的追求自由的“光榮”。要實現中國的和平、民主、自由，為何不能再一次將這種最低限度的暴力革命重新“復制”，成為我們當代的“光榮使命”呢？
2009-5-3
（《自由聖火》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