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8月9日訊】遭北韓羈押140餘天的美籍華裔記者凌志美與韓裔記者李雲娜，8月5日清晨6時許返抵洛杉磯近郊的貝班克機場，兩人都喜極而泣表示“惡夢終於結束”。重獲自由的兩名記者對克林頓及其團隊表達由衷地感謝。
凌志美一長串的感激名單，還包括美國總統歐巴馬，國務卿希拉裡，前副總統高爾，家人親朋，甚至那些默默關心他們的心地善良的陌生人，她說她們在北韓一直能感受到他們正的能量，這些愛讓她們走過最黑暗的日子，並使得她們相信終有一天會回家。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凌志美最後也表示要“感謝北韓政府的的特赦”。
聞聽此言，人們感到有些驚訝，因為北韓流氓政府正是這140天來給她們製造痛苦與創傷的真正元兇。受害者雖已身處自由之地，卻還是身不由己要感激流氓的“開恩”之舉。
不幸的是這種言論通過自由社會的媒體被傳播到全世界，無形之中助長著這些個共產流氓政權的氣焰，正如北韓中央通信社自我吹捧的說，釋放兩名新聞記者，像征北韓的“人道主義與愛好和平的政策”。
說起來這種“感謝北韓政府的的特赦”的言論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一種表現，包括中共在內的共產政權都慣用這種心靈摧殘的洗腦術。例如中共採取各種洗腦轉化手段，在長期非法關押與折磨法輪功學員之後，卻要人們對其所謂的“幫教”而感激不盡，並大肆宣傳中共的“人道”案例。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在1973年8月23-28號瑞典的斯德哥爾摩銀行搶劫案之後被發現的。當時人質和綁匪共處一個屋檐下，身處絕望而又有強烈的求生欲望，人質逐漸的熟悉了綁匪，當人們從綁匪那裡得到某種“好處”時，就會對綁匪心存感激之心，甚至出來後還為綁匪辯護。
當然，與綁匪不同，共產邪惡政權是以此耍弄著人類社會的普世原則，模糊著人類的道義原則，從而求得其生存的空間。說白了，當人們沒有了道德勇氣，缺乏了是非判斷的時候，共產政權的一切邪惡也都可以明碼標價而得以疏容。
北韓政權有意重判兩位記者12年，從心理上把她們與國際關注打入絕望，居上位逼人來“救”，來“求”。在機場新聞發佈會上，凌志美數度哽咽，她說，“過去的 140天是我們一生中最艱難、最心痛的時刻”，“我們曾經害怕會被送進勞改營，接著突然間，有人告訴我們要去參加一個會面”，“我們被帶到一個地點，我們走進門，看到站在我們面前的是克林頓總統，我們感到極度震驚，但是心裡立刻知道，我們人生中的惡夢終於就要結束了”。
凌志美一長串的感激名單，還包括美國總統歐巴馬，國務卿希拉裡，前副總統高爾，家人親朋，甚至那些默默關心他們的心地善良的陌生人，她說她們在北韓一直能感受到他們正的能量，這些愛讓她們走過最黑暗的日子，並使得她們相信終有一天會回家。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凌志美最後也表示要“感謝北韓政府的的特赦”。
聞聽此言，人們感到有些驚訝，因為北韓流氓政府正是這140天來給她們製造痛苦與創傷的真正元兇。受害者雖已身處自由之地，卻還是身不由己要感激流氓的“開恩”之舉。
不幸的是這種言論通過自由社會的媒體被傳播到全世界，無形之中助長著這些個共產流氓政權的氣焰，正如北韓中央通信社自我吹捧的說，釋放兩名新聞記者，像征北韓的“人道主義與愛好和平的政策”。
說起來這種“感謝北韓政府的的特赦”的言論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一種表現，包括中共在內的共產政權都慣用這種心靈摧殘的洗腦術。例如中共採取各種洗腦轉化手段，在長期非法關押與折磨法輪功學員之後，卻要人們對其所謂的“幫教”而感激不盡，並大肆宣傳中共的“人道”案例。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在1973年8月23-28號瑞典的斯德哥爾摩銀行搶劫案之後被發現的。當時人質和綁匪共處一個屋檐下，身處絕望而又有強烈的求生欲望，人質逐漸的熟悉了綁匪，當人們從綁匪那裡得到某種“好處”時，就會對綁匪心存感激之心，甚至出來後還為綁匪辯護。
當然，與綁匪不同，共產邪惡政權是以此耍弄著人類社會的普世原則，模糊著人類的道義原則，從而求得其生存的空間。說白了，當人們沒有了道德勇氣，缺乏了是非判斷的時候，共產政權的一切邪惡也都可以明碼標價而得以疏容。
北韓政權有意重判兩位記者12年，從心理上把她們與國際關注打入絕望，居上位逼人來“救”，來“求”。在機場新聞發佈會上，凌志美數度哽咽，她說，“過去的 140天是我們一生中最艱難、最心痛的時刻”，“我們曾經害怕會被送進勞改營，接著突然間，有人告訴我們要去參加一個會面”，“我們被帶到一個地點，我們走進門，看到站在我們面前的是克林頓總統，我們感到極度震驚，但是心裡立刻知道，我們人生中的惡夢終於就要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