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2月12日訊】我們上次介紹了英國《中國季刊》最近發表的楊斌教授的文章，分析1978-1978年雲南知青要求回城的請願運動的成功。那次運動是中共建國以來唯一成功的一次大規模自發的群眾運動。那麽，是什麽樣的歷史因素造成了這個結果呢？
楊斌教授認爲有三個原因。第一是這場組織比較統一和嚴密，有計劃，講究策略,並且贏得社會輿論的廣泛同情。在兵團方面，有個別領導人比較開明，非常同情知青的遭遇，是文革後少數識大局有人性的老幹部的典範，在幫助請願者和中共領人溝通上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第二是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 1978到1979年初正是中共黨內毛澤東的指定繼承人的華國峰和鄧小平爲代表股勢力鬥爭最激烈的時候。
如果要按照華國峰的“兩個凡是”來辦，知青問題就無法解決；而以鄧小平、胡耀邦爲首的“實事求是”派則要以一些所謂得民心的政策來向凡是派挑戰。在知青運動發展到和官方尖銳衝突、中央以王震爲代表的強硬派要鎮壓的時候，鄧小平在1978年12月底和1979年1月初最關鍵的一段時間裡對知青請願作了多次批示，要雲南省放棄壓制的政策，並要王震改變態度，對和平解決雲南請願事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當時的國際形勢也在短暫的時間裡對知青有利。 1978年底越南反華排華達到高潮，和蘇聯簽訂軍事條約並出兵柬埔寨，推翻受中國支持的紅色高棉。中共高層在在12月底以前已經明確了要“教訓”越南，鄧小平已經對美國表明了態度。在這個時候爆發的雲南知青請願，給中共的戰爭準備帶來了不利因素，中共急需穩定雲南邊疆，因此尋求和平解決。王震原來是強硬派的代表，但他在1979年1月3日接見知青代表時透露了中共準備教訓越南的消息。
因此，一場轟轟烈烈的雲南知青請願運動，本來是向中共權威的挑戰，這在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上還是很罕見的，但在這三個因素的聯合作用下得到了和平解決。這三個因素實際上在決定群眾抗爭的結果上很有典型性：請願運動領導人和參與者的組織和策略、中共內部的鬥爭，還有國際因素。如果這三方面都對運動有利，那麽取勝的可能是很大的。而從結果來看，也不能說是中共丟了面子，應該說是它的退讓也有利於自己的形像，是一個雙贏的結果。
但是，當在新疆的知青也起來爲自己爭取回城的權利的時候，面對的就完全是另一個結局了。從1979年2月到1980年底，新疆在阿克蘇、喀什和庫爾勒的知青發起並堅持了漫長的請願運動，並舉行了幾十次罷工，甚至絕食，但一直得不到政府方面的讓步。 1980年1月2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發布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知青的有關“非法組織”，停止一切“非法活動”，違者依法處理。到1980年底，中央派到新疆的工作組邀請阿克甦的知青代表召開座談會，半夜時全副武裝的軍人架著機槍上了房頂，知青代表被逮捕，阿克蘇宣布戒嚴。新疆知青請願運動失敗。
新疆請願運動的失敗，在於上述三個條件中最關鍵的一個發生了不利於知青的變化。隨著鄧小平權力的鞏固，中共對群眾性抗議採取了強硬的立場，鄧小平1979年在利用了西單民主牆後將它關閉，禁止有組織的群眾運動，逮捕了魏京生，打壓黨內外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甚至逮捕關押了許多代表人物。因此，新疆知青請願發生時，面對的已經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形勢。而且，隨著大量知青早先已經返城，社會上對知青的關注程度也已大大下降，中共在這個問題上的壓力也大爲減輕，因此中共又回到了決不對底層壓力讓步的老路上去了。
同樣的遭遇，同樣的鬥爭，得到的結果卻有天壤之別。造成雲南和新疆知青當年抗爭的不同結局的那些歷史因素，在今天的維權運動中其實仍然存在，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罷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楊斌教授認爲有三個原因。第一是這場組織比較統一和嚴密，有計劃，講究策略,並且贏得社會輿論的廣泛同情。在兵團方面，有個別領導人比較開明，非常同情知青的遭遇，是文革後少數識大局有人性的老幹部的典範，在幫助請願者和中共領人溝通上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第二是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 1978到1979年初正是中共黨內毛澤東的指定繼承人的華國峰和鄧小平爲代表股勢力鬥爭最激烈的時候。
如果要按照華國峰的“兩個凡是”來辦，知青問題就無法解決；而以鄧小平、胡耀邦爲首的“實事求是”派則要以一些所謂得民心的政策來向凡是派挑戰。在知青運動發展到和官方尖銳衝突、中央以王震爲代表的強硬派要鎮壓的時候，鄧小平在1978年12月底和1979年1月初最關鍵的一段時間裡對知青請願作了多次批示，要雲南省放棄壓制的政策，並要王震改變態度，對和平解決雲南請願事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當時的國際形勢也在短暫的時間裡對知青有利。 1978年底越南反華排華達到高潮，和蘇聯簽訂軍事條約並出兵柬埔寨，推翻受中國支持的紅色高棉。中共高層在在12月底以前已經明確了要“教訓”越南，鄧小平已經對美國表明了態度。在這個時候爆發的雲南知青請願，給中共的戰爭準備帶來了不利因素，中共急需穩定雲南邊疆，因此尋求和平解決。王震原來是強硬派的代表，但他在1979年1月3日接見知青代表時透露了中共準備教訓越南的消息。
因此，一場轟轟烈烈的雲南知青請願運動，本來是向中共權威的挑戰，這在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上還是很罕見的，但在這三個因素的聯合作用下得到了和平解決。這三個因素實際上在決定群眾抗爭的結果上很有典型性：請願運動領導人和參與者的組織和策略、中共內部的鬥爭，還有國際因素。如果這三方面都對運動有利，那麽取勝的可能是很大的。而從結果來看，也不能說是中共丟了面子，應該說是它的退讓也有利於自己的形像，是一個雙贏的結果。
但是，當在新疆的知青也起來爲自己爭取回城的權利的時候，面對的就完全是另一個結局了。從1979年2月到1980年底，新疆在阿克蘇、喀什和庫爾勒的知青發起並堅持了漫長的請願運動，並舉行了幾十次罷工，甚至絕食，但一直得不到政府方面的讓步。 1980年1月2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發布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知青的有關“非法組織”，停止一切“非法活動”，違者依法處理。到1980年底，中央派到新疆的工作組邀請阿克甦的知青代表召開座談會，半夜時全副武裝的軍人架著機槍上了房頂，知青代表被逮捕，阿克蘇宣布戒嚴。新疆知青請願運動失敗。
新疆請願運動的失敗，在於上述三個條件中最關鍵的一個發生了不利於知青的變化。隨著鄧小平權力的鞏固，中共對群眾性抗議採取了強硬的立場，鄧小平1979年在利用了西單民主牆後將它關閉，禁止有組織的群眾運動，逮捕了魏京生，打壓黨內外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甚至逮捕關押了許多代表人物。因此，新疆知青請願發生時，面對的已經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形勢。而且，隨著大量知青早先已經返城，社會上對知青的關注程度也已大大下降，中共在這個問題上的壓力也大爲減輕，因此中共又回到了決不對底層壓力讓步的老路上去了。
同樣的遭遇，同樣的鬥爭，得到的結果卻有天壤之別。造成雲南和新疆知青當年抗爭的不同結局的那些歷史因素，在今天的維權運動中其實仍然存在，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罷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