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4月19日訊】編註：共產黨十多年對法輪功的鎮壓，導致無數人生活在苦難中。在法輪功4.25事件十一周年之際，以此篇人物特寫，獻給那些受難的人們，希望以此表達，我們「感同身受」的心意。
「如果有機會再見到他，我想問問他，這七年來你過得好嗎？」黃萬青談起弟弟黃雄，多次哽咽地說不出話來。
七年的時間，美國國務院、美國國會、聯合國、國際特赦，所有可能尋求協助的機構全被黃萬青走遍了，但是，黃雄就像在人間蒸發了。對目前定居紐約的軟件工程師黃萬青而言，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上海失蹤的黃雄，是最揪心的牽掛。
「他那天和我打了電話，說自己被盯上了，得馬上離開。」2003年4月19日之後，黃萬青再也沒有黃雄的消息。
那個從襁褓時期就被黃萬青背著的弟弟，在他生命中消失了七年。「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黃雄？」
黃萬青手拿這張營救海報，四處奔走了七年
「我很心疼他」
「我夜裡夢到他，被公安打得很慘，夢醒後我哭了...。」黃萬青回憶起黃雄失蹤的夜晩，那個讓他心驚膽顫的夢境。「都已經七年了，19號剛好七年整。」他喃喃地說，語氣中帶點乾澀。
對黃雄的所有記憶，只停留在他25歲之前，黃萬青紅了眼眶，「很心疼，弟弟一直都生活得很苦。」
黃雄失蹤的前兩年，一直是居無定所，四處流離。因為修煉法輪功遭受迫害，從1999年到2001年間，年僅20初頭的黃雄幾乎在牢房中度過；獲釋後的他，仍然定期要接受公安的「思想轉化」，要求他放棄煉功，但黃雄認為學習「真、善、忍」沒有錯，因此選擇離開了從小生長的江西省萬安縣，遠走他鄉，同時為了避免家人受到牽連和騷擾，黃雄隱姓瞞名，化名「袁寛」等，過著兩年的飄泊生活，期間只有身在美國的哥哥——黃萬青與他有聯繫。
「他在外面流浪的時候，我經常提心吊膽，感覺是我自己在中國。」1999年7月20日，中共當局下令鎮壓法輪功，當時數以千萬計的法輪功學員都有可能面對抓捕甚至瀕臨生死的危機，黃雄在這種艱難的處境，自製講述法輪功真相的光盤，輾轉廣東，四川，上海，發送到家家戶戶。最後一站在上海，發了5000張光盤後，「那時影響很大，上海公安在街上貼了畫像要抓他。」
2006年4月在耶魯大學向媒體講述弟弟的遭遇
尋找黃雄路艱辛
「確定他失蹤是一個逐漸的過程。」黃萬青一直等著弟弟的消息，哪怕是一封電子郵件、一通電話，但這些簡單的願望，卻成為了奢望。
黃萬青決定在美國公開弟弟失蹤的事，並在電視、報紙、網絡等各種媒體渠道尋找黃雄。美國眾議員約翰•林德於2004年8月致信黃萬青，信中表達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已經得知此事，並說大使館「深切關注」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美國大使館要求中國外交部提供黃雄的訊息，但一直沒有得到回應。
美國的《大紀元時報》記者曾經向上海楊浦區公安分局國保處胡處長尋問袁寛（黃雄）的下落，對方給了一個答案：「我不能告訴你。袁寬的情況我很清楚，但我不能告訴你任何情況。」
在黃雄的家鄉-江西，610辦公室(處理法輪功問題的領導小組)主任田軍對黃萬青說，「黃雄是自己失蹤了。」並抱怨家屬這種找人的行為，「干擾了他的私人生活。」
上海知名律師郭國汀也因為代理黃雄和其他法輪功學員的案件，遭到軟禁，上海司法局隨後剝奪了郭國汀的律師資格，2006年，郭國汀被迫流亡海外。
於是一次又一次，好不容易抱著一點希望的線索，又斷了線。
看著黃雄失蹤前的近照，黃萬青神情凝重
看著黃雄失蹤前的近照，黃萬青神情凝重
黃雄，全家的痛
「我奶奶在2006年去世，彌留之際，因為病痛很苦，但她一直挺著，盼望著我弟弟能回去見她最後一面。」
中共打壓法輪功的這些年，令黃雄的親朋好友，飽受不少的痛苦和驚嚇；也因為這場打壓，黃萬青十多年來進不了國門，回不了老家，見不了至親。
黃雄逃離家鄉，流離失所的兩年，江西省公安部門，多次「登門造訪」黃雄家，要求家屬交出黃雄，「不光是我江西的家裡，還有遠房親戚，在湖南長沙，廣西桂林，都被公安威脅，把黃雄交出來，放老實點。」
黃萬青的妹妹和同母異父的弟弟，都曾經遭受連夜的傳訊提審。黃雄的姐夫甚至被勒令停職，要求他出去找尋黃雄。
黃萬青（右一）和黃雄（右二）童年時的照片。中間是父親，左邊是妹妹。
不過，一個鮮明的反差卻在黃雄「失蹤」後出現了。同樣的「登門造訪」，但公安的態度轉了180度，親切有禮地表示，他們也在幫忙尋找黃雄，要家屬不用擔心，尤其要轉告美國的黃萬青，「不要在外頭鬧事，不要到處宣揚黃雄失蹤了。」
「這讓我非常懷疑，黃雄確實在他們手中。」
那一年，兄弟倆一起修煉法輪功
黃雄的悲劇可以說是所有中國法輪功學員的悲劇。由法輪功《明慧網》公佈的調查資料顯示，像黃雄一樣「被失蹤」的人物，高達十萬多名。
寧願被殘酷打壓，也要堅持信仰的決心。黃萬青的思緒回到了14年前，正就讀湖南長沙中南工業大學研究生的他，1996年在同學的介紹下認識了法輪功，一次無意的打坐後，黃萬青驚覺自己的失眠症消失了，「後來就翻過岳麓山，到隔壁的湖南大學煉功點與大家晨煉。」
「煉功後，從小過慣苦日子的我，內心感到特別的平和寧靜。」因為感受法輪功的神奇，黃萬青放假回鄉後，向鎮裡的老百姓傳播法輪功褔音，弟弟黃雄也是從這時候開始，踏上法輪功的修煉之路。
「我們都是因為真、善、忍的信仰，感受到真正的快樂與踏實。」1997年，黃萬青繼續赴美攻讀博士，而黃雄也在大專畢業後，1999年到北京進修電腦課程。雖然各奔東西各赴前程，但在他們心底，對於人生真諦真理的追求，始終沒有動搖過。
「那段日子，是我們彼此最珍惜的時光。」「我想說的是，法輪功沒有錯，是共產黨鎮壓錯了。」
記憶中的他，很善良
時常想念弟弟嗎？「我不太敢想，他被關過，被打過，這幾年我的情緒就一直停留在那邊。」
記憶中的他，是什麼樣的人？「他很善良，講話聲音非常地輕，常常要人提醒他，你講話要大聲點...。」黃雄在哥哥心裡，像是苦澀又甘甜的回憶，談起弟弟，黃萬青百感交集。
兄弟倆
黃萬青和黃雄相差5歲，黃雄出生後的40天，父母離異，兄弟倆從小就跟著年邁的爺爺奶奶，生活在依山傍水的萬安縣芙蓉鎮。爺爺以雕刻圖章、賣藥治病維持全家生計， 一個月僅有幾毛的飯菜錢；也許是家境清貧，年紀小小的黃萬青比同齡人來得懂事，已學會打理家務，「小時候記得我經常背我弟弟，睡午覺的時候要哄著他睡覺。」
「弟弟小時候比較淘氣，看著別的孩子的東西，也吵著要，但家裡沒錢買，他就會挨打。」但這樣的黃雄其實內心很善良，有一回，祖母帶著小黃雄出去買菜，與一位小商販殺價殺得厲害；回家的路上，小黃雄非要祖母退還一些錢給小商販，他說人家很可憐，不應該佔別人的便宜。
心地善良樸質的黃雄，在日後自己遭受迫害、顛沛流離的情況，仍然時時不忘與有緣人講述法輪大法的美好，希望人們不要因為中共的宣傳誤解了法輪功。在經濟相當吃緊的時候，他依舊掛念遠方的哥哥，貼心地為他寄送了襯衣和西裝。
黃雄失蹤前的近照
「希望再見他一面」
在黃萬青紐約的家中，擺著一張黃雄失蹤前的近照，「我有時一看就難過。」
曾經在紐約法輪功的遊行隊伍中，看見黃萬青瘦小的身影，拿著一幅巨大的黃雄照片，呼籲營救他的弟弟，兄弟倆的長相極為相似，那一幕令人印象深刻。
有沒有想過，這輩子再也見不到他了？黃萬青沒有回答，頓了幾秒，沙啞地說，「直到現在我還是希望他活著。」
採訪/文字：唐宇
攝影：Jan Jekielek
「如果有機會再見到他，我想問問他，這七年來你過得好嗎？」黃萬青談起弟弟黃雄，多次哽咽地說不出話來。
七年的時間，美國國務院、美國國會、聯合國、國際特赦，所有可能尋求協助的機構全被黃萬青走遍了，但是，黃雄就像在人間蒸發了。對目前定居紐約的軟件工程師黃萬青而言，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上海失蹤的黃雄，是最揪心的牽掛。
「他那天和我打了電話，說自己被盯上了，得馬上離開。」2003年4月19日之後，黃萬青再也沒有黃雄的消息。
那個從襁褓時期就被黃萬青背著的弟弟，在他生命中消失了七年。「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黃雄？」
黃萬青手拿這張營救海報，四處奔走了七年
「我很心疼他」
「我夜裡夢到他，被公安打得很慘，夢醒後我哭了...。」黃萬青回憶起黃雄失蹤的夜晩，那個讓他心驚膽顫的夢境。「都已經七年了，19號剛好七年整。」他喃喃地說，語氣中帶點乾澀。
對黃雄的所有記憶，只停留在他25歲之前，黃萬青紅了眼眶，「很心疼，弟弟一直都生活得很苦。」
黃雄失蹤的前兩年，一直是居無定所，四處流離。因為修煉法輪功遭受迫害，從1999年到2001年間，年僅20初頭的黃雄幾乎在牢房中度過；獲釋後的他，仍然定期要接受公安的「思想轉化」，要求他放棄煉功，但黃雄認為學習「真、善、忍」沒有錯，因此選擇離開了從小生長的江西省萬安縣，遠走他鄉，同時為了避免家人受到牽連和騷擾，黃雄隱姓瞞名，化名「袁寛」等，過著兩年的飄泊生活，期間只有身在美國的哥哥——黃萬青與他有聯繫。
「他在外面流浪的時候，我經常提心吊膽，感覺是我自己在中國。」1999年7月20日，中共當局下令鎮壓法輪功，當時數以千萬計的法輪功學員都有可能面對抓捕甚至瀕臨生死的危機，黃雄在這種艱難的處境，自製講述法輪功真相的光盤，輾轉廣東，四川，上海，發送到家家戶戶。最後一站在上海，發了5000張光盤後，「那時影響很大，上海公安在街上貼了畫像要抓他。」
2006年4月在耶魯大學向媒體講述弟弟的遭遇
尋找黃雄路艱辛
「確定他失蹤是一個逐漸的過程。」黃萬青一直等著弟弟的消息，哪怕是一封電子郵件、一通電話，但這些簡單的願望，卻成為了奢望。
黃萬青決定在美國公開弟弟失蹤的事，並在電視、報紙、網絡等各種媒體渠道尋找黃雄。美國眾議員約翰•林德於2004年8月致信黃萬青，信中表達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已經得知此事，並說大使館「深切關注」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美國大使館要求中國外交部提供黃雄的訊息，但一直沒有得到回應。
美國的《大紀元時報》記者曾經向上海楊浦區公安分局國保處胡處長尋問袁寛（黃雄）的下落，對方給了一個答案：「我不能告訴你。袁寬的情況我很清楚，但我不能告訴你任何情況。」
在黃雄的家鄉-江西，610辦公室(處理法輪功問題的領導小組)主任田軍對黃萬青說，「黃雄是自己失蹤了。」並抱怨家屬這種找人的行為，「干擾了他的私人生活。」
上海知名律師郭國汀也因為代理黃雄和其他法輪功學員的案件，遭到軟禁，上海司法局隨後剝奪了郭國汀的律師資格，2006年，郭國汀被迫流亡海外。
於是一次又一次，好不容易抱著一點希望的線索，又斷了線。
看著黃雄失蹤前的近照，黃萬青神情凝重
看著黃雄失蹤前的近照，黃萬青神情凝重
黃雄，全家的痛
「我奶奶在2006年去世，彌留之際，因為病痛很苦，但她一直挺著，盼望著我弟弟能回去見她最後一面。」
中共打壓法輪功的這些年，令黃雄的親朋好友，飽受不少的痛苦和驚嚇；也因為這場打壓，黃萬青十多年來進不了國門，回不了老家，見不了至親。
黃雄逃離家鄉，流離失所的兩年，江西省公安部門，多次「登門造訪」黃雄家，要求家屬交出黃雄，「不光是我江西的家裡，還有遠房親戚，在湖南長沙，廣西桂林，都被公安威脅，把黃雄交出來，放老實點。」
黃萬青的妹妹和同母異父的弟弟，都曾經遭受連夜的傳訊提審。黃雄的姐夫甚至被勒令停職，要求他出去找尋黃雄。
黃萬青（右一）和黃雄（右二）童年時的照片。中間是父親，左邊是妹妹。
不過，一個鮮明的反差卻在黃雄「失蹤」後出現了。同樣的「登門造訪」，但公安的態度轉了180度，親切有禮地表示，他們也在幫忙尋找黃雄，要家屬不用擔心，尤其要轉告美國的黃萬青，「不要在外頭鬧事，不要到處宣揚黃雄失蹤了。」
「這讓我非常懷疑，黃雄確實在他們手中。」
那一年，兄弟倆一起修煉法輪功
黃雄的悲劇可以說是所有中國法輪功學員的悲劇。由法輪功《明慧網》公佈的調查資料顯示，像黃雄一樣「被失蹤」的人物，高達十萬多名。
寧願被殘酷打壓，也要堅持信仰的決心。黃萬青的思緒回到了14年前，正就讀湖南長沙中南工業大學研究生的他，1996年在同學的介紹下認識了法輪功，一次無意的打坐後，黃萬青驚覺自己的失眠症消失了，「後來就翻過岳麓山，到隔壁的湖南大學煉功點與大家晨煉。」
「煉功後，從小過慣苦日子的我，內心感到特別的平和寧靜。」因為感受法輪功的神奇，黃萬青放假回鄉後，向鎮裡的老百姓傳播法輪功褔音，弟弟黃雄也是從這時候開始，踏上法輪功的修煉之路。
「我們都是因為真、善、忍的信仰，感受到真正的快樂與踏實。」1997年，黃萬青繼續赴美攻讀博士，而黃雄也在大專畢業後，1999年到北京進修電腦課程。雖然各奔東西各赴前程，但在他們心底，對於人生真諦真理的追求，始終沒有動搖過。
「那段日子，是我們彼此最珍惜的時光。」「我想說的是，法輪功沒有錯，是共產黨鎮壓錯了。」
記憶中的他，很善良
時常想念弟弟嗎？「我不太敢想，他被關過，被打過，這幾年我的情緒就一直停留在那邊。」
記憶中的他，是什麼樣的人？「他很善良，講話聲音非常地輕，常常要人提醒他，你講話要大聲點...。」黃雄在哥哥心裡，像是苦澀又甘甜的回憶，談起弟弟，黃萬青百感交集。
兄弟倆
黃萬青和黃雄相差5歲，黃雄出生後的40天，父母離異，兄弟倆從小就跟著年邁的爺爺奶奶，生活在依山傍水的萬安縣芙蓉鎮。爺爺以雕刻圖章、賣藥治病維持全家生計， 一個月僅有幾毛的飯菜錢；也許是家境清貧，年紀小小的黃萬青比同齡人來得懂事，已學會打理家務，「小時候記得我經常背我弟弟，睡午覺的時候要哄著他睡覺。」
「弟弟小時候比較淘氣，看著別的孩子的東西，也吵著要，但家裡沒錢買，他就會挨打。」但這樣的黃雄其實內心很善良，有一回，祖母帶著小黃雄出去買菜，與一位小商販殺價殺得厲害；回家的路上，小黃雄非要祖母退還一些錢給小商販，他說人家很可憐，不應該佔別人的便宜。
心地善良樸質的黃雄，在日後自己遭受迫害、顛沛流離的情況，仍然時時不忘與有緣人講述法輪大法的美好，希望人們不要因為中共的宣傳誤解了法輪功。在經濟相當吃緊的時候，他依舊掛念遠方的哥哥，貼心地為他寄送了襯衣和西裝。
黃雄失蹤前的近照
「希望再見他一面」
在黃萬青紐約的家中，擺著一張黃雄失蹤前的近照，「我有時一看就難過。」
曾經在紐約法輪功的遊行隊伍中，看見黃萬青瘦小的身影，拿著一幅巨大的黃雄照片，呼籲營救他的弟弟，兄弟倆的長相極為相似，那一幕令人印象深刻。
有沒有想過，這輩子再也見不到他了？黃萬青沒有回答，頓了幾秒，沙啞地說，「直到現在我還是希望他活著。」
採訪/文字：唐宇
攝影：Jan Jekiel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