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9月24日訊】9月14日，《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發表“關於‘戰略知識分子研究’調查綜述”，表達了目前中國政府需要何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幫助其運籌帷幄，以維持政局穩定。
既然要尋找“戰略知識分子”，顯然是既不滿意現有的智囊群體，也不滿意希望非暴力合作的“異議”知識人群體。從一般規律來說，人才的比率與人口基數成正比，十幾億人口的泱泱大國，為何會讓當朝者產生如此強烈的人才飢渴？
一、當局的利益獎懲機制與知識精英的附“勢”
“國難思良將”，這篇調查結果的公布可看作是中國政府張榜求賢的前兆。
在任何國度，無論在哪一個陣營，知識分子都熱衷於把意見或者利益轉變成理論。在各種社會群體當中，只有這個群體將這種生存方式當作自己的生存意義所在。如果知識分子不這樣做，只可能是社會環境的壓力使然。中國當局應該反省，數量龐大且擁有程度不同“智囊”情結的專家學者無法成為它所需要的“戰略知識分子”，其原因完全在於它自身多年來對知識分子群體設立的制度性獎懲機制。
年過50歲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這一段歷史：盡管毛澤東當政後持續采用各種手段打擊知識分子，在“文革”期間甚至荒廢教育，但自改革開放之初直至1989年，無論在朝在野，各類人才如雨後春筍般湧出。盡管改革之初是以人文知識分子為主，對西方社會科學還處於學步階段，但知識分子整體卻有一番蓬勃向上之氣像。為什麼時光流逝了20年，中國已成為世界培養博士數量第一的大國，反而缺乏“具有戰略思維，擅長基礎性、前瞻性、趨勢性研究”的知識分子呢？
原因在於形勢與當年完全不同。20世紀80年代是中共當政60年最為寬松的時期，那時候改革剛起步，中共執政集團與國家利益及人民利益在基本方向上一致：發展經濟，讓民眾脫貧致富。鄧小平的“先富帶後富“，那時還被理解成無論階層，只要敢於下海吃螃蟹就可以成為先富者。當時雖然有高干子弟利用價格雙軌制的便利致富，但官僚集團利用權力致富遠未像今天這樣普遍化且公然搶掠。在80年代，知識分子無論是建言還是獻策，不至於要面對政府利益與人民利益（包括國家長遠利益）分離甚至對立這種非常困難的局面。
二、黨的利益與民眾利益之分離導致的知識困窘
但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舉凡“改革”，莫不是以損害民眾利益為前提，而國家利益本應以民眾利益為基礎，這時卻被政治利益集團挾持。比如政府要卸包袱（即放棄政府在教育及醫療等社會福利方面的責任），進行了國企改革、醫療保險體制改革、教育收費體制改革等。每次“改革”都成功地讓政府節約了大筆公共開支，最後讓民眾背上了住房、醫療與教育這新的“三座大山”。在政府財政收入攀升的同時，民眾的錢包卻迅速癟下去，國（官）富民窮終成難以逆轉之局。到此時，政府利益與民眾利益及真正的國家利益發生嚴重對立，知識分子建言獻策必須要有所選擇：是為政府及利益集團說話還是為國家長遠利益考慮為民眾說話？而中國政府的獎懲機制使做了不同選擇的知識分子的命運判若雲泥，為政府與利益集團說話、努力論證各種政策合理性的知識分子在得到物質獎賞的同時也提升了地位；對政府及利益集團持批評態度的知識分子則均被邊緣化，甚至被視為異議人士予以打擊。江澤民開創了“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的先河，即以言論得罪政府者一概誣之以其他罪名，如貪污色情等投入監獄。即使號稱”開明“的朱鎔基也明白訓示：不許對中央的經濟政策指手劃腳。到胡溫當政時期，政治精英集團已經墮落成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利益集團，其利益的滿足完全建立在對民眾利益的掠奪之上並於國家利益有損。這種局面造成的社會矛盾日趨激烈，為了“維穩”，中國政府對言論管制日趨嚴厲，互聯網控制臻於成熟。
步政治精英集團整體墮落之後，知識精英也日趨墮落。1989年以前，中國知識界普遍向慕西方民主；從本世紀初開始，論證現存體制合理性的“中國模式論”成了不少學者與研究者的熱門，反對西方民主的聲音一時間竟然成為官方理論主流。
但面對蜂擁而起的社會反抗與日漸嚴重的社會矛盾，作為社會大腦的知識精英僅有忠誠的姿態是不夠的。政府出於自身利益需要，希望他們能夠謀劃出一些管用的策略，既能保證政府持續掠奪，又能讓民眾相信中共政府仍然是人民安定生活的唯一保證，還能想出高招來幫政府斂財，這樣的“高招”恐怕在人間難覓。體制內一些有危機感與責任感的專家雖然提出一些建議，但因為這些建議需要政府削權讓利，減少掠奪並尊重民眾的基本權利，比如建議將民眾的維權抗爭當作正常的利益訴求而不是破壞穩定的因素，政府就根本聽不進去。一些了解農業、金融、地產、社會分配等方面弊端的專家因為深知政府秉性與病根所在，在執政集團利益與民眾利益嚴重分裂之時，根本無法求兩全之策，干脆緘口不言。對於體制外人士的建議，哪怕非常溫和甚至示好，政府也一律視之為“異端”。
三、緣木求魚的道德標准
最讓人納罕的是該調查對“戰略知識分子”還提出了道德標准，即要有“獨立的主體意識和批判精神”。該調查痛心疾首地說：“調查結果表明，少數知識分子對資本的屈從，成為金錢的附庸，已成當今知識分子最嚴重也是最危險的‘病症’之一。在資本和權力威逼利誘下，部分知識分子不堪一擊，失去‘自我’，喪失獨立的主體意識和批判精神，有的成為富翁們的傳聲筒或吹鼓手，附著在富人權貴的羽翼下，成為資本和權力的附庸。表明當前部分知識分子浮躁功利、精神淪落，隨波逐流，敗壞了學界風氣，嚴重衝擊了知識分子應該堅守的底線。因此，戰略知識分子形像的確立有利於引導知識分子摒棄那些‘為金錢或利益集團代言’等種種不良行為。”
如此痛切的批判，卻完全捨棄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這一前提性條件，因此這一批判有兩點需要糾正。第一，該調查根本未提及中國知識分子的殘酷生存環境。至今，中國仍然是對輿論思想管控最嚴厲的少數國家之一，知識界人士棲身之處主要仍由是政府提供。政府通過獎懲機制引導知識分子的學術研究方向，其研究符合政府需要的，職稱、工資、住房、課題經費與各種機會都會源源不斷；對政府持批評意見的，輕則解聘，重則牢獄。比如南京師範大學的郭泉因言獲罪入獄10年。第二，該調查對中國知識界對資本與權力之依附現像的批判完全避重就輕。從事實而言，中國知識界屈服於權力是事實，但為資本服務卻不是屈服而是利益需要。面對權力，知識分子不管願意與否都得屈服，因為飯碗捏在政府手裡。面對資本，卻是服務者（知識分子）與被服務者（資本）之間的雙向選擇且自願結合。能夠受到商界青睞並能在政商兩界通吃的知識精英，主要是依賴其在體制內積累起來的資本，比如其供職的單位之“地望”，個人職稱之“人望”。
可以說，造成中國知識分子“失去自我”，“喪失獨立的主體意識和批判精神”的罪魁禍首，正是中國政府本身。在政府未放棄思想言論管制並改變其對學術研究的獎懲機制之前，片面要求知識分子養成獨立人格並獨立於資本與權力之外，無異於緣木求魚。
“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視禍於未萌”，中國的明者、智者不是被投入牢獄就是被迫流亡海外，剩下的也只能三緘其口。在一片盛世頌揚聲中，各種社會危機已經浮出水面。面對“和諧”難求之困局，當局突然又想尋找自己多年持之以恆、竭盡全力消滅的物種――有獨立的主體意識和批判精神，不受資本和權力“威逼利誘”的知識分子。此情此境，讓我想起龔自珍的名篇《病梅館記》。中國早被中共折騰成一個龐大的“病梅館”，如今想求未受戧害之 梅，其可得乎？
（首發於《中國人權雙周刊》2010年9月23日，第35期）
既然要尋找“戰略知識分子”，顯然是既不滿意現有的智囊群體，也不滿意希望非暴力合作的“異議”知識人群體。從一般規律來說，人才的比率與人口基數成正比，十幾億人口的泱泱大國，為何會讓當朝者產生如此強烈的人才飢渴？
一、當局的利益獎懲機制與知識精英的附“勢”
“國難思良將”，這篇調查結果的公布可看作是中國政府張榜求賢的前兆。
在任何國度，無論在哪一個陣營，知識分子都熱衷於把意見或者利益轉變成理論。在各種社會群體當中，只有這個群體將這種生存方式當作自己的生存意義所在。如果知識分子不這樣做，只可能是社會環境的壓力使然。中國當局應該反省，數量龐大且擁有程度不同“智囊”情結的專家學者無法成為它所需要的“戰略知識分子”，其原因完全在於它自身多年來對知識分子群體設立的制度性獎懲機制。
年過50歲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這一段歷史：盡管毛澤東當政後持續采用各種手段打擊知識分子，在“文革”期間甚至荒廢教育，但自改革開放之初直至1989年，無論在朝在野，各類人才如雨後春筍般湧出。盡管改革之初是以人文知識分子為主，對西方社會科學還處於學步階段，但知識分子整體卻有一番蓬勃向上之氣像。為什麼時光流逝了20年，中國已成為世界培養博士數量第一的大國，反而缺乏“具有戰略思維，擅長基礎性、前瞻性、趨勢性研究”的知識分子呢？
原因在於形勢與當年完全不同。20世紀80年代是中共當政60年最為寬松的時期，那時候改革剛起步，中共執政集團與國家利益及人民利益在基本方向上一致：發展經濟，讓民眾脫貧致富。鄧小平的“先富帶後富“，那時還被理解成無論階層，只要敢於下海吃螃蟹就可以成為先富者。當時雖然有高干子弟利用價格雙軌制的便利致富，但官僚集團利用權力致富遠未像今天這樣普遍化且公然搶掠。在80年代，知識分子無論是建言還是獻策，不至於要面對政府利益與人民利益（包括國家長遠利益）分離甚至對立這種非常困難的局面。
二、黨的利益與民眾利益之分離導致的知識困窘
但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舉凡“改革”，莫不是以損害民眾利益為前提，而國家利益本應以民眾利益為基礎，這時卻被政治利益集團挾持。比如政府要卸包袱（即放棄政府在教育及醫療等社會福利方面的責任），進行了國企改革、醫療保險體制改革、教育收費體制改革等。每次“改革”都成功地讓政府節約了大筆公共開支，最後讓民眾背上了住房、醫療與教育這新的“三座大山”。在政府財政收入攀升的同時，民眾的錢包卻迅速癟下去，國（官）富民窮終成難以逆轉之局。到此時，政府利益與民眾利益及真正的國家利益發生嚴重對立，知識分子建言獻策必須要有所選擇：是為政府及利益集團說話還是為國家長遠利益考慮為民眾說話？而中國政府的獎懲機制使做了不同選擇的知識分子的命運判若雲泥，為政府與利益集團說話、努力論證各種政策合理性的知識分子在得到物質獎賞的同時也提升了地位；對政府及利益集團持批評態度的知識分子則均被邊緣化，甚至被視為異議人士予以打擊。江澤民開創了“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的先河，即以言論得罪政府者一概誣之以其他罪名，如貪污色情等投入監獄。即使號稱”開明“的朱鎔基也明白訓示：不許對中央的經濟政策指手劃腳。到胡溫當政時期，政治精英集團已經墮落成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利益集團，其利益的滿足完全建立在對民眾利益的掠奪之上並於國家利益有損。這種局面造成的社會矛盾日趨激烈，為了“維穩”，中國政府對言論管制日趨嚴厲，互聯網控制臻於成熟。
步政治精英集團整體墮落之後，知識精英也日趨墮落。1989年以前，中國知識界普遍向慕西方民主；從本世紀初開始，論證現存體制合理性的“中國模式論”成了不少學者與研究者的熱門，反對西方民主的聲音一時間竟然成為官方理論主流。
但面對蜂擁而起的社會反抗與日漸嚴重的社會矛盾，作為社會大腦的知識精英僅有忠誠的姿態是不夠的。政府出於自身利益需要，希望他們能夠謀劃出一些管用的策略，既能保證政府持續掠奪，又能讓民眾相信中共政府仍然是人民安定生活的唯一保證，還能想出高招來幫政府斂財，這樣的“高招”恐怕在人間難覓。體制內一些有危機感與責任感的專家雖然提出一些建議，但因為這些建議需要政府削權讓利，減少掠奪並尊重民眾的基本權利，比如建議將民眾的維權抗爭當作正常的利益訴求而不是破壞穩定的因素，政府就根本聽不進去。一些了解農業、金融、地產、社會分配等方面弊端的專家因為深知政府秉性與病根所在，在執政集團利益與民眾利益嚴重分裂之時，根本無法求兩全之策，干脆緘口不言。對於體制外人士的建議，哪怕非常溫和甚至示好，政府也一律視之為“異端”。
三、緣木求魚的道德標准
最讓人納罕的是該調查對“戰略知識分子”還提出了道德標准，即要有“獨立的主體意識和批判精神”。該調查痛心疾首地說：“調查結果表明，少數知識分子對資本的屈從，成為金錢的附庸，已成當今知識分子最嚴重也是最危險的‘病症’之一。在資本和權力威逼利誘下，部分知識分子不堪一擊，失去‘自我’，喪失獨立的主體意識和批判精神，有的成為富翁們的傳聲筒或吹鼓手，附著在富人權貴的羽翼下，成為資本和權力的附庸。表明當前部分知識分子浮躁功利、精神淪落，隨波逐流，敗壞了學界風氣，嚴重衝擊了知識分子應該堅守的底線。因此，戰略知識分子形像的確立有利於引導知識分子摒棄那些‘為金錢或利益集團代言’等種種不良行為。”
如此痛切的批判，卻完全捨棄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這一前提性條件，因此這一批判有兩點需要糾正。第一，該調查根本未提及中國知識分子的殘酷生存環境。至今，中國仍然是對輿論思想管控最嚴厲的少數國家之一，知識界人士棲身之處主要仍由是政府提供。政府通過獎懲機制引導知識分子的學術研究方向，其研究符合政府需要的，職稱、工資、住房、課題經費與各種機會都會源源不斷；對政府持批評意見的，輕則解聘，重則牢獄。比如南京師範大學的郭泉因言獲罪入獄10年。第二，該調查對中國知識界對資本與權力之依附現像的批判完全避重就輕。從事實而言，中國知識界屈服於權力是事實，但為資本服務卻不是屈服而是利益需要。面對權力，知識分子不管願意與否都得屈服，因為飯碗捏在政府手裡。面對資本，卻是服務者（知識分子）與被服務者（資本）之間的雙向選擇且自願結合。能夠受到商界青睞並能在政商兩界通吃的知識精英，主要是依賴其在體制內積累起來的資本，比如其供職的單位之“地望”，個人職稱之“人望”。
可以說，造成中國知識分子“失去自我”，“喪失獨立的主體意識和批判精神”的罪魁禍首，正是中國政府本身。在政府未放棄思想言論管制並改變其對學術研究的獎懲機制之前，片面要求知識分子養成獨立人格並獨立於資本與權力之外，無異於緣木求魚。
“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視禍於未萌”，中國的明者、智者不是被投入牢獄就是被迫流亡海外，剩下的也只能三緘其口。在一片盛世頌揚聲中，各種社會危機已經浮出水面。面對“和諧”難求之困局，當局突然又想尋找自己多年持之以恆、竭盡全力消滅的物種――有獨立的主體意識和批判精神，不受資本和權力“威逼利誘”的知識分子。此情此境，讓我想起龔自珍的名篇《病梅館記》。中國早被中共折騰成一個龐大的“病梅館”，如今想求未受戧害之 梅，其可得乎？
（首發於《中國人權雙周刊》2010年9月23日，第3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