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1月6日訊】 南方周末》10月21日發布的“上海官場的權力囤房者”一文，讓上海房地產市場的隱蔽受益者群體――憑仗權力在開發商那裡低價購房的官員們以晦暗的姿態若隱若現地暴露在公眾面前。
上海紀檢部門要求兩千多市管干部“自覺”申報房產，自然是為明年住宅征收房產稅試點做前期工作――已有多條官方消息證實，上海與重慶將成為全國征收住宅房地產稅的試點城市。這兩地將根據個人擁有房屋套數或面積的不同，制定房地產稅的累進征稅方式。上海要抽查，實乃政府對自家官員之貪腐還有一點“自知之明”。其實，政府這些年來想方設法羅掘稅源，但對房地產這一各國都征之稅卻遲遲未開征，原因也一目了然：中國擁有多套房產者大多非官即富，這都是中國政府目前的社會基礎。目前要在自家統治的社會基礎頭上動土，實屬稅源日漸枯竭情況下的無奈之舉。
一、攀附在利益鏈條上的非市場手段購房者
《南方周末》這條消息有幾個看點：
第一，官員擁有的房產數量比紀檢部門估計的要多得多。在兩千余被要求申報房產的上海市管干部當中，主動申報十幾套房產的不少。與上海一些落馬官員相比，十幾套當然不算大數目，有“炒房區長“之稱的浦東新區原副區長康慧軍，被查出的過手房產數量超過40套。據此，康被認定受賄599萬余元，另有1184余萬元財產來源不明，被判無期徒刑。浦東新區外高橋功能區域管理委員會規劃建設和環境管理處負責人陶建國，名下房產41套，大多來自受賄或低價買房，被稱為”炒房處長“。
第二，官員低價購房所獲得的優惠遠遠超出上海紀檢部門的預期。最初紀檢部門打算對低價房優惠超過50萬元的官員房子逐一審核，後因工作量太大不得不改成100萬元。
能夠享有低價購房特權的官員，均與房地產項目的運作有關，涉及工商、稅務、規劃、金融、司 法、區縣政府等多個部門。這些官員獲得的折扣高達三至五成，折扣金額數十萬至百萬不等——按照房地產業當時的正常行情，5%的讓利都很少有。
第三，政府要求官員“主動“申報，其目的不在於查貪，而是出於對官員的愛護。在陳良宇案發後上海曾試圖查過官員低價購房，但後因此舉“影響干部隊伍穩定”而作罷。因有此前車之鑒，上海紀檢部門這次要求官員主動申報房產的行動中，官員被告知如實上報家庭購房和優惠情況，即便有違紀違法者也會獲得寬大處理，這次主動申報通過的房產，以後絕不會翻查舊事，但如果隱瞞的，將被從重處理。顯然，這次房產專項申報的意圖，並不是要把官員低價購房的潛規則行為推向司法，而是在黨紀範圍內“化解”。
具有極強諷刺意味的是，盡管上海市委對干部滿懷關愛之意，希望通過這次申報讓官員“放下包袱、輕裝上陣”，但官員們大都決定“掂量著申報”。這一“惦量”的結果是政府部門決不會拿到真實數據。
二、房地產開發商讓給官員的利從何而來？
上海的地產在全國有代表性，地方財政高度依賴土地出讓金。在上海，土地成本在開發項目總成本的比例始終保持在50%以上，從2002年至2005年，這一比例分別為56.3%、52.4%、53.4%、53.6%，僅2006年降至49.5%，但2007年又重新回到53.4%的高位。
表面上看，官員的低價房是從房地產開發商那裡得到的“人情”――即變相賄賂。但房地產商從政府手裡以如此高價購地建樓，再加上名目繁多的規費，獲利空間已經被嚴重壓縮，不可能再自掏腰包奉送低價房給官員群體。那麼，官員群體囤積低價房時從開發商那裡獲得的“打折讓利”，利之源頭到底源於哪裡？
談到這裡，我得向讀者介紹一本書，即《紐約時報》攝影記者杜斌的《上海 骷髏地》。這本簡短文字配攝影的書，盡管只記載了6個世博難民家庭浸透血淚（包括付出生命的昂貴代價）的悲苦遭遇。但通過這本在中國大陸無法問世的書，世人能夠看到，“在上海，一群無名小卒遭遇了這個星球上最浩大、最殘忍、最邪惡的拆遷史詩革命：中國共產黨掌權者以城市改造之名。官商勾結。聯手鏟除了他們合法的 棲身之所；數百萬人選擇了妥協和沉默。僅有數以千計的無家可歸者勇敢地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但他們只能無助地哀號到氣斷身亡。”
這本書提供的數據是：1991年到2001年。拆遷城市居民約63萬戶。拆遷房屋建築 面積達2800萬平方米。是快速增長期；2002年。上海申辦2010年世界博覽會成功。拆遷進入極度亢奮期。僅2005年度即拆除住宅建築面積851萬 平方米。動遷居民7.45萬戶。
《上海 骷髏地》對上海拆遷的特點作了言簡意駭的概括：一是官商勾結的拆遷公司對安置地理位置、房屋面積和房產估價視被拆遷人強弱而定。說給多少就是多少；二是拆遷公司拿不出法院的裁決書即法律依據；三是由政府、房產局、強力執法機關和拆遷公司雇傭的打手實施強遷。
對上海這場持續20余年、有如龍卷風般的拆遷，官方與民間給出了截然相反的評價。官方稱：“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的舊城改造的規模、速度和質量創造了世界城市更新運動的奇跡。”
但深受拆遷之害的上海民眾卻稱：“改革開放30年就是中共當局公開輪番對廣大人民實施野蠻的搶劫及肆無忌憚地侵犯人權的罪惡史。”
官員們囤積低價房所獲得的“利潤”，不折不扣來自於上海拆遷戶的民脂民膏。官員們之所以安心享受這些利潤給他們帶來的豪華生活，是因為這些利潤通過政府征地賣地與房地產商開發這兩個環節漂白。拆遷戶家庭浸透血淚的痛苦呼喊，早已無法打動這些麻木不仁的心靈。
三、“血房地圖”的誕生
人類歷史上能夠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圈地運動相比的，大概只有英國的圈地運動與滿清入關時的跑馬圈地。英國的圈地運動已成為英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永遠抹不去的恥辱。在當代世界上可以找到的同類例證則有中國政府的好朋友――非洲津巴布韋獨裁者穆加貝。2005年5月中旬，津巴布韋政府下令拆除首都哈拉雷以及維多利亞瀑布城的簡陋住宅，導致70萬人無家可歸，3萬流浪者被逮捕。據聯合國人類居住署提交的調查報告，津巴布韋拆遷行動導致了一場生存危機：“如果將那些間接受影響的人也計算在內，這場運動總共波及 了240萬居民。占津巴布韋全部人口的18%”。
中國的拆遷已經成了中國城鎮化過程的傷痛，不斷發生的自焚案件時時在拷問著國人的良知。以“血房地圖”為主的一些網民，於10月8日制作了一張標注暴力拆遷事件發生地的電子地圖，上榜標准是“經媒體公開報道有暴力拆遷事實”。點擊地圖上的電子標識，人們就能追蹤每起事件的簡要情況和最新進展。截至11月1日，地圖共收錄暴力拆遷事件60余起。
作為主要發起人的“血房地圖”表達了他制作這張地圖的心願：“暴力拆遷一直深受媒體和公眾關注，但是沒能對它形成遏制，一個個事件很容易就被淹沒在信息的海洋裡。所以，需要找到一種新的方式來表達關注，並且努力找到對其形成遏制的可能性。”
血房地圖的誕生，將永遠將掠奪民財以自肥的中國政府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張地圖與幾年前誕生的中國水污染地圖，表明中國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也是公民社會參與的一種可貴嘗試。
（原載於《中國人權雙周刊》第38期，2010年11月4日）
上海紀檢部門要求兩千多市管干部“自覺”申報房產，自然是為明年住宅征收房產稅試點做前期工作――已有多條官方消息證實，上海與重慶將成為全國征收住宅房地產稅的試點城市。這兩地將根據個人擁有房屋套數或面積的不同，制定房地產稅的累進征稅方式。上海要抽查，實乃政府對自家官員之貪腐還有一點“自知之明”。其實，政府這些年來想方設法羅掘稅源，但對房地產這一各國都征之稅卻遲遲未開征，原因也一目了然：中國擁有多套房產者大多非官即富，這都是中國政府目前的社會基礎。目前要在自家統治的社會基礎頭上動土，實屬稅源日漸枯竭情況下的無奈之舉。
一、攀附在利益鏈條上的非市場手段購房者
《南方周末》這條消息有幾個看點：
第一，官員擁有的房產數量比紀檢部門估計的要多得多。在兩千余被要求申報房產的上海市管干部當中，主動申報十幾套房產的不少。與上海一些落馬官員相比，十幾套當然不算大數目，有“炒房區長“之稱的浦東新區原副區長康慧軍，被查出的過手房產數量超過40套。據此，康被認定受賄599萬余元，另有1184余萬元財產來源不明，被判無期徒刑。浦東新區外高橋功能區域管理委員會規劃建設和環境管理處負責人陶建國，名下房產41套，大多來自受賄或低價買房，被稱為”炒房處長“。
第二，官員低價購房所獲得的優惠遠遠超出上海紀檢部門的預期。最初紀檢部門打算對低價房優惠超過50萬元的官員房子逐一審核，後因工作量太大不得不改成100萬元。
能夠享有低價購房特權的官員，均與房地產項目的運作有關，涉及工商、稅務、規劃、金融、司 法、區縣政府等多個部門。這些官員獲得的折扣高達三至五成，折扣金額數十萬至百萬不等——按照房地產業當時的正常行情，5%的讓利都很少有。
第三，政府要求官員“主動“申報，其目的不在於查貪，而是出於對官員的愛護。在陳良宇案發後上海曾試圖查過官員低價購房，但後因此舉“影響干部隊伍穩定”而作罷。因有此前車之鑒，上海紀檢部門這次要求官員主動申報房產的行動中，官員被告知如實上報家庭購房和優惠情況，即便有違紀違法者也會獲得寬大處理，這次主動申報通過的房產，以後絕不會翻查舊事，但如果隱瞞的，將被從重處理。顯然，這次房產專項申報的意圖，並不是要把官員低價購房的潛規則行為推向司法，而是在黨紀範圍內“化解”。
具有極強諷刺意味的是，盡管上海市委對干部滿懷關愛之意，希望通過這次申報讓官員“放下包袱、輕裝上陣”，但官員們大都決定“掂量著申報”。這一“惦量”的結果是政府部門決不會拿到真實數據。
二、房地產開發商讓給官員的利從何而來？
上海的地產在全國有代表性，地方財政高度依賴土地出讓金。在上海，土地成本在開發項目總成本的比例始終保持在50%以上，從2002年至2005年，這一比例分別為56.3%、52.4%、53.4%、53.6%，僅2006年降至49.5%，但2007年又重新回到53.4%的高位。
表面上看，官員的低價房是從房地產開發商那裡得到的“人情”――即變相賄賂。但房地產商從政府手裡以如此高價購地建樓，再加上名目繁多的規費，獲利空間已經被嚴重壓縮，不可能再自掏腰包奉送低價房給官員群體。那麼，官員群體囤積低價房時從開發商那裡獲得的“打折讓利”，利之源頭到底源於哪裡？
談到這裡，我得向讀者介紹一本書，即《紐約時報》攝影記者杜斌的《上海 骷髏地》。這本簡短文字配攝影的書，盡管只記載了6個世博難民家庭浸透血淚（包括付出生命的昂貴代價）的悲苦遭遇。但通過這本在中國大陸無法問世的書，世人能夠看到，“在上海，一群無名小卒遭遇了這個星球上最浩大、最殘忍、最邪惡的拆遷史詩革命：中國共產黨掌權者以城市改造之名。官商勾結。聯手鏟除了他們合法的 棲身之所；數百萬人選擇了妥協和沉默。僅有數以千計的無家可歸者勇敢地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但他們只能無助地哀號到氣斷身亡。”
這本書提供的數據是：1991年到2001年。拆遷城市居民約63萬戶。拆遷房屋建築 面積達2800萬平方米。是快速增長期；2002年。上海申辦2010年世界博覽會成功。拆遷進入極度亢奮期。僅2005年度即拆除住宅建築面積851萬 平方米。動遷居民7.45萬戶。
《上海 骷髏地》對上海拆遷的特點作了言簡意駭的概括：一是官商勾結的拆遷公司對安置地理位置、房屋面積和房產估價視被拆遷人強弱而定。說給多少就是多少；二是拆遷公司拿不出法院的裁決書即法律依據；三是由政府、房產局、強力執法機關和拆遷公司雇傭的打手實施強遷。
對上海這場持續20余年、有如龍卷風般的拆遷，官方與民間給出了截然相反的評價。官方稱：“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的舊城改造的規模、速度和質量創造了世界城市更新運動的奇跡。”
但深受拆遷之害的上海民眾卻稱：“改革開放30年就是中共當局公開輪番對廣大人民實施野蠻的搶劫及肆無忌憚地侵犯人權的罪惡史。”
官員們囤積低價房所獲得的“利潤”，不折不扣來自於上海拆遷戶的民脂民膏。官員們之所以安心享受這些利潤給他們帶來的豪華生活，是因為這些利潤通過政府征地賣地與房地產商開發這兩個環節漂白。拆遷戶家庭浸透血淚的痛苦呼喊，早已無法打動這些麻木不仁的心靈。
三、“血房地圖”的誕生
人類歷史上能夠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圈地運動相比的，大概只有英國的圈地運動與滿清入關時的跑馬圈地。英國的圈地運動已成為英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永遠抹不去的恥辱。在當代世界上可以找到的同類例證則有中國政府的好朋友――非洲津巴布韋獨裁者穆加貝。2005年5月中旬，津巴布韋政府下令拆除首都哈拉雷以及維多利亞瀑布城的簡陋住宅，導致70萬人無家可歸，3萬流浪者被逮捕。據聯合國人類居住署提交的調查報告，津巴布韋拆遷行動導致了一場生存危機：“如果將那些間接受影響的人也計算在內，這場運動總共波及 了240萬居民。占津巴布韋全部人口的18%”。
中國的拆遷已經成了中國城鎮化過程的傷痛，不斷發生的自焚案件時時在拷問著國人的良知。以“血房地圖”為主的一些網民，於10月8日制作了一張標注暴力拆遷事件發生地的電子地圖，上榜標准是“經媒體公開報道有暴力拆遷事實”。點擊地圖上的電子標識，人們就能追蹤每起事件的簡要情況和最新進展。截至11月1日，地圖共收錄暴力拆遷事件60余起。
作為主要發起人的“血房地圖”表達了他制作這張地圖的心願：“暴力拆遷一直深受媒體和公眾關注，但是沒能對它形成遏制，一個個事件很容易就被淹沒在信息的海洋裡。所以，需要找到一種新的方式來表達關注，並且努力找到對其形成遏制的可能性。”
血房地圖的誕生，將永遠將掠奪民財以自肥的中國政府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張地圖與幾年前誕生的中國水污染地圖，表明中國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也是公民社會參與的一種可貴嘗試。
（原載於《中國人權雙周刊》第38期，2010年1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