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15日訊】 埃及趕走獨裁者的衝擊波，正席捲阿拉伯世界。利比亞，伊朗，葉門，巴林，約旦，阿曼，黎巴嫩，甚至蘇丹，阿爾及利亞，毛裡塔尼亞等，都出現反政府的抗議示威。這是柏林牆倒塌後，全球最具震撼力的民主浪潮。以寫中東見長而三次獲普利策獎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瑞德曼（Thomas Friedman）說，埃及變天衝擊整個中東，甚至影響中國，令那裡的獨裁者恐懼。那麼中國有可能成為「埃及第二」嗎？各種跡象顯示，中國已經具備這些條件：
互聯網是結束專制的天羅地網
第一，很明顯，在埃及革命成功中，網路起了關鍵性作用。埃及革命的導火索是一個青年薩伊德被警察打死。結果有人在「臉書」建立「我們都是薩伊德」的網頁，把死者慘死的照片等放到網上，呼籲人們關注這個慘案。《紐約時報》說，這個臉書網頁達到五十萬成員。最後埃及人民能聚集開羅廣場，臉書、推特等網路上的呼籲、串聯（包括調動民眾情緒）等起了重要作用。
而以前在獨裁社會，人們很難組織起一場運動，因沒法通知、串聯等。像二十年前的中國八九民運，是因開明派領導人胡耀邦去世的「突發事件」，起到「通知、串聯」及「調動大眾情緒」的作用，才形成聲勢。但突發事件可遇不可期。今天，臉書等現代科技，等於形成官媒之外的「民間通道」。埃及人民靠這個「通道」連成一個整體，趕走了獨裁者。今天，中國同樣具備這個條件，據最新統計數字，中國上網者已達四億五千萬人！中國的網路「通道」能力，可能高於埃及。
第二，埃及人民能湧上街頭，因對政府長期不滿，如同乾柴遍佈，只等一處火苗。中國的情況也類似，人民對中共的憤怒與日俱增，官員貪腐，社會不公，嚴重貧富不均，更不要說中國人一直被剝奪（投票選舉）政治選擇權。聯合國一百九十三個成員，有一百三十國已民主選舉，大國中沒實行民選的只有中國！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排行榜的人均收入最高的前二十名國家和地區，除香港和新加坡外，全部是民主國家。這說明只有民主，才會帶來真正的社會穩定，並有持久的繁榮。這些信息，時時刻刻在啟迪和影響中國人！
第三，埃及革命並不是全民運動，只是一部分人走向街頭，最後形成一種聲勢，而影響到全國。在開羅廣場，抗議民眾最多時才二十五萬。埃及人口八千四百萬，二十五萬只是千分之三。這點給人們提供一個重要的新視角：不用等到全國人民覺醒，只要有數萬堅定者走向街頭，就能形成聲勢，就可能成事。在中國，使用互聯網的四億人中，只要千分之一上街，就是四十萬人。北京有數萬人上街，警方就難以應對。而只要堅持數天，就能影響全國。今天臉書、推特、手機等的傳播能力，其影響力會跟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時完全不能同日而語。
中國軍方可能不敢鎮壓
第四，軍方沒有出兵鎮壓，是埃及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那麼如果中國再發生八九民運，軍方還會不會鎮壓？埃及軍官跟中國軍官當然有不同，他們中很多人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受到西方人道主義教育；但他們拒絕鎮壓的更主要原因是，通過外媒及互聯網信息等，他們清楚地知道在開羅廣場的抗議民眾不是暴徒，抗議者要求的是民主自由，反映的是埃及人民的心聲。而且，如果他們選擇鎮壓，還有一個將來被追究屠殺罪的刑責問題。所以不少軍官消極抵抗，寧可被撤換或辭職。
如果中國爆發「茉莉花革命」，解放軍的軍官也會面臨同樣的選擇。在今天的手機可以攝影的互聯網時代，中國的各級軍官們及士兵都絕不會像二十年前那樣，要麼對北京發生的真實情況不知情，要麼被洗腦教育。他們像埃及軍人那樣瞭解到真實情況之後，拒絕開槍鎮壓的可能性遠大於開槍鎮壓。連掌權已四十年的利比亞獨裁者卡扎菲面對人民抗議示威，都得花錢從外國找雇傭兵，而沒法完全指揮自己的軍隊殺人。
穆巴拉克和卡扎菲，都已掌權三十年以上。而胡錦濤沒有他們那樣長期掌權，更沒有當年鄧小平那樣（第一代打江山領導人）權威，包括他的政治童養媳出身的氣質和心理狀況等等，他敢不敢下令開槍都令人質疑。雖然鄧小平具有絕對權威，還是要找軍頭談話，擔心兵變。即使這樣，當時還有將軍抗命，黨內高層抵制。而今非昔比，胡錦濤不是鄧小平，中國的將軍和士兵，也跟當年的背景不同。另外，抗議示威的聲勢越大，就越有「大勢所趨」的約束軍方的威懾力。
「我們更固執，寧可死在這裡」
在中國，互聯網、人民的不滿都存在，就看有沒有少數堅定者勇敢上街。這點中國跟埃及有點不同。在開羅廣場，示威民眾上來就燒了執政黨總部，打出的標語是：穆巴拉克下台！我恨穆巴拉克！穆巴拉克是敵人！穆巴拉克發表「拒絕下台」的電視講話後，開羅廣場的抗議者說，「他固執，我們更固執，寧可死在這裡！」在埃及革命（以及其他中東各國的革命）中，都沒有知識份子或異議人士唱什麼「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高調，廣場上回蕩的是痛恨專制、跟穆巴拉克不共戴天的憤怒情緒。但在中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異議運動代表性人物卻宣揚「沒有敵人、以愛化解恨」等矯情做作的高調。而海外的民運理論家則熱衷「見好就收」的文字遊戲，還曾謀求民運跟共產黨「朝野良性互動」。這種種論調，弱化了中國人對專制的痛恨、對共產黨獨裁的憤怒，模糊了推翻共產黨的清晰目標。再加上近年強調「維權」（也是在體制內打轉轉）等，都無法把中國人對政府的不滿，提升到像埃及人民就是要把獨裁者趕下台的高度。而如果沒有相當一批中國人對專制深惡痛絕，對獨裁咬牙切齒，中國就難有一大批勇敢者走上街頭，就難以形成突尼斯、埃及革命的那種局面。
連一年多前的伊朗革命，反對派也有這種認知不清。《華爾街日報》的專論說，經過這次埃及革命，伊朗的反對派明確了，不再謀求體制內改革，而是要推翻內賈德政權。中國的下一場民主運動，一定會從埃及革命，包括伊朗反對派的醒悟中得到啟示：不需要全體人民都覺醒，只要一部分痛恨共產專制的人們凝聚力量，就足以和貌似強大的專制抗衡；不需要民運團體領導、不需要明星領袖，靠互聯網的號召，就可以形成推翻專制城牆的浪潮！
今天我們需要的，是吹響中國「茉莉花革命」的號角，當足夠的民眾被這只號角感染、振奮起來的時候，就是中國「茉莉花革命」到來的時刻，那一天絕不會久遠，因為中國人民絕不是低等動物，他們要做自由人的意願絕不會亞於其他種族——只要對這點充滿信心，就會對中國茉莉花革命的到來和成功充滿信心！
2011年2月22日於美國
——原載《開放》2011年3月號
互聯網是結束專制的天羅地網
第一，很明顯，在埃及革命成功中，網路起了關鍵性作用。埃及革命的導火索是一個青年薩伊德被警察打死。結果有人在「臉書」建立「我們都是薩伊德」的網頁，把死者慘死的照片等放到網上，呼籲人們關注這個慘案。《紐約時報》說，這個臉書網頁達到五十萬成員。最後埃及人民能聚集開羅廣場，臉書、推特等網路上的呼籲、串聯（包括調動民眾情緒）等起了重要作用。
而以前在獨裁社會，人們很難組織起一場運動，因沒法通知、串聯等。像二十年前的中國八九民運，是因開明派領導人胡耀邦去世的「突發事件」，起到「通知、串聯」及「調動大眾情緒」的作用，才形成聲勢。但突發事件可遇不可期。今天，臉書等現代科技，等於形成官媒之外的「民間通道」。埃及人民靠這個「通道」連成一個整體，趕走了獨裁者。今天，中國同樣具備這個條件，據最新統計數字，中國上網者已達四億五千萬人！中國的網路「通道」能力，可能高於埃及。
第二，埃及人民能湧上街頭，因對政府長期不滿，如同乾柴遍佈，只等一處火苗。中國的情況也類似，人民對中共的憤怒與日俱增，官員貪腐，社會不公，嚴重貧富不均，更不要說中國人一直被剝奪（投票選舉）政治選擇權。聯合國一百九十三個成員，有一百三十國已民主選舉，大國中沒實行民選的只有中國！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排行榜的人均收入最高的前二十名國家和地區，除香港和新加坡外，全部是民主國家。這說明只有民主，才會帶來真正的社會穩定，並有持久的繁榮。這些信息，時時刻刻在啟迪和影響中國人！
第三，埃及革命並不是全民運動，只是一部分人走向街頭，最後形成一種聲勢，而影響到全國。在開羅廣場，抗議民眾最多時才二十五萬。埃及人口八千四百萬，二十五萬只是千分之三。這點給人們提供一個重要的新視角：不用等到全國人民覺醒，只要有數萬堅定者走向街頭，就能形成聲勢，就可能成事。在中國，使用互聯網的四億人中，只要千分之一上街，就是四十萬人。北京有數萬人上街，警方就難以應對。而只要堅持數天，就能影響全國。今天臉書、推特、手機等的傳播能力，其影響力會跟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時完全不能同日而語。
中國軍方可能不敢鎮壓
第四，軍方沒有出兵鎮壓，是埃及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那麼如果中國再發生八九民運，軍方還會不會鎮壓？埃及軍官跟中國軍官當然有不同，他們中很多人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受到西方人道主義教育；但他們拒絕鎮壓的更主要原因是，通過外媒及互聯網信息等，他們清楚地知道在開羅廣場的抗議民眾不是暴徒，抗議者要求的是民主自由，反映的是埃及人民的心聲。而且，如果他們選擇鎮壓，還有一個將來被追究屠殺罪的刑責問題。所以不少軍官消極抵抗，寧可被撤換或辭職。
如果中國爆發「茉莉花革命」，解放軍的軍官也會面臨同樣的選擇。在今天的手機可以攝影的互聯網時代，中國的各級軍官們及士兵都絕不會像二十年前那樣，要麼對北京發生的真實情況不知情，要麼被洗腦教育。他們像埃及軍人那樣瞭解到真實情況之後，拒絕開槍鎮壓的可能性遠大於開槍鎮壓。連掌權已四十年的利比亞獨裁者卡扎菲面對人民抗議示威，都得花錢從外國找雇傭兵，而沒法完全指揮自己的軍隊殺人。
穆巴拉克和卡扎菲，都已掌權三十年以上。而胡錦濤沒有他們那樣長期掌權，更沒有當年鄧小平那樣（第一代打江山領導人）權威，包括他的政治童養媳出身的氣質和心理狀況等等，他敢不敢下令開槍都令人質疑。雖然鄧小平具有絕對權威，還是要找軍頭談話，擔心兵變。即使這樣，當時還有將軍抗命，黨內高層抵制。而今非昔比，胡錦濤不是鄧小平，中國的將軍和士兵，也跟當年的背景不同。另外，抗議示威的聲勢越大，就越有「大勢所趨」的約束軍方的威懾力。
「我們更固執，寧可死在這裡」
在中國，互聯網、人民的不滿都存在，就看有沒有少數堅定者勇敢上街。這點中國跟埃及有點不同。在開羅廣場，示威民眾上來就燒了執政黨總部，打出的標語是：穆巴拉克下台！我恨穆巴拉克！穆巴拉克是敵人！穆巴拉克發表「拒絕下台」的電視講話後，開羅廣場的抗議者說，「他固執，我們更固執，寧可死在這裡！」在埃及革命（以及其他中東各國的革命）中，都沒有知識份子或異議人士唱什麼「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高調，廣場上回蕩的是痛恨專制、跟穆巴拉克不共戴天的憤怒情緒。但在中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異議運動代表性人物卻宣揚「沒有敵人、以愛化解恨」等矯情做作的高調。而海外的民運理論家則熱衷「見好就收」的文字遊戲，還曾謀求民運跟共產黨「朝野良性互動」。這種種論調，弱化了中國人對專制的痛恨、對共產黨獨裁的憤怒，模糊了推翻共產黨的清晰目標。再加上近年強調「維權」（也是在體制內打轉轉）等，都無法把中國人對政府的不滿，提升到像埃及人民就是要把獨裁者趕下台的高度。而如果沒有相當一批中國人對專制深惡痛絕，對獨裁咬牙切齒，中國就難有一大批勇敢者走上街頭，就難以形成突尼斯、埃及革命的那種局面。
連一年多前的伊朗革命，反對派也有這種認知不清。《華爾街日報》的專論說，經過這次埃及革命，伊朗的反對派明確了，不再謀求體制內改革，而是要推翻內賈德政權。中國的下一場民主運動，一定會從埃及革命，包括伊朗反對派的醒悟中得到啟示：不需要全體人民都覺醒，只要一部分痛恨共產專制的人們凝聚力量，就足以和貌似強大的專制抗衡；不需要民運團體領導、不需要明星領袖，靠互聯網的號召，就可以形成推翻專制城牆的浪潮！
今天我們需要的，是吹響中國「茉莉花革命」的號角，當足夠的民眾被這只號角感染、振奮起來的時候，就是中國「茉莉花革命」到來的時刻，那一天絕不會久遠，因為中國人民絕不是低等動物，他們要做自由人的意願絕不會亞於其他種族——只要對這點充滿信心，就會對中國茉莉花革命的到來和成功充滿信心！
2011年2月22日於美國
——原載《開放》2011年3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