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6日訊】我是在八十年代初，對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發生了興趣。而我開始最感興趣、也最感噁心的，則是晚清革命黨和晚清改良派的歷史。特別是對改良派的厭惡感覺，不僅使我對晚清國民革命家門產生了深刻的同情，也對晚清的形形色色改良派們充滿了鄙夷之心。因為，改良派的歷史告訴我，沒有他們對滿清王朝的多情與忠誠，特別是他們對於辛亥民主革命的叛賣，就不會有袁世凱的復辟帝制，也就沒有後來這樣一個“馬列中國”。中國會循序漸進地走向民主立國，共產專制復辟將會失去他最重要的社會歷史基礎。所以，如果說1911 年是共和推翻了專制，那麼，也正是滿清的專制餘孽們才幫助共產黨在1949年阻斷了中國的共和進程，實現了曠史未有的殘酷專制復辟。這也是八十年代共產黨正在鼓吹全體人民要“向前看”、要“長治久安”、要用“改革開放”——就是要用“專制改良”來保住他的專制權力時，我就利用小說，開始直截了當地批判中共專制改良的現狀，甚至在小說中“捍衛辛亥革命，鼓吹民主革命”。反對改良。在我，此可謂三十年如一日。
一九八六年，我於人民文學出版社和《當代﹒長篇小說增刊》出版、發表了長篇小說《癡漢和他的女人》（《八十年代記事》第一部），寫了一個“生意人”在中共改革開放中，只能被迫走向與專制權力相結合的歧途，而不可能走上真正自由市場經濟道路的悲劇。這可以說為後來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直斥中共的改革開放經濟就是“專制改良型經濟”和“權力權貴經濟”留下了“腳本”。
一九八七年，我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小說界﹒長篇小說專刊》出版、發表了長篇小說《都市的女兒》（《八十年代記事》第二部）。在這部小說裡，我著意描寫了在中共改革開放即專制改良期間，中共權力階層和下層人民生活的強烈對比，意在形象地說明中共專制改良非但不是出路，而且無非是“革命”的必然歷史準備而已。罕見的是，當時的《光明日報》居然對上述兩部長篇小說發表了大篇幅的評論，稱之為表現了少有的社會生活深度，《瞭望》雜誌也稱之為當年的優秀長篇新作。
如果說我在這兩部長篇小說裡已經表現了自己對中共專制改良的認識和批判，雖然是十分“文學”的，那麼，一九八九年七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少夫人達琳》（《八十年代記事》第三部），則開始直抒胸臆。在一九八七年開始寫作的這部小說裡，因為我描寫了一位中共高級幹部的少媳婦，為追求“政治改革”而最終被攆出這個“貴族之家”的故事，甚至連這個“改革之家”竟然也因為渴望“專制政治的改良”，而“被迫”走上分崩離析的淒慘結局。在這部長篇小說裡，我已然直言不諱地指斥中共的改革開放連“康梁變法和滿清改良”也比不上的政治本質。我借用小說中一位學者的話說道：
“改革，首先說政治的改革，政治體制的改革，改到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去。丟掉這個最根本的改革，卻大談所謂經濟改革，這條路上走不通的。”（第104 頁）而 “恢復和改進農民的小生產，這不過是四百年前法王亨利四世早已做過的事情。因為路易十六倒是要改革，甚至召開三級會議以討論改革。但因為一邊大喊改革，一邊又屈從保守勢力的要脅，改而不成，因而就不可能避免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他自己也被革命送上了斷頭臺。以從事所謂經濟改革，而不觸動左右著所有經濟活動的政治體制，不對拼命要維護舊政治體制的舊貴族開刀，逼迫他們就範，正是造成十九世紀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改革終於失敗的原因。作為他向舊政治體制和舊政治力量即舊貴族投降的具體宣言，便是將他的寵臣、改革家——斯皮蘭斯基放逐西伯利亞，以保住自己的皇位。然而，不過一百年，俄國的資產階級（按：應該是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就推翻了也一直在大喊著改革的亞歷山大的孫子尼古拉二世。太平天國失敗後，在中外暫時交安的局面之下，清政府也曾搞過三次所謂改革。一是被朝野上下斥之為‘全盤西化’的洋務運動，二是康有為梁啟超的百日維新，第三便是慈禧太後不得不為之的所謂‘預備立憲’和各項‘新政’。其結果仍因為祖宗之制不能改，而每改不成，終於使人民絕望。於是，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大清朝也就一朝覆滅了！” （第104-105頁）
於是，我才在小說中引用孫中山先生的話說：“單單是引進鐵路或是西方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貪汙腐化的門路，反而只會使事情更壞……。” （第105頁）
我甚至借用小說中的人物下結論說：“就歷史上已有的事實而言，由統治者本身實行的改革，之所以難以成功，根子就在於，改革即革除弊政，而革除弊政，就勢必要侵犯權勢者的利益，因爲弊政恰恰是一切貪贓枉法之所橫行的不二法門。因此，無有由統治者本身實行的改革，不遭到其統治集團中既得利益者反對的。而爲了謀求一個安定的改革局面，改革者只好給權勢者以更多的獲取利益的可乘之機，這種可乘之機，又因爲權勢者利用手中的權勢，而公然借改革大發橫財，從而腐敗加速。原來希望借改革而制止特權、獲得平等的人民，最終自然是只能感到絕望而已……” （第114頁）
我終於在小說中直截了當地道出了“革命”之所以會在改革失敗之後爆發的原因：“不要忘記那個貴族出身的俄國改革家（維特伯爵—原注）說的話——任何從維護統治本身出發的改革，不過是在‘預防革命’。我們的改革，應該與歷史上所有統治者的改革不一樣，不是爲了維持住政權，而是真正地爲了國家與民族的前途。只高喊改革，而不真正實行它，人民是要絕望的。我們沒有權利讓人民絕望。而絕望了的人民，又什麽做不出來呢！幾乎所有的革命，都發生在‘改革’失敗之後……” （第164頁）
在這部小說中，我還指名批判了毛澤東對辛亥革命的否定，宣稱“辛亥革命絕不是失敗的革命”。對“革命與復辟”與“革命名義下的復辟”，通過小說中人物的對話，作了初步理論闡述，實為我後來寫作《誰是新中國》一書，奠定了理論基礎。
我不曾想到的是，這部在中共“六四”屠城之後及時出版的長篇小說，雖然連“內容介紹”都沒有，卻立即獲得了讀者的垂青。此後經年，民間盜版不已。
當然，我寫這三部長篇小說的用意是十分明顯的，就是想形象地、甚至是直接地告訴我的讀者：“今天的中共就是昔日的晚清”，雖然中共比滿清更專制、更黑暗、更腐敗。因而，也只有革命，而不是改良，才能真正地推到這個可怕的專制復辟統治及其血腥的共產專制制度。當然，我也只有在小說中，才能表達我的思想，說出如是的言論。這大概也是“利用小說反黨”的又一個證明吧。
出國以後，我一直在遵循著自己“批判改良、宣傳革命”的理想。不僅在自己的大量著述中公開地批判晚清和中共的專制改良，而且主辦《黃花崗雜誌》以堅守民主革命立場、批判“保共改良”，直至在講演中也從不放鬆對形形色色“助共改良”思想的批判。當然，我是“醉翁之意全在酒”，就是希望海內外所有對共產黨的改良還在寄託著夢想的人，都能夠幡然一悟，不要再繼續地對共產黨做“無用功”；就是希望民主革命的思想和力量，能夠在對“保共改良”的批判中傳播和壯大起來，以求早一天推翻共產專制制度。
但是，在海外，由於國際勢力如晚清時代一樣，還是為了他們自己國家的利益，而共同希望保有一個腐敗的中共政權；由於臺灣的國民黨已經完全丟卻了自己的“黨魂”，甚至早已開始與大陸的共產黨勾勾搭搭、甚至“利益共享”；還由於島中的各種分裂勢力，不是要“走出中國”、“一邊一國”，就是要“法理台獨”、或“事實台獨”；因而，上述所有的政治勢力，都對中共有意，都對中國無情；都對改良有意，都對革命無情。所以，“保共改良”才會一直在海外甚囂塵上，而革命卻總是勢單力薄，備嘗艱辛，與當年的孫文、黃興們一模一樣。著名的王炳章博士，他的艱辛奮鬥和悲慘命運，才會與那些在海外 “瀟灑走一回”的改良派們，重複形成了歷史性的鮮明對照。這，也就是我出國十數年，雖然從不與任何人衝突、糾纏，甚至“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卻始終堅守民主革命立場、堅決反對“保共改良”歧途的由來。反之，沒有在海外十數年的痛苦經歷，也就不可能對“什麼是革命”和“什麼是改良”，以及他們不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其處境的天差地別，有了如此清晰和痛心的認知。
當然，這才是我於辛亥革命百年即將到來之前，雖然要不辭辛勞地“大贊晚清革命、大批晚清改良”，卻又一再地推辭了很多講演邀請的原因所在。因為我必須堅守八十年代以來自己就一直堅持的“批判改良、鼓吹革命”的立場——因為歷史已經證明它是正確的，因為共產黨絕不會學好改好的，他們“只會改良、不會從良”，甚至連改良都不敢、都拒絕。特別是當此中國民主革命正在蓄勢待發之時，我更不能明知有些朋友是在假借紀念“辛亥革命”，實為鼓吹“康梁改良”；名為發動“茉莉花革命”，實為製造“茉莉花改良”；大搞紀念“辛亥革命”的活動，卻聽從“陸、島”的指令，絕不允許觸及“革命”二字，唯恐“刺激”中共——對此，我自然不應該也來他一番“大是大非、一團和氣”，從而在民主革命和專制改良這樣一個“水火不能相容、東西不能易位”（孫文語）的大問題上，為了面子、友情而喪失自己的根本立場。如果我這樣做了，不僅對不起百年前的孫、黃等無數民主革命前驅們，對不起自己三十年來艱難追尋的道路，尤其對不起今天那些正在決心用性命來發動“中國的茉莉花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海內外年輕志士們。更何況自1989年至今，海內外的“保共改良”人士們已經在“告別革命”、“否定辛亥革命”和“批判直至大肆污蔑孫中山及其革命”的這條歧途上，走得太遠了……
但我這樣說，並非是要指斥當前還在“保共改良”的夢囈中鼾聲漸弱的的改良人士們，也就是那些“前專制體制內和現專制體制外” 的改良者群體。我只是想對他們說一聲“對不起”，我不能參加你們對辛亥革命的歪曲紀念，我不願改變自己半生“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制改良”的政治立場。但我希望，你們也能順應大勢，在民主革命大潮將至、“保共改良”絕無出路的今天，要象晚清的形形色色改良派人士一樣，在反對革命1已經反對夠了之後，大膽地“投機”革命，勇敢地“參加”革命，真誠地“保護”革命，為促使革命風潮在全中國的飆起，為中國民主革命和民主轉型的真正成功和最後成功，也盡一份心，更盡一份責，所謂“亡羊補牢、尤未晚也”！倘能如此，哪怕你們雖象許多晚清改良人士那樣，“公開投機革命，只是一心為了爭奪權利”，我都歡迎。因為，今日之中國，畢竟已經不是昔日之中國。任何妄圖於革命之後，還想復辟專制的夢想，均將因時代條件的不同，而只能折戟沉沙了！因為，世界的民主潮流，人民的民主素養，中國已經經歷了的太多歷史教訓，將使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國人，在即將獲得的真正民主權力中，能夠自由地去“選舉、罷免、創制和複決”了！
“不與改良同流、歡迎改良革命”，是為了能夠早一天“共同”重建我們的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35/36合期
一九八六年，我於人民文學出版社和《當代﹒長篇小說增刊》出版、發表了長篇小說《癡漢和他的女人》（《八十年代記事》第一部），寫了一個“生意人”在中共改革開放中，只能被迫走向與專制權力相結合的歧途，而不可能走上真正自由市場經濟道路的悲劇。這可以說為後來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直斥中共的改革開放經濟就是“專制改良型經濟”和“權力權貴經濟”留下了“腳本”。
一九八七年，我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小說界﹒長篇小說專刊》出版、發表了長篇小說《都市的女兒》（《八十年代記事》第二部）。在這部小說裡，我著意描寫了在中共改革開放即專制改良期間，中共權力階層和下層人民生活的強烈對比，意在形象地說明中共專制改良非但不是出路，而且無非是“革命”的必然歷史準備而已。罕見的是，當時的《光明日報》居然對上述兩部長篇小說發表了大篇幅的評論，稱之為表現了少有的社會生活深度，《瞭望》雜誌也稱之為當年的優秀長篇新作。
如果說我在這兩部長篇小說裡已經表現了自己對中共專制改良的認識和批判，雖然是十分“文學”的，那麼，一九八九年七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少夫人達琳》（《八十年代記事》第三部），則開始直抒胸臆。在一九八七年開始寫作的這部小說裡，因為我描寫了一位中共高級幹部的少媳婦，為追求“政治改革”而最終被攆出這個“貴族之家”的故事，甚至連這個“改革之家”竟然也因為渴望“專制政治的改良”，而“被迫”走上分崩離析的淒慘結局。在這部長篇小說裡，我已然直言不諱地指斥中共的改革開放連“康梁變法和滿清改良”也比不上的政治本質。我借用小說中一位學者的話說道：
“改革，首先說政治的改革，政治體制的改革，改到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去。丟掉這個最根本的改革，卻大談所謂經濟改革，這條路上走不通的。”（第104 頁）而 “恢復和改進農民的小生產，這不過是四百年前法王亨利四世早已做過的事情。因為路易十六倒是要改革，甚至召開三級會議以討論改革。但因為一邊大喊改革，一邊又屈從保守勢力的要脅，改而不成，因而就不可能避免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他自己也被革命送上了斷頭臺。以從事所謂經濟改革，而不觸動左右著所有經濟活動的政治體制，不對拼命要維護舊政治體制的舊貴族開刀，逼迫他們就範，正是造成十九世紀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改革終於失敗的原因。作為他向舊政治體制和舊政治力量即舊貴族投降的具體宣言，便是將他的寵臣、改革家——斯皮蘭斯基放逐西伯利亞，以保住自己的皇位。然而，不過一百年，俄國的資產階級（按：應該是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就推翻了也一直在大喊著改革的亞歷山大的孫子尼古拉二世。太平天國失敗後，在中外暫時交安的局面之下，清政府也曾搞過三次所謂改革。一是被朝野上下斥之為‘全盤西化’的洋務運動，二是康有為梁啟超的百日維新，第三便是慈禧太後不得不為之的所謂‘預備立憲’和各項‘新政’。其結果仍因為祖宗之制不能改，而每改不成，終於使人民絕望。於是，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大清朝也就一朝覆滅了！” （第104-105頁）
於是，我才在小說中引用孫中山先生的話說：“單單是引進鐵路或是西方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貪汙腐化的門路，反而只會使事情更壞……。” （第105頁）
我甚至借用小說中的人物下結論說：“就歷史上已有的事實而言，由統治者本身實行的改革，之所以難以成功，根子就在於，改革即革除弊政，而革除弊政，就勢必要侵犯權勢者的利益，因爲弊政恰恰是一切貪贓枉法之所橫行的不二法門。因此，無有由統治者本身實行的改革，不遭到其統治集團中既得利益者反對的。而爲了謀求一個安定的改革局面，改革者只好給權勢者以更多的獲取利益的可乘之機，這種可乘之機，又因爲權勢者利用手中的權勢，而公然借改革大發橫財，從而腐敗加速。原來希望借改革而制止特權、獲得平等的人民，最終自然是只能感到絕望而已……” （第114頁）
我終於在小說中直截了當地道出了“革命”之所以會在改革失敗之後爆發的原因：“不要忘記那個貴族出身的俄國改革家（維特伯爵—原注）說的話——任何從維護統治本身出發的改革，不過是在‘預防革命’。我們的改革，應該與歷史上所有統治者的改革不一樣，不是爲了維持住政權，而是真正地爲了國家與民族的前途。只高喊改革，而不真正實行它，人民是要絕望的。我們沒有權利讓人民絕望。而絕望了的人民，又什麽做不出來呢！幾乎所有的革命，都發生在‘改革’失敗之後……” （第164頁）
在這部小說中，我還指名批判了毛澤東對辛亥革命的否定，宣稱“辛亥革命絕不是失敗的革命”。對“革命與復辟”與“革命名義下的復辟”，通過小說中人物的對話，作了初步理論闡述，實為我後來寫作《誰是新中國》一書，奠定了理論基礎。
我不曾想到的是，這部在中共“六四”屠城之後及時出版的長篇小說，雖然連“內容介紹”都沒有，卻立即獲得了讀者的垂青。此後經年，民間盜版不已。
當然，我寫這三部長篇小說的用意是十分明顯的，就是想形象地、甚至是直接地告訴我的讀者：“今天的中共就是昔日的晚清”，雖然中共比滿清更專制、更黑暗、更腐敗。因而，也只有革命，而不是改良，才能真正地推到這個可怕的專制復辟統治及其血腥的共產專制制度。當然，我也只有在小說中，才能表達我的思想，說出如是的言論。這大概也是“利用小說反黨”的又一個證明吧。
出國以後，我一直在遵循著自己“批判改良、宣傳革命”的理想。不僅在自己的大量著述中公開地批判晚清和中共的專制改良，而且主辦《黃花崗雜誌》以堅守民主革命立場、批判“保共改良”，直至在講演中也從不放鬆對形形色色“助共改良”思想的批判。當然，我是“醉翁之意全在酒”，就是希望海內外所有對共產黨的改良還在寄託著夢想的人，都能夠幡然一悟，不要再繼續地對共產黨做“無用功”；就是希望民主革命的思想和力量，能夠在對“保共改良”的批判中傳播和壯大起來，以求早一天推翻共產專制制度。
但是，在海外，由於國際勢力如晚清時代一樣，還是為了他們自己國家的利益，而共同希望保有一個腐敗的中共政權；由於臺灣的國民黨已經完全丟卻了自己的“黨魂”，甚至早已開始與大陸的共產黨勾勾搭搭、甚至“利益共享”；還由於島中的各種分裂勢力，不是要“走出中國”、“一邊一國”，就是要“法理台獨”、或“事實台獨”；因而，上述所有的政治勢力，都對中共有意，都對中國無情；都對改良有意，都對革命無情。所以，“保共改良”才會一直在海外甚囂塵上，而革命卻總是勢單力薄，備嘗艱辛，與當年的孫文、黃興們一模一樣。著名的王炳章博士，他的艱辛奮鬥和悲慘命運，才會與那些在海外 “瀟灑走一回”的改良派們，重複形成了歷史性的鮮明對照。這，也就是我出國十數年，雖然從不與任何人衝突、糾纏，甚至“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卻始終堅守民主革命立場、堅決反對“保共改良”歧途的由來。反之，沒有在海外十數年的痛苦經歷，也就不可能對“什麼是革命”和“什麼是改良”，以及他們不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其處境的天差地別，有了如此清晰和痛心的認知。
當然，這才是我於辛亥革命百年即將到來之前，雖然要不辭辛勞地“大贊晚清革命、大批晚清改良”，卻又一再地推辭了很多講演邀請的原因所在。因為我必須堅守八十年代以來自己就一直堅持的“批判改良、鼓吹革命”的立場——因為歷史已經證明它是正確的，因為共產黨絕不會學好改好的，他們“只會改良、不會從良”，甚至連改良都不敢、都拒絕。特別是當此中國民主革命正在蓄勢待發之時，我更不能明知有些朋友是在假借紀念“辛亥革命”，實為鼓吹“康梁改良”；名為發動“茉莉花革命”，實為製造“茉莉花改良”；大搞紀念“辛亥革命”的活動，卻聽從“陸、島”的指令，絕不允許觸及“革命”二字，唯恐“刺激”中共——對此，我自然不應該也來他一番“大是大非、一團和氣”，從而在民主革命和專制改良這樣一個“水火不能相容、東西不能易位”（孫文語）的大問題上，為了面子、友情而喪失自己的根本立場。如果我這樣做了，不僅對不起百年前的孫、黃等無數民主革命前驅們，對不起自己三十年來艱難追尋的道路，尤其對不起今天那些正在決心用性命來發動“中國的茉莉花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海內外年輕志士們。更何況自1989年至今，海內外的“保共改良”人士們已經在“告別革命”、“否定辛亥革命”和“批判直至大肆污蔑孫中山及其革命”的這條歧途上，走得太遠了……
但我這樣說，並非是要指斥當前還在“保共改良”的夢囈中鼾聲漸弱的的改良人士們，也就是那些“前專制體制內和現專制體制外” 的改良者群體。我只是想對他們說一聲“對不起”，我不能參加你們對辛亥革命的歪曲紀念，我不願改變自己半生“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制改良”的政治立場。但我希望，你們也能順應大勢，在民主革命大潮將至、“保共改良”絕無出路的今天，要象晚清的形形色色改良派人士一樣，在反對革命1已經反對夠了之後，大膽地“投機”革命，勇敢地“參加”革命，真誠地“保護”革命，為促使革命風潮在全中國的飆起，為中國民主革命和民主轉型的真正成功和最後成功，也盡一份心，更盡一份責，所謂“亡羊補牢、尤未晚也”！倘能如此，哪怕你們雖象許多晚清改良人士那樣，“公開投機革命，只是一心為了爭奪權利”，我都歡迎。因為，今日之中國，畢竟已經不是昔日之中國。任何妄圖於革命之後，還想復辟專制的夢想，均將因時代條件的不同，而只能折戟沉沙了！因為，世界的民主潮流，人民的民主素養，中國已經經歷了的太多歷史教訓，將使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國人，在即將獲得的真正民主權力中，能夠自由地去“選舉、罷免、創制和複決”了！
“不與改良同流、歡迎改良革命”，是為了能夠早一天“共同”重建我們的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35/36合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