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1日訊】幾天前，筆者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毛左們，進監獄吧！監獄就是你們的天堂》。該文造成了一些反響，激起了一些討論。許多讀過該文的人可能不僅要問：毛左追求免費住房、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吃飯不要錢，國家分配工作的生活，似乎也沒什麼不對，可是這些追求為什麼竟然會使得他們去羨慕監獄中的犯人的生活呢？
問題就出在毛左們喜歡說的“沒有後顧之憂”幾個字上。自由意味著要對自己的生活承擔起責任。三餐、工作、住房、教育、醫療等等，這些都是一個自由人不可逃避的責任。逃避責任就意味著逃避自由。一個自由人永遠要面對各種各樣的憂慮和煩惱，沒有後顧之憂的生活只有奴隸才能過上，因為他們的生活是被別人安排好的。自由人每天要為三餐、工作、住房等等奔忙，而囚犯和奴隸則不必操心這些，因為監獄和主人都給他們準備好了。渴望過一種被別人安排好、沒有後顧之憂的生活的人，只配去當囚犯和奴隸。不知那些懷念毛澤東時代的福利的人們是否還記得，當年那些主管分配工作、住房和招生名額等等的官僚們在多大程度上掌控了你們的生活，讓你們不得不服從他們的意志？在一個一切物資和機會都由官僚來分配的國家裡，不服從就意味著不得食。
至於有些人說，人們不需要自由，只需要福利就行了。這些人不明白，奴隸和囚犯是沒有權利要求福利的。奴隸如果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他們既沒有權利改變自己生活，也沒有權利向奴隸主要求更多東西，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加賣命地干活，企求主人發發善心，多給點施捨。這些人也不明白：奴隸主蓄奴是供剝削用的，如果蓄奴是為了讓奴隸過上美好的生活，那誰還願意當奴隸主呢？
毛左的另一個錯誤，在於他們追求財產的平等。有些平等——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值得追求的，但財產和收入的平等並不值得追求。
任何一個社會，總會存在某種形式的不平等。一個人人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的社會是無法發展進步的。一個社會中如果在財產和收入分配方面過於平等，就會存在特權等級和身份地位方面的不平等來取而代之。毛澤東時代就是如此。相對其他各種形式的不平等而言，財產和收入上的不平等是最好的一種不平等。而即使是一個存在特權等級和身份地位上的不平等的社會，也比一個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的社會值得嚮往。
毛左們不喜歡富人，希望消滅富人，但是富人的存在是有益於社會的。富人的投資為社會提供發展所需的資本，為消費者提供商品和服務，給工人提供就業。富人資助慈善事業和各種社會事業，資助科研和各種文學藝術，支持新生事物。如果沒有富人來支持這些事業，這些事業就只能指望從政府處獲得資助，因此不得不仰仗政府的鼻息。即使是富人為人所詬病的奢侈消費，也起到了支持發明創造，從而間接地造福大眾的作用，因為今天的奢侈品就是明天的大眾消費品。試想，每當一種新產品剛剛面世之時，其價格之高昂往往令普通消費者望而卻步，只有少數生活奢侈的富人才能消費得起。富人的奢侈消費鼓勵了新產品的發明和擴大再生產，使得這些產品的價格不斷降低，最後走進千家萬戶，成為大眾消費品。如果一個社會中沒有富人，恐怕也就不會有什麼發明創造和新產品了。毛澤東時代就是如此。
有這麼一個笑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美建交不久，一中國人與美國人對話，中國人說：“我們中國消滅了地主。”美國人則微笑著說：“而我們美國消滅了貧農。”如果我們希望過上美好的生活，那麼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消滅貧窮而不是消滅富人，消滅富人的結果是讓大家一起陷入毛澤東時代的絕對貧困中去。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問題就出在毛左們喜歡說的“沒有後顧之憂”幾個字上。自由意味著要對自己的生活承擔起責任。三餐、工作、住房、教育、醫療等等，這些都是一個自由人不可逃避的責任。逃避責任就意味著逃避自由。一個自由人永遠要面對各種各樣的憂慮和煩惱，沒有後顧之憂的生活只有奴隸才能過上，因為他們的生活是被別人安排好的。自由人每天要為三餐、工作、住房等等奔忙，而囚犯和奴隸則不必操心這些，因為監獄和主人都給他們準備好了。渴望過一種被別人安排好、沒有後顧之憂的生活的人，只配去當囚犯和奴隸。不知那些懷念毛澤東時代的福利的人們是否還記得，當年那些主管分配工作、住房和招生名額等等的官僚們在多大程度上掌控了你們的生活，讓你們不得不服從他們的意志？在一個一切物資和機會都由官僚來分配的國家裡，不服從就意味著不得食。
至於有些人說，人們不需要自由，只需要福利就行了。這些人不明白，奴隸和囚犯是沒有權利要求福利的。奴隸如果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他們既沒有權利改變自己生活，也沒有權利向奴隸主要求更多東西，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加賣命地干活，企求主人發發善心，多給點施捨。這些人也不明白：奴隸主蓄奴是供剝削用的，如果蓄奴是為了讓奴隸過上美好的生活，那誰還願意當奴隸主呢？
毛左的另一個錯誤，在於他們追求財產的平等。有些平等——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值得追求的，但財產和收入的平等並不值得追求。
任何一個社會，總會存在某種形式的不平等。一個人人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的社會是無法發展進步的。一個社會中如果在財產和收入分配方面過於平等，就會存在特權等級和身份地位方面的不平等來取而代之。毛澤東時代就是如此。相對其他各種形式的不平等而言，財產和收入上的不平等是最好的一種不平等。而即使是一個存在特權等級和身份地位上的不平等的社會，也比一個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的社會值得嚮往。
毛左們不喜歡富人，希望消滅富人，但是富人的存在是有益於社會的。富人的投資為社會提供發展所需的資本，為消費者提供商品和服務，給工人提供就業。富人資助慈善事業和各種社會事業，資助科研和各種文學藝術，支持新生事物。如果沒有富人來支持這些事業，這些事業就只能指望從政府處獲得資助，因此不得不仰仗政府的鼻息。即使是富人為人所詬病的奢侈消費，也起到了支持發明創造，從而間接地造福大眾的作用，因為今天的奢侈品就是明天的大眾消費品。試想，每當一種新產品剛剛面世之時，其價格之高昂往往令普通消費者望而卻步，只有少數生活奢侈的富人才能消費得起。富人的奢侈消費鼓勵了新產品的發明和擴大再生產，使得這些產品的價格不斷降低，最後走進千家萬戶，成為大眾消費品。如果一個社會中沒有富人，恐怕也就不會有什麼發明創造和新產品了。毛澤東時代就是如此。
有這麼一個笑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美建交不久，一中國人與美國人對話，中國人說：“我們中國消滅了地主。”美國人則微笑著說：“而我們美國消滅了貧農。”如果我們希望過上美好的生活，那麼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消滅貧窮而不是消滅富人，消滅富人的結果是讓大家一起陷入毛澤東時代的絕對貧困中去。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