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5日訊】貨幣是一國經濟和物價之指揮棒和魁首。貨幣過少或過量供應，都有可能導致經濟和物價出問題，而最壞的一種情況，則是貨幣供應的驟然冷熱，就像流水的過旱或過澇一樣，都會導致「經濟植物」在短時間內衰亡。調控物價如果不緊緊抓住物幣這根牛鼻子，不掌握好節奏，那麼，即使是不增加貨幣發行，僅僅在「存量貨幣」上做文章，驟然收緊或放鬆都會給社會經濟帶來災難。行政限購和銀行限貸政策，無疑是這種「災難實驗」的最佳體現。
年初，在住房限購政策初出爐的時候，筆者就預言，它必將導致大城市房租上漲而三四線城市房價飆升：「人往何處去？錢往何處去？始終是我們首要關注的時代背景性問題。即使戶籍控制、上學和高考歧視都阻擋不了千軍萬馬奔向大中城市的腳步，嚴厲的住房限購政策同樣改變不了人口的流向，但它卻有可能極大地改變大中城市出租屋的供應結構，像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每年凈增加外來人口高達60萬以上，在限購政策下，這些人全部必須租房居住，如果二套房以上的購房被嚴厲限制，房租的飆升將不言而喻。同時，社會上充足的流動性資金仍然在一刻不停地尋找投資渠道。原本城市化速度較快、也是房價較高的全國72座城市如果都實行嚴厲限購政策，那麼意味著市場的需求和價格信號被行政手段所屏蔽，將會帶來另一個巨大的弊端，就是助長三四線城市房價泡沫，使自然的城市化需求並不充足的三四線城市，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成為資金追逐的熱點。而這些城市的樓盤規模總體較小，不需要多大的資金量就可以推高房價；推高的房價進一步刺激資金進入，形成不符合市場要求的真實泡沫。市場信號一旦被非市場力量屏蔽，其可能造成的社會矛盾和國民損失，相比於遵從真實的價值規律——哪怕是殘酷的高房價而言，從個人到社會到自然界（比如寶貴的土地上建的是爛尾城），為此付出的代價要高得多。」（《住房限購將扭曲三四線城市房價》FT中文網2月11日）
如今，僅僅半年多時間，這些判斷全部應驗。《京華時報》報道，北京最嚴「限購令」實行半年，房價穩中有降，但由於部分購房需求轉化為租房需求，租金持續上漲。部分租房者只得多人合租，或者到更遠的地方租房，也有人開始考慮要離開北京。而另一方面，由於一二線城市限購以後，導致未限購的二三線、三四線城市房價飆升，有關部門不得不積極醞釀增加新的限購城市名單。住建部對新增限購的二三線城市提出標準：1、房價指數處漲幅前列；2、今年6月房價與去年底相比漲幅較高；3、今年上半年成交量增幅較高；4、位於已限購中心城市周邊，外地人購房比例高；5、群眾對房價反應強烈。住建部建議凡符上述2條者應納入限購範圍。
如此限購，頗像一個消極的消防隊員，哪裡著火了，就屁滾尿流地跑到哪兒去滅火；為了防止過火地區「死灰復燃」，甚至不惜採取過重的手段。而新的火勢，則早已在別的、消防水龍頭還沒有伸到的地方醞釀甚至蔓延！如此限購都是馬後炮，只不過給全國房價一個波浪式輪番上漲的機會而已！精明的投資商像個游擊隊員，到哪裡都能打勝仗；可憐後知後覺的剛需者，本指望限購的靴子落下來，房價能夠落它個三幾成，沒曾想還沒反應過來，房價就如火勢一樣呼呼往上竄，且一旦上漲，就很難降下來。
限購保護了真正需要買房的人嗎？非也！遭遇限購的城市房價的確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穩定甚至下跌，然而，限購首先保護的是本地居民，而對於外來人口中的住房剛需者，限購實際上一開始就把他們排除在買房資格之外，房價高低跟他們已經毫無關係。若干年後，等這批外來剛需者三五年後達到規定的購房資格，說不定房價已經漲到比限購前還高！而這樣一個推遲買房的過程，卻抬高了房租、抬高了城市化的成本、延緩了城市化的進程。
限購就像在大江大河上築壩，想要攔住貨幣之水，結果卻使貨幣和剛需越積越多，一旦開闡，水勢更加兇猛，甚至有可能釀成災難。限購要想真正起到作用，那就必須建立長期、穩定的而且是全國統一的政策，全盤限購，而且永不放開。但那樣的結果，是全面扭曲市場需求，全面減少租房供應，全面阻礙城市化的發展，開歷史的倒車。同時，還會使其他方面的物價全面升高，導致中低收入階層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以前還是買不起房，接下來可能吃不起肉甚至吃不起飯。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來，總共吸收社會流動性23萬億元以上，對穩定物價功不可沒。今年限購政策還沒有在全國全面鋪開，副作用已經極其明顯。國家統計局公布最新統計數據：7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6.5%，環比上漲0.5%，其中食品價格上漲14.8%。岳父母到北京不到一個月，告訴我什麼菜什麼菜漲價一倍了。想必真實的物價漲幅比統計局的數字還算得快吧？
中國有兩個癮君子，一個是中央政府的超發貨幣；一個是地方政府的濫征濫賣土地。這兩個癮君子，才是房價物價火箭般不斷飛升的總根源。超發貨幣，是投資和外向主導型經濟、且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不能藏外匯於民的結果，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奇特格局。而地方政府濫征濫賣土地的根源，亦是政府成為投資主體，成為超級大公司，地方政府與商業銀行結盟，以理財產品的名義吸收民眾儲蓄，在銀行表外運行，投向基建與房地產項目，相當於繞過央行「創造」了一大筆新的貨幣，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相當於「第二央行」。在「第二央行」的支撐下，政府主導的投資取代出口，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形成了「以速度掩蓋質量」的「高鐵模式」。在大規模的政府投資擴張計劃（主要是公路等基礎建設投資）和小城鎮化大躍進下，要想控制銀行貸款和通貨膨脹，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作為這一模式的最終埋單者，原本增長率就低於GDP增長的居民收入與消費被再度壓縮。他們為了自身保障而不斷增加的儲蓄，被以種種「理財」模式再度投入到不斷膨脹中的房地產和基礎建設市場之中。
這種政府主導的大躍進式發展模式，幾乎命懸一線，完全建立在政府土地儲備和土地增值的基礎上。如果土地不增值或者土地賣不出去，不僅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難以為繼，就是14萬億元的地方融資平台及其背後的銀行債務也將岌岌可危。傻瓜都可以輕易推導出的結論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儲備和土地增值，必然建立在房價上漲的基礎之上。失去了房價上漲的傳導效應，地方債務和銀行風險將再次逼迫中央買單。買單的方式只有兩種：增加稅收或超發貨幣。結果還是由百姓買單 ——要麼通脹，房價物價再漲（這樣一來也可以一舉使地方債解困），要麼稅負更重。
幾乎所有的邏輯和指向都是四個字：通脹時代。
解決的辦法不是沒有，關鍵是要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向政府自己開刀。而不是政府有病百姓吃藥。歸根結底，是要告別政府主導經濟的發展模式，將市場和自由還給市場。政府又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必然腐敗低效亂象疊出。題中之義是把經濟和物價的指揮棒——金融的權利還給民眾，不僅要藏外匯於民，而且要讓民眾自由從事金融活動。這既是有效吸收流動性的辦法，避免千軍萬馬將多餘的鈔票都投進房地產，同時又是激活經濟的辦法，大大降低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種種信息表明，在限購和限貸、回收流動性等一系列政策作用下，大量國有銀行和壟斷型央企都已經成了「放高利貸者」，巨大套利空間致在江浙等地相當規模的銀行貸款沒有流向用款企業，而是流向利率更高的民間借貸市場。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稱，流入民間借貸市場有3萬億元信貸資金。福建公務員以低息從銀行套取貸款後，轉手給擔保公司或民間借貸，牟取利差收益。民間借貸利率高的已達每年60%甚至更高。8月23日《人民日報》報道，有些上市公司大搞委託貸款，讓銀行幫他們放債，年利率從12%-21.6%不等，有些公司的利息收入甚至超過利潤。報道沒有提到的是，上市公司絕大部分是國有企業。目前許多民營企業因缺乏流動資金，紛紛倒閉，而有些國有企業卻有錢用不完，拿來放債。
據悉美國有8400多家銀行，中國只有300多家。壟斷只能增加中小企業融資成本、減少百姓存錢的利潤空間、讓無處投資的流動性成為物價房價上漲的推手，同時增加整個社會的系統性金融風險。
經濟問題，必須回到經濟邏輯和經濟規律自身上來。政治上，必須從意圖倫理重新回到責任倫理。意圖倫理以意圖的好壞作為是非善惡的標準，只要動機是好的，即使辦了再大的壞事、造成再嚴重的後果也是可以原諒的、甚至是得到推崇的；這樣一種只論目的不論手段和結果的做法，常常「種下龍種收穫跳蚤」。責任倫理則注重規律、規則和效果，認為只講意圖而不顧手段和效果是不負責任的。我們需要的是責任倫理，對人、對事、對歷史、對子孫後代負責。
（作者為信孚研究院研究員，專欄時評作家，著有《買房的革命》、《世紀大遷徙：決定中國命運的大城市化》等書）
文章來源：《騰訊》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年初，在住房限購政策初出爐的時候，筆者就預言，它必將導致大城市房租上漲而三四線城市房價飆升：「人往何處去？錢往何處去？始終是我們首要關注的時代背景性問題。即使戶籍控制、上學和高考歧視都阻擋不了千軍萬馬奔向大中城市的腳步，嚴厲的住房限購政策同樣改變不了人口的流向，但它卻有可能極大地改變大中城市出租屋的供應結構，像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每年凈增加外來人口高達60萬以上，在限購政策下，這些人全部必須租房居住，如果二套房以上的購房被嚴厲限制，房租的飆升將不言而喻。同時，社會上充足的流動性資金仍然在一刻不停地尋找投資渠道。原本城市化速度較快、也是房價較高的全國72座城市如果都實行嚴厲限購政策，那麼意味著市場的需求和價格信號被行政手段所屏蔽，將會帶來另一個巨大的弊端，就是助長三四線城市房價泡沫，使自然的城市化需求並不充足的三四線城市，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成為資金追逐的熱點。而這些城市的樓盤規模總體較小，不需要多大的資金量就可以推高房價；推高的房價進一步刺激資金進入，形成不符合市場要求的真實泡沫。市場信號一旦被非市場力量屏蔽，其可能造成的社會矛盾和國民損失，相比於遵從真實的價值規律——哪怕是殘酷的高房價而言，從個人到社會到自然界（比如寶貴的土地上建的是爛尾城），為此付出的代價要高得多。」（《住房限購將扭曲三四線城市房價》FT中文網2月11日）
如今，僅僅半年多時間，這些判斷全部應驗。《京華時報》報道，北京最嚴「限購令」實行半年，房價穩中有降，但由於部分購房需求轉化為租房需求，租金持續上漲。部分租房者只得多人合租，或者到更遠的地方租房，也有人開始考慮要離開北京。而另一方面，由於一二線城市限購以後，導致未限購的二三線、三四線城市房價飆升，有關部門不得不積極醞釀增加新的限購城市名單。住建部對新增限購的二三線城市提出標準：1、房價指數處漲幅前列；2、今年6月房價與去年底相比漲幅較高；3、今年上半年成交量增幅較高；4、位於已限購中心城市周邊，外地人購房比例高；5、群眾對房價反應強烈。住建部建議凡符上述2條者應納入限購範圍。
如此限購，頗像一個消極的消防隊員，哪裡著火了，就屁滾尿流地跑到哪兒去滅火；為了防止過火地區「死灰復燃」，甚至不惜採取過重的手段。而新的火勢，則早已在別的、消防水龍頭還沒有伸到的地方醞釀甚至蔓延！如此限購都是馬後炮，只不過給全國房價一個波浪式輪番上漲的機會而已！精明的投資商像個游擊隊員，到哪裡都能打勝仗；可憐後知後覺的剛需者，本指望限購的靴子落下來，房價能夠落它個三幾成，沒曾想還沒反應過來，房價就如火勢一樣呼呼往上竄，且一旦上漲，就很難降下來。
限購保護了真正需要買房的人嗎？非也！遭遇限購的城市房價的確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穩定甚至下跌，然而，限購首先保護的是本地居民，而對於外來人口中的住房剛需者，限購實際上一開始就把他們排除在買房資格之外，房價高低跟他們已經毫無關係。若干年後，等這批外來剛需者三五年後達到規定的購房資格，說不定房價已經漲到比限購前還高！而這樣一個推遲買房的過程，卻抬高了房租、抬高了城市化的成本、延緩了城市化的進程。
限購就像在大江大河上築壩，想要攔住貨幣之水，結果卻使貨幣和剛需越積越多，一旦開闡，水勢更加兇猛，甚至有可能釀成災難。限購要想真正起到作用，那就必須建立長期、穩定的而且是全國統一的政策，全盤限購，而且永不放開。但那樣的結果，是全面扭曲市場需求，全面減少租房供應，全面阻礙城市化的發展，開歷史的倒車。同時，還會使其他方面的物價全面升高，導致中低收入階層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以前還是買不起房，接下來可能吃不起肉甚至吃不起飯。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來，總共吸收社會流動性23萬億元以上，對穩定物價功不可沒。今年限購政策還沒有在全國全面鋪開，副作用已經極其明顯。國家統計局公布最新統計數據：7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6.5%，環比上漲0.5%，其中食品價格上漲14.8%。岳父母到北京不到一個月，告訴我什麼菜什麼菜漲價一倍了。想必真實的物價漲幅比統計局的數字還算得快吧？
中國有兩個癮君子，一個是中央政府的超發貨幣；一個是地方政府的濫征濫賣土地。這兩個癮君子，才是房價物價火箭般不斷飛升的總根源。超發貨幣，是投資和外向主導型經濟、且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不能藏外匯於民的結果，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奇特格局。而地方政府濫征濫賣土地的根源，亦是政府成為投資主體，成為超級大公司，地方政府與商業銀行結盟，以理財產品的名義吸收民眾儲蓄，在銀行表外運行，投向基建與房地產項目，相當於繞過央行「創造」了一大筆新的貨幣，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相當於「第二央行」。在「第二央行」的支撐下，政府主導的投資取代出口，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形成了「以速度掩蓋質量」的「高鐵模式」。在大規模的政府投資擴張計劃（主要是公路等基礎建設投資）和小城鎮化大躍進下，要想控制銀行貸款和通貨膨脹，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作為這一模式的最終埋單者，原本增長率就低於GDP增長的居民收入與消費被再度壓縮。他們為了自身保障而不斷增加的儲蓄，被以種種「理財」模式再度投入到不斷膨脹中的房地產和基礎建設市場之中。
這種政府主導的大躍進式發展模式，幾乎命懸一線，完全建立在政府土地儲備和土地增值的基礎上。如果土地不增值或者土地賣不出去，不僅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難以為繼，就是14萬億元的地方融資平台及其背後的銀行債務也將岌岌可危。傻瓜都可以輕易推導出的結論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儲備和土地增值，必然建立在房價上漲的基礎之上。失去了房價上漲的傳導效應，地方債務和銀行風險將再次逼迫中央買單。買單的方式只有兩種：增加稅收或超發貨幣。結果還是由百姓買單 ——要麼通脹，房價物價再漲（這樣一來也可以一舉使地方債解困），要麼稅負更重。
幾乎所有的邏輯和指向都是四個字：通脹時代。
解決的辦法不是沒有，關鍵是要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向政府自己開刀。而不是政府有病百姓吃藥。歸根結底，是要告別政府主導經濟的發展模式，將市場和自由還給市場。政府又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必然腐敗低效亂象疊出。題中之義是把經濟和物價的指揮棒——金融的權利還給民眾，不僅要藏外匯於民，而且要讓民眾自由從事金融活動。這既是有效吸收流動性的辦法，避免千軍萬馬將多餘的鈔票都投進房地產，同時又是激活經濟的辦法，大大降低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種種信息表明，在限購和限貸、回收流動性等一系列政策作用下，大量國有銀行和壟斷型央企都已經成了「放高利貸者」，巨大套利空間致在江浙等地相當規模的銀行貸款沒有流向用款企業，而是流向利率更高的民間借貸市場。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稱，流入民間借貸市場有3萬億元信貸資金。福建公務員以低息從銀行套取貸款後，轉手給擔保公司或民間借貸，牟取利差收益。民間借貸利率高的已達每年60%甚至更高。8月23日《人民日報》報道，有些上市公司大搞委託貸款，讓銀行幫他們放債，年利率從12%-21.6%不等，有些公司的利息收入甚至超過利潤。報道沒有提到的是，上市公司絕大部分是國有企業。目前許多民營企業因缺乏流動資金，紛紛倒閉，而有些國有企業卻有錢用不完，拿來放債。
據悉美國有8400多家銀行，中國只有300多家。壟斷只能增加中小企業融資成本、減少百姓存錢的利潤空間、讓無處投資的流動性成為物價房價上漲的推手，同時增加整個社會的系統性金融風險。
經濟問題，必須回到經濟邏輯和經濟規律自身上來。政治上，必須從意圖倫理重新回到責任倫理。意圖倫理以意圖的好壞作為是非善惡的標準，只要動機是好的，即使辦了再大的壞事、造成再嚴重的後果也是可以原諒的、甚至是得到推崇的；這樣一種只論目的不論手段和結果的做法，常常「種下龍種收穫跳蚤」。責任倫理則注重規律、規則和效果，認為只講意圖而不顧手段和效果是不負責任的。我們需要的是責任倫理，對人、對事、對歷史、對子孫後代負責。
（作者為信孚研究院研究員，專欄時評作家，著有《買房的革命》、《世紀大遷徙：決定中國命運的大城市化》等書）
文章來源：《騰訊》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