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0日訊】
1. 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將19世紀被稱之為「帝國的年代」，20世紀則被許多歷史學家稱為「意識形態的年代」。在這個世紀的最後10年，共產主義集團如多米諾骨牌一般土崩瓦解。政治學家福山以「歷史的終結」來蓋棺時，亨廷頓如同先知一般又提出「文明的衝突」。剛剛進入一個新千年的新世紀，911就如「約」而至，正可謂一語成讖。
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戰士成功劫持3架美國波音飛機，撞塌世界資本主義象徵物——紐約最高摩天大廈世貿中心;這場工業時代的「行為藝術」使3200多商業精英喪生，損失達數萬億美元。此次事件如此嚴重，以至於美國幾乎將其與珍珠港被襲相提並論。以「9•11」為節點，世界歷史剛剛邁出意識形態陰影下的冷戰，又跨入文明衝突的恐怖主義時代。
911那天晚上9點多鍾，我下樓買啤酒，在小店的電視裡看見一架飛機撞入世貿大廈，就隨口問老闆：「什麼電影?」老闆面無表情地說：「不是電影。」我趕緊跑回家打開電視，守著鳳凰衛視連續看了24小時……
儘管美國四分之一的民眾懷疑政府公開的911真相，甚至認為是美軍導彈炸毀了世貿大廈，而不是被本·拉登戰士劫持的波音飛機，但無疑911揭開了後冷戰世界進入恐怖主義時代的序幕，意識形態之爭在恐怖主義背景下幾乎冰消雪融。恐怖主義使戰爭進入到一種沒有敵人的、不對稱的超限戰時代。越是強大的對手往往越是脆弱，越是弱小的對手往往越是危險。
恐怖主義是弱者對強者的戰爭，首先它是一場戰爭。恐怖戰爭拉平了弱者與強者的等級，如同癌細胞與人的身體，如同螞蟻與大象，恐怖成為一種最有力的武器，這種危險勝過武器本身。
911悲劇在當時曾經引發了愚民教育下的中國青年廣泛的歡呼，從這種現象上我們可以看出恐怖主義的世界基礎。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半年後，2002年那個不幸的春天，中國接連發生數起嚴重空難，數百人遇難。中國民間同樣是一片幸災樂禍的聲音——只是因為人們認為「坐飛機的不是貪官污吏就是為富不仁的暴發戶」。
如果說美國是一個建立在共同信念下的世界國家的話，那麼中國則是一個被唯一一個社團用暴力和權力統治的封閉政治體。開放外向的美國更多地面臨著來自傳統文明和其他不同文明的杯葛和挑戰，封閉內向的中國則主要承受著內部的壓力和衝擊。因為去公民化和去競爭化，再加上信息極度不自由，透明度極低，缺乏普遍信仰與共識的中國社會基本處於一種原始的自然狀態，暴力成為解決社會矛盾的唯一手段，法律與道德幾乎已經失去應有的約束力和影響力。強者以暴力掠奪，弱者以暴力抗爭;強者以暴力傷害弱者，弱者以暴力傷害更弱者。一個中國邏輯的「和諧」社會下，已經不再有是非之分，而只有強弱之爭。
2 . 當人們都在關注震驚世界和改變世界的「美國911」之時，或者我們更應當低頭反思「中國911」，雖然它沒有改變世界，甚至沒有改變中國，但它卻是中國人不幸的當下，甚至是預示著一種不祥的未來。在人們做出應有的改變和努力之前，這種事件將以不斷重複的方式為人們帶來更多悲劇，從而成為這個時代標誌性的印記。
2004年9月11日，美國人正在紀念911事件3周年。這一天，41歲的楊國柱攜帶汽油和水果刀，闖入蘇州市小劍橋幼兒園。20分鐘之內有28名兒童被砍傷燒傷。
因為右腿微瘸家境貧困，楊國柱雖然在蘇州辛苦打工，但一直未能成家。2002年，政府催逼約4萬元的統籌款提留款，並威脅要拆他家的房子。楊柱國的父母嚇得雙雙自殺。楊國柱隨後不間斷地上訪，但無人過問。在這個陌生而又冷漠的城市，這個本分內向、愛小孩子的老實人只能把怨氣積壓在心底，直到最後崩潰。可以說楊國柱是鄭民生的前傳而已。雖然無論什麼樣的社會都難以避免崩潰的殺人狂出現，但我們似乎應當避免楊國柱鄭民生們的批量生產。
在楊國柱的「911事件」一年之後，2005年9月11日，31歲的河南農民工艾緒強劫持計程車衝進王府井步行街，製造了3死6傷的又一起「中國911」。 熊培雲曾經寫了《艾氏911》，來分析這個中國911悲劇的原因。
艾緒強來自河南農村，離婚後到北京一建築工地開鏟車為生。來北京打工5年，但經常拿不到工錢。「我無法在社會生存，我要報復，我選擇了與王府井同歸於盡!」艾緒強在法庭上慷慨激昂。
公訴人：你為什麼要開車撞人?
艾緒強：因為我要報復社會，報復富人。我覺得現在10個城裡人有9個都是黑心的。
公訴人：你為什麼要選擇王府井步行街?
艾緒強：因為我覺得王府井是中國最繁華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訴人：你想致富嗎?
艾緒強：(沉默)想。
公訴人：你有致富技能嗎?
艾緒強：沒有。我無法在社會生存，我選擇與王府井同歸於盡。
公訴人：你怎麼認定來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報復的人嗎?
艾緒強：沒有。在我的認識裡王府井是富人旅遊、散步、購物的地方。
公訴人：那你認為被你殺害的計程車司機也是富人嗎?
艾緒強：對此我表示遺憾，我要報復的不是他。我就是想把他砸暈，可是他反抗，他咬我，我就用本來想自己自殺用的刀把他扎死了。
在附帶民事原告人提出150多萬元的賠償要求時，艾緒強再次向受害人表示歉意：「我確實沒有能力賠償，我希望國家能給他們補償。」「我只想法官判我死刑，立即執行。」這是艾緒強在法庭上說的最後一句話。法官問艾緒強有什麼遺言，他一句話也沒說。
3 . 早在馬克思巴爾扎克時代，知識分子不斷地警告，工業化時代的發展模式的原動力來自於攀比和競爭，或者說，就是激活並放大人性中的貪婪與嫉妒，摧毀人類的智慧、平靜和幸福。因此，即使物質財富迅速增長，也不能產生普遍的幸福感。這個時代只有兩種人，窮人和富人，窮人就是失敗的不幸的人，富人就是成功的幸福的人。這種模式的衡量指標是GDP，而不是民眾的真實感受。「帶血的」GDP越是增加，大多數底層民眾的挫折感、疏離感和不安全感越是嚴重，使壓抑、焦慮和被拋棄感成為一種嚴重的社會疾病。
啟蒙時代的先知盧梭在《人類的不平等起源》中指出，財產是人類產生不平等的根源。而在一個沒有規則的年代，「不明來源」財產的原罪猜測使這種不平等變成一種割裂和敵視，撕裂著一個上升中的國家。中國911以一個人的恐怖主義來證明我們這個社會是「有罪」的。一個「有罪」的社會，需要它的所有社會成員「買單」，沒有誰可以倖免，甚至沒有人可以說自己是無辜的。這一點是與美國911最大的不同。
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從上世紀80年代起參與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調查。據他說，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基尼係數衡量著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差距。基尼係數若低於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人們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中國的基尼係數從30年前的0.28「發展」到1994年，就翻過了「警戒水位」，達到了0.434，然後以每年0.1%速度遞增，如今中國的基尼係數早已超越0.55而走向崩潰。即使官方的最保守估計，仍然達到可怕的0.47。
早在2009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就指出，中國基尼係數早在2006年就已達到0.49。中國不僅超過了國際上 0.4的警戒線，也超過了世界所有發達國家和幾乎所有不發達國家的水平。由於諱莫如深的特權群體隱性福利的大量存在，中國實際收入差距比0.55要高得多。中國的基尼係數不僅處於中國有史以來的歷史最高點，而且也達到世界最高水平。目前這種階層之間的分崩離析仍在繼續加速，基尼係數仍在上升，這是中國社會利益共享機制發生嚴重斷裂的顯著信號，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隨著中國貧富差距的持續加大，社會階層固化的嚴峻現實使窮會成為窮的原因，使富會成為富。富二代、官二代、窮二代，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令人窒息的「生殖器決定一切」的社會。無論窮人或者富人，都已經失去了奮鬥的意義。如同一灘絕望的死水，社會競爭依靠的是一個人的權力，而不是他的聰明才智，這足以令大多數窮人徹底放棄對未來的任何幻想，因為他早已徹底喪失了一切機會。面對不可撼動的權力，唯一僅存的顯示自己存在的只有微不足道的暴力。令人憂慮的是未來一代青年，他們本來是中國的未來，但在這個金錢暴力所製造的物慾時代，全球性經濟危機、弱肉強食的貧富差距、冷酷的拜金主義、「身份世襲」的社會結構板結化等等，使無數「80後」、「90後」不僅面臨著生存危機，也面臨前精神危機。道德、善良、勤奮、才華等美好的東西在功利扭曲的現實面前脆弱不堪。當崇尚權術的《厚黑學》和暴力至上的《狼圖騰》流行於中國大學校園時，足以提醒人們，普遍的失落感和挫敗感所造成的迷茫和迷失，正在揭幕一個灰暗時代的悲劇。
長久以來，中國就以「苦力」聞名世界，即使今天依然如此。每小時人均工資第一名是德國，大概是30美金，第二名美國，大概是22美金。泰國接近 2美金，中國才0.8美金一小時，位列全世界最後一名。雖然中國工資水平在全世界墊底，但中國工作時間卻是排第一名的，每年高達2200個小時，美國只有 1610小時，荷蘭最低只有1389小時，日本稍高是1758小時，巴西、阿根廷分別是1841小時和1903小時。
4. 作為一項良心事業，希望工程實施20年來，累計募集資金僅56.7億元，而一介黑領就動輒貪污公共資金數十億上百億，這使發動全社會捐款的希望工程變得十分可笑。比如，劉志軍時代的中國鐵道部系統在海外吃回扣、貪污腐敗工程款、由鐵道系統倒買倒賣火車票總數額高達600億人民幣，其中和劉志軍家族有關的有120億。與劉志軍「共產共妻」的國家院士、號稱「中國高鐵第一人」的鐵道部運輸局局長、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為自己在美國的妻女存了28億美元，如果換成100元的人民幣，足可以繞地球兩圈。
如果以年收入不足786元的計，全國有1479萬「絕對貧窮」人口;如果以年收入不超過1067元計，中國有4300萬「相對貧困」人口;這是中國官方制定的中國貧窮標準。如果按國際標準，溫家寶承認，中國有1.5億人口生活在聯合國設定的貧困線之下(溫家寶：《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2010 年9月23日在紐約聯合國第65屆聯大一般性辯論中講話)，超過總人口的10%;根據聯合國的標準，聯合國規定每天收入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屬於赤貧的人口;聯合國的標準貧困人口，是一天收入2美元以下。中國大陸在2010年12月份公布一個民政部的數據，說是要提高中國的貧困標準線，即每人年收入1千 1百80元。也就說，中國大陸的貧困線是1個月不到1百人民幣，十幾美元。中國大陸為什麼不按聯合國赤貧標準劃定貧困線?結果在中國政府發言人的解釋中：按照中國式貧困(即每人年收入1千1百80元)，大陸就只有4千萬了。但是，如果大陸貧困線提高到年收入1千5百元人民幣，貧困人口就是8千萬。一旦提高到每天收入在1.25美元標準線的時候，中國大陸則有2.5億赤貧人口!如果按照2美元收入計算，全中國有9億人口是屬於聯合國規定的貧困人口。
如果按照美國窮人的窮標準「4口之家年收入2.2萬美元(合人民幣至少15萬元)」，中國的窮人恐怕在95%以上。美國以稅收為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政府的官僚行政費用只佔稅收的1-2%，而給民眾提供的福利占稅收比例的40-50%。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光榮偉大的中國政府正好相反，官僚集團就花掉稅收的40-50%，提供社會的福利倒僅占稅收比例的8%，而且這些福利也基本成為官吏集團的私享品。據說中國的民生支出佔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數第一。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6.85萬億元，醫療、教育、社保、就業支出佔比不足15%，這些福利完全成為特權群體的禁臠，幾乎不可能落到最需要幫助的底層民眾手中。相比之下，美國這一比例達到61%。芮成鋼嘲諷履新不久的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說：「大使先生，您坐經濟艙，是否是在提醒美國欠中國很多錢呢?」中國「三公消費」每年就達到上萬億人民幣。
從公開的數據看，2007年，京滬高鐵投資預算增至2200億元;2008年，中央推出40000億投資計劃;2008年，中國免除46個國家 400多億債務;2008年，北京奧運會共耗資3000億人民幣;2009年，中國免除32個國家150筆債務;2009年，中國對非援助累計760億人民幣;2009年，中國累計對朝援助達8000億元;2009年，累計購買美國國債達到8100億美元，累計購買外債達到到2萬億美元;2009年，中國「三公消費」每年達到9000億人民幣;2009年，上海更換5000塊路牌就花費2億，平均每塊路牌4萬元;2009年，中國信貸總額近100000億人民幣;中國為爭奪國際發言權，改善國家形象，2009年撥出450億元人民幣用於對外宣傳，洗腦終於洗到了國外。2010年，上海世博會共耗資4000 億人民幣;2010 年，滬杭磁懸浮耗資350億……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6千萬人受災，中央撥款1.6億，並號召捐款;2010年，江西特大暴雨22萬人受災，贛州緊急撥款60萬人民幣……中國人口佔世界的30%，而衛生投入僅佔世界的2%，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說，全民免費醫療每年需1600億，中國目前不具備這個經濟實力。
傳統的經濟學家們常說，窮富差距是發展不平衡的「正常代價」。中國的災難在於這些代價並非因為市場的經濟原因，而是因為人為的壞制度。比如久為詬病的高考歧視問題，直接觸犯了憲法，但卻在既得利益者的權力支持下，以極其不正義不光彩的陰暗方式存在。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個考上北大; 而在北京，每287個學生中就有一個人能考上北大;並不是北京學生智力多高，而僅僅是他父母是北京人的緣故。僅從這一點來說，北京人的精子比安徽人的精子所獲得的公共教育資源要高出50多倍。持續的社會資源畸形分配，使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上世紀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壓制在社會底層的中國農民已經徹底喪失了社會上升的正義管道。在官方大張旗鼓的中非希望工程如火如荼全面展開的同時，北京當局以秋風掃落葉的氣勢掃蕩封殺了幾十所民工子弟學校。社會道義與政治正義在中國已經淪為一種聳人聽聞的危險詞語，這不能不令每個心智正常的好人感到悲憤。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社會曾經為人們提供了很多機會，當時只要有膽識不怕苦，下海當個體戶的、搞承包的、考大學的、出國留學的，以及後來炒股票的、炒樓的、弄創業板的，很多人都依靠自己的才智改變了自身的命運。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關係，不需要權力資源，有膽子有智力去做就行。時過境遷，現在的社會氛圍下，一個人生存越來越需要家庭和權力資源，沒有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源的人，改變自己的命運越來越難。而在城管暴力、房地產暴利和稅收苛政之下，私營經濟的前景越來越黯淡，更談不上創新的發展機會。
隨著官方從政治壟斷向經濟壟斷的發展，中國財富結構逐漸與權力結構重合，財富排行榜越來越像權力排行榜，社會階層就是一個以權力為中心的同心圓，離生產越遠，越有錢，離權力越近越有錢，離權力最遠的底層民眾，就像螺旋轉動一樣，都被拋出局外，成為被拋棄的人類廢品。他們甚至被權力任意地剝奪僅有生存的土地、棲身的房屋、謀生的工具等。2006年8月11日，賣烤腸的崔英傑被城管李志強搶去謀生的三輪車。崔英傑苦求無果，怒刺李志強。
官商經濟模式之下，任何財富幾乎都被骯髒的權力污染，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就成為權力社會人們的普遍心態，遠離權力的窮人天然就是正義的代表，而壟斷權力和富裕者天然就帶著「原罪」，「仇富」實際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人類良心體現。仇富的本質是人類對不公和掠奪的天然抗議;在這種原罪下，那些得到財富的富人也惶惶不可終日，每年大量的富人遭到滅門屠殺卻得不到人們同情。這種貧富割裂實際已經成為道德切割，大多數富人之所以紛紛攜款逃離中國，既是一種對危險的本能反應，也預示著對中國社會未來的徹底絕望。在一個理性文明的社會，財富並不意味著罪惡，比如人們不會憎惡喬布斯的「暴富」。
5. 法蘭西的良心雨果在《悲慘世界》中，為人類描述了貧窮、革命、法律和仁愛的艱難關係。因為偷了一塊麵包救兒子而坐牢十九年的假釋犯冉阿冉在偷盜神父的銀器時，被神父對他的仁愛和尊重所感化，最後他成為一個厚道義氣的紳士，熱心地幫助無數窮人。面對善良的「罪犯」冉阿冉，沙威警長在法律和良心的衝突中崩潰，毅然跳河自殺。
亞當•斯密曾經打過一個比方，他說兩條狗不懂得談判和交換，而只會撕咬和爭奪，勝了就擁有骨頭，輸了就失去一切;而人是理性動物，人的高明之處是進行談判與合作，然後通過契約消除暴力，因此人類與狗最大的不同就是「文明」。在中國傳統中，似乎理性與契約精神比較缺失，一直沒有超越動物最原始的暴力階段。但中國傳統並不缺乏正義要求，「殺富濟貧」就是「替天行道」。對中國人來說，正義與暴力焦不離孟孟不離焦，所有的正義都要用暴力了索取，這就是吳思說的「血酬定律」。「成者王侯敗者寇」，在中國普遍的價值觀中，正義與不正義之間的界限往往很容易模糊，甚至沒有是非對錯，只有暴力的勝負。
中國歷史從來都是「殺富濟貧」的暴力革命史，從未建立起一個避免暴力的公平制度。中國歷代統治者就像一條吞噬自己尾巴的蛇一樣，在不擇手段地斂聚中玉石俱焚，財富與罪惡均化為烏有。這種輪迴和循環幾乎成為一個中國人無法擺脫的詛咒，一代代在這個怪圈中掙扎，窮人辛辛苦苦地積累，富人焚琴烹鶴地揮霍，最後在一場暴力和報應中歸零。中國歷史就這樣周期性的進行道德清算和良心重建，窮人重新成為富人，富人重新成為窮人，一切都為了揚眉吐氣的「翻身」。雷蒙· 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說：「暴力一旦自認為服務於歷史的真理和絕對的真理，它就會成為更加慘無人道的東西。」
200多年前，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裡論述美國憲法時這樣說：
人類的財產能力為財產權利的源泉;這種能力的懸殊實是人類趨向利益一致的一種不可超越的阻礙。保護這些能力是政府的首要目的。由於保護各種不平等的獲得財產的能力，馬上產生了程度不同和種類各別的財產所有;……社會遂分裂為不同的利益集團和黨派……造成派別的最一般的經久的原因就是財產分配的差異與不均。擁有財產的人們與沒有財產的人們總是形成了社會上的對立的利益集團。調和這些不同的錯綜的利益成為現代立法的主要任務，並且滲透了參加必要的和尋常的政治活動的黨派的精神。
正如平等自古就是人類的理想，不平等也自古就是人類的現實。人類的平等期盼更多地是對機會平等的訴求，或者說是對公平競爭的天然要求。即使同樣的貧富差距，中國與美國的最大不同是機會不平等和調節失靈。比爾蓋茨和喬布斯的暴富並沒有使別人更窮，但對很多中國公司、中國黑領和中國商人來說，他們的富裕完全建立在他人的貧窮之上。相比之下，中國社會更充滿風險。在近30年全球化經濟體系下，壟斷了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黑領群體已經徹底坐大，成為這個國家的新貴族和霸道主人。中國社會的所有發展機會已經越來越壟斷化，而且這種不正義的壟斷已經越來越制度化和法律化;也就是說，以國家暴力來維持少數人的不正義特權，打壓大多數的正義競爭訴求。福利與慈善的救助調節管道在一次次見不得人的醜聞見證下，已經證明完全失效，被剝奪一切機會和權利的弱者只能自生自滅，國家甚至將其視為一種廢品和麻煩。
事實上，西方工業化早期同樣出現大量的貧富割裂問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因此出現了可怕的馬克思主義和邪惡的法西斯主義;但具有極大修復能力和調節能力的民主政治挽救了人類社會，政治的福利與宗教的慈善彌合了「富裕社會」的裂痕，重建了一個溫和文明的公民社會。在法國革命之後，思想家托馬斯·希爾·格林發自良心地指出，一個社會不可能永遠把窮人排除在公民的身份之外。「沒有普選權，便是死路一條」。1836年6月9日，倫敦工人協會發布了《人民憲章》：
我們要求普選權，因為這是我們的權利，不僅僅是因為它是我們的權利，也是因為我們相信它將會給我們的國家帶來自由，給我們的家庭帶來幸福。我們相信它將給我們帶來麵包牛肉和啤酒。
君主立憲的英國在無數次流血事件之後終於給予了工人普選權，用選票化解了一場暴力危機。農業革命導致無數非洲裔農場工人被技術進步所拋棄，美國政府以完善的福利制度拯救了他們，同時將100多萬非洲裔公民招募進政府，成為智力要求較低的公務員階層。在經濟理論中，政府從來不會創造財富，而只會揮霍和浪費，公務員也往往更加循規蹈矩和平庸無能，因此權力本身就是發展和效率的反義詞。一個權力社會往往也是一個停滯和倒退的社會，甚至是一個反正義社會。人類的文明來自創新與生產，來自對壟斷和權力的控制，而不是掠奪與暴力，不是對權力的放縱。
近30是中國工業化進程最為迅猛的時期，與之相伴的是城市化過程，越來越多的中國農民離開鄉土進入城市。市民與農民最大的區別在於市民無法自給自足獨立生存，他必須依賴社會，因此市民社會必須是一個公民社會。人類自古都是技術進步的速度要遠遠快於社會進步的速度，因此常常釀成巨大悲劇。中國目前最大的政治誤區在於統治思維依然停留在古老的農業時代，將文化的市民當作自給自足自生自滅的農民，以傳統的對待農民的野蠻原始方式來展開對現代市民的討伐。
6. 中國目前僅失地農民就達1.27億左右，接近總人口的10%，而實際失業率應不低於這個數字。在失地又失業的情況下，因為沒有保障體系和救助體系，這些窮人必然面臨可怕的困境;大量農村出現老人自殺浪潮不得不引起人們警惕，這些給這個國家交了一輩子公糧的農民，在失去勞動力之後就被這個國家和社會拋棄?面對兩極分化的不幸局面，中國政府鮮有積極有效的作為，仍然採取了2000年專制傳統以強凌弱的暴力鎮壓模式。早在兩年前，中國官方花在「維穩」上的開支就高達5140億元，與5321億元的國防軍費幾乎相仿。這是清華大學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的研究結果，而且只是計算了內保費用，還不包括其他各種政府的「維穩」行為。2011年維穩費用的預算為6244億人民幣，比上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了中國2011年公開的軍費預算6011億元人民幣。
據估計，廣州市2007年社會維穩支出高達44億元，遠遠超過當年社會保障就業資金的35.2億元。花納稅人如此多血汗，不用於救助與建設，而是用於鎮壓和傷害，可見維穩主義在中國官方執政思想中不可思議的詭異位置。在現代政治理念中，「示威權」是正義政府對公民合法「生氣權」的承認，但中國政府則禁止你「生氣」，你必須保持「和諧」，這叫做「剛性維穩」，也就是公權力對公民杯葛抗議的「零容忍」。
所謂「剛性穩」，就是保護政府權力的排它性和封閉性，杜絕一切質疑與批評;用嚴厲管治來保持社會絕對秩序，把一切抗議性行為，如遊行、罷工、罷市、罷運等行為都視為無序和混亂，甚至連正常維權訴求和制度範圍內的「上訪」都遭到毫不留情的迫害;在少數人控制多數人的社會對立模式下，權力與利益當局對「群體性事件」不惜採取一切正常或不正常的手段進行壓制和打擊;在國家暴力、媒體宣傳、法律解釋和社會組織完全壟斷的完美條件下，政府權力已經徹底模糊了程序性與法治性的政治特點。維穩這種暴力體制化模式繼續發展下去，勢必有趨於暴力失控的警察軍人國家和流氓化社會的危險可能。美國著名思想家艾因•蘭德對流氓化社會有過這樣的描述:
政府不再是人們權利的保護者，而是成為最危險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護者，而是建立一種奴役的體制;不再使人們免受武力的威脅，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對付人民;不再是人們之間關係的協調者和基於社會準則的服務者，而是成為用威嚇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倚仗法律，對社會的支配來源於官僚機構的任意決斷......一種奇怪的顛倒：政府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而公民只能在得到政府同意的情況下才可以做。這是人類歷史上由野蠻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時代。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輪迴，中國源遠流長的史官文化常常認為，所謂歷史就是輪迴，二十四史就是24個輪迴。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說：「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100年前，中國還在一個偉大的天朝時期，每個人都留著一根象徵「政治正確」的辮子，壟斷了一切暴力的天朝似乎固若金湯。駐英公使郭嵩燾認為：「船堅炮利之兵事乃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國根本。」但他發現中國來的留學生都是學習軍事的，而日本留學生則多是學習科學和社會制度，因此對批評「中國寢處積薪，自以為安」。郭嵩燾馬上被官吏集團集體斥為「漢奸」而遭到嚴厲整治。其時，津浦鐵路官商督辦呂海寰因動用暴力強佔農民土地被撤職，攝政王載灃提議由酷吏唐紹儀接任督辦。張之洞奏稱：「朝廷用人，如不顧輿情，恐怕要激起民變。」載灃說：「有兵在，還怕什麼民變。」張之洞憤然道：「國家養兵，豈是用來打老百姓的?」皆不歡而散。張之洞出而咳血，長嘆道：「國運盡矣!」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1. 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將19世紀被稱之為「帝國的年代」，20世紀則被許多歷史學家稱為「意識形態的年代」。在這個世紀的最後10年，共產主義集團如多米諾骨牌一般土崩瓦解。政治學家福山以「歷史的終結」來蓋棺時，亨廷頓如同先知一般又提出「文明的衝突」。剛剛進入一個新千年的新世紀，911就如「約」而至，正可謂一語成讖。
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戰士成功劫持3架美國波音飛機，撞塌世界資本主義象徵物——紐約最高摩天大廈世貿中心;這場工業時代的「行為藝術」使3200多商業精英喪生，損失達數萬億美元。此次事件如此嚴重，以至於美國幾乎將其與珍珠港被襲相提並論。以「9•11」為節點，世界歷史剛剛邁出意識形態陰影下的冷戰，又跨入文明衝突的恐怖主義時代。
911那天晚上9點多鍾，我下樓買啤酒，在小店的電視裡看見一架飛機撞入世貿大廈，就隨口問老闆：「什麼電影?」老闆面無表情地說：「不是電影。」我趕緊跑回家打開電視，守著鳳凰衛視連續看了24小時……
儘管美國四分之一的民眾懷疑政府公開的911真相，甚至認為是美軍導彈炸毀了世貿大廈，而不是被本·拉登戰士劫持的波音飛機，但無疑911揭開了後冷戰世界進入恐怖主義時代的序幕，意識形態之爭在恐怖主義背景下幾乎冰消雪融。恐怖主義使戰爭進入到一種沒有敵人的、不對稱的超限戰時代。越是強大的對手往往越是脆弱，越是弱小的對手往往越是危險。
恐怖主義是弱者對強者的戰爭，首先它是一場戰爭。恐怖戰爭拉平了弱者與強者的等級，如同癌細胞與人的身體，如同螞蟻與大象，恐怖成為一種最有力的武器，這種危險勝過武器本身。
911悲劇在當時曾經引發了愚民教育下的中國青年廣泛的歡呼，從這種現象上我們可以看出恐怖主義的世界基礎。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半年後，2002年那個不幸的春天，中國接連發生數起嚴重空難，數百人遇難。中國民間同樣是一片幸災樂禍的聲音——只是因為人們認為「坐飛機的不是貪官污吏就是為富不仁的暴發戶」。
如果說美國是一個建立在共同信念下的世界國家的話，那麼中國則是一個被唯一一個社團用暴力和權力統治的封閉政治體。開放外向的美國更多地面臨著來自傳統文明和其他不同文明的杯葛和挑戰，封閉內向的中國則主要承受著內部的壓力和衝擊。因為去公民化和去競爭化，再加上信息極度不自由，透明度極低，缺乏普遍信仰與共識的中國社會基本處於一種原始的自然狀態，暴力成為解決社會矛盾的唯一手段，法律與道德幾乎已經失去應有的約束力和影響力。強者以暴力掠奪，弱者以暴力抗爭;強者以暴力傷害弱者，弱者以暴力傷害更弱者。一個中國邏輯的「和諧」社會下，已經不再有是非之分，而只有強弱之爭。
2 . 當人們都在關注震驚世界和改變世界的「美國911」之時，或者我們更應當低頭反思「中國911」，雖然它沒有改變世界，甚至沒有改變中國，但它卻是中國人不幸的當下，甚至是預示著一種不祥的未來。在人們做出應有的改變和努力之前，這種事件將以不斷重複的方式為人們帶來更多悲劇，從而成為這個時代標誌性的印記。
2004年9月11日，美國人正在紀念911事件3周年。這一天，41歲的楊國柱攜帶汽油和水果刀，闖入蘇州市小劍橋幼兒園。20分鐘之內有28名兒童被砍傷燒傷。
因為右腿微瘸家境貧困，楊國柱雖然在蘇州辛苦打工，但一直未能成家。2002年，政府催逼約4萬元的統籌款提留款，並威脅要拆他家的房子。楊柱國的父母嚇得雙雙自殺。楊國柱隨後不間斷地上訪，但無人過問。在這個陌生而又冷漠的城市，這個本分內向、愛小孩子的老實人只能把怨氣積壓在心底，直到最後崩潰。可以說楊國柱是鄭民生的前傳而已。雖然無論什麼樣的社會都難以避免崩潰的殺人狂出現，但我們似乎應當避免楊國柱鄭民生們的批量生產。
在楊國柱的「911事件」一年之後，2005年9月11日，31歲的河南農民工艾緒強劫持計程車衝進王府井步行街，製造了3死6傷的又一起「中國911」。 熊培雲曾經寫了《艾氏911》，來分析這個中國911悲劇的原因。
艾緒強來自河南農村，離婚後到北京一建築工地開鏟車為生。來北京打工5年，但經常拿不到工錢。「我無法在社會生存，我要報復，我選擇了與王府井同歸於盡!」艾緒強在法庭上慷慨激昂。
公訴人：你為什麼要開車撞人?
艾緒強：因為我要報復社會，報復富人。我覺得現在10個城裡人有9個都是黑心的。
公訴人：你為什麼要選擇王府井步行街?
艾緒強：因為我覺得王府井是中國最繁華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訴人：你想致富嗎?
艾緒強：(沉默)想。
公訴人：你有致富技能嗎?
艾緒強：沒有。我無法在社會生存，我選擇與王府井同歸於盡。
公訴人：你怎麼認定來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報復的人嗎?
艾緒強：沒有。在我的認識裡王府井是富人旅遊、散步、購物的地方。
公訴人：那你認為被你殺害的計程車司機也是富人嗎?
艾緒強：對此我表示遺憾，我要報復的不是他。我就是想把他砸暈，可是他反抗，他咬我，我就用本來想自己自殺用的刀把他扎死了。
在附帶民事原告人提出150多萬元的賠償要求時，艾緒強再次向受害人表示歉意：「我確實沒有能力賠償，我希望國家能給他們補償。」「我只想法官判我死刑，立即執行。」這是艾緒強在法庭上說的最後一句話。法官問艾緒強有什麼遺言，他一句話也沒說。
3 . 早在馬克思巴爾扎克時代，知識分子不斷地警告，工業化時代的發展模式的原動力來自於攀比和競爭，或者說，就是激活並放大人性中的貪婪與嫉妒，摧毀人類的智慧、平靜和幸福。因此，即使物質財富迅速增長，也不能產生普遍的幸福感。這個時代只有兩種人，窮人和富人，窮人就是失敗的不幸的人，富人就是成功的幸福的人。這種模式的衡量指標是GDP，而不是民眾的真實感受。「帶血的」GDP越是增加，大多數底層民眾的挫折感、疏離感和不安全感越是嚴重，使壓抑、焦慮和被拋棄感成為一種嚴重的社會疾病。
啟蒙時代的先知盧梭在《人類的不平等起源》中指出，財產是人類產生不平等的根源。而在一個沒有規則的年代，「不明來源」財產的原罪猜測使這種不平等變成一種割裂和敵視，撕裂著一個上升中的國家。中國911以一個人的恐怖主義來證明我們這個社會是「有罪」的。一個「有罪」的社會，需要它的所有社會成員「買單」，沒有誰可以倖免，甚至沒有人可以說自己是無辜的。這一點是與美國911最大的不同。
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從上世紀80年代起參與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調查。據他說，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基尼係數衡量著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差距。基尼係數若低於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人們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中國的基尼係數從30年前的0.28「發展」到1994年，就翻過了「警戒水位」，達到了0.434，然後以每年0.1%速度遞增，如今中國的基尼係數早已超越0.55而走向崩潰。即使官方的最保守估計，仍然達到可怕的0.47。
早在2009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就指出，中國基尼係數早在2006年就已達到0.49。中國不僅超過了國際上 0.4的警戒線，也超過了世界所有發達國家和幾乎所有不發達國家的水平。由於諱莫如深的特權群體隱性福利的大量存在，中國實際收入差距比0.55要高得多。中國的基尼係數不僅處於中國有史以來的歷史最高點，而且也達到世界最高水平。目前這種階層之間的分崩離析仍在繼續加速，基尼係數仍在上升，這是中國社會利益共享機制發生嚴重斷裂的顯著信號，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隨著中國貧富差距的持續加大，社會階層固化的嚴峻現實使窮會成為窮的原因，使富會成為富。富二代、官二代、窮二代，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令人窒息的「生殖器決定一切」的社會。無論窮人或者富人，都已經失去了奮鬥的意義。如同一灘絕望的死水，社會競爭依靠的是一個人的權力，而不是他的聰明才智，這足以令大多數窮人徹底放棄對未來的任何幻想，因為他早已徹底喪失了一切機會。面對不可撼動的權力，唯一僅存的顯示自己存在的只有微不足道的暴力。令人憂慮的是未來一代青年，他們本來是中國的未來，但在這個金錢暴力所製造的物慾時代，全球性經濟危機、弱肉強食的貧富差距、冷酷的拜金主義、「身份世襲」的社會結構板結化等等，使無數「80後」、「90後」不僅面臨著生存危機，也面臨前精神危機。道德、善良、勤奮、才華等美好的東西在功利扭曲的現實面前脆弱不堪。當崇尚權術的《厚黑學》和暴力至上的《狼圖騰》流行於中國大學校園時，足以提醒人們，普遍的失落感和挫敗感所造成的迷茫和迷失，正在揭幕一個灰暗時代的悲劇。
長久以來，中國就以「苦力」聞名世界，即使今天依然如此。每小時人均工資第一名是德國，大概是30美金，第二名美國，大概是22美金。泰國接近 2美金，中國才0.8美金一小時，位列全世界最後一名。雖然中國工資水平在全世界墊底，但中國工作時間卻是排第一名的，每年高達2200個小時，美國只有 1610小時，荷蘭最低只有1389小時，日本稍高是1758小時，巴西、阿根廷分別是1841小時和1903小時。
4. 作為一項良心事業，希望工程實施20年來，累計募集資金僅56.7億元，而一介黑領就動輒貪污公共資金數十億上百億，這使發動全社會捐款的希望工程變得十分可笑。比如，劉志軍時代的中國鐵道部系統在海外吃回扣、貪污腐敗工程款、由鐵道系統倒買倒賣火車票總數額高達600億人民幣，其中和劉志軍家族有關的有120億。與劉志軍「共產共妻」的國家院士、號稱「中國高鐵第一人」的鐵道部運輸局局長、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為自己在美國的妻女存了28億美元，如果換成100元的人民幣，足可以繞地球兩圈。
如果以年收入不足786元的計，全國有1479萬「絕對貧窮」人口;如果以年收入不超過1067元計，中國有4300萬「相對貧困」人口;這是中國官方制定的中國貧窮標準。如果按國際標準，溫家寶承認，中國有1.5億人口生活在聯合國設定的貧困線之下(溫家寶：《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2010 年9月23日在紐約聯合國第65屆聯大一般性辯論中講話)，超過總人口的10%;根據聯合國的標準，聯合國規定每天收入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屬於赤貧的人口;聯合國的標準貧困人口，是一天收入2美元以下。中國大陸在2010年12月份公布一個民政部的數據，說是要提高中國的貧困標準線，即每人年收入1千 1百80元。也就說，中國大陸的貧困線是1個月不到1百人民幣，十幾美元。中國大陸為什麼不按聯合國赤貧標準劃定貧困線?結果在中國政府發言人的解釋中：按照中國式貧困(即每人年收入1千1百80元)，大陸就只有4千萬了。但是，如果大陸貧困線提高到年收入1千5百元人民幣，貧困人口就是8千萬。一旦提高到每天收入在1.25美元標準線的時候，中國大陸則有2.5億赤貧人口!如果按照2美元收入計算，全中國有9億人口是屬於聯合國規定的貧困人口。
如果按照美國窮人的窮標準「4口之家年收入2.2萬美元(合人民幣至少15萬元)」，中國的窮人恐怕在95%以上。美國以稅收為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政府的官僚行政費用只佔稅收的1-2%，而給民眾提供的福利占稅收比例的40-50%。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光榮偉大的中國政府正好相反，官僚集團就花掉稅收的40-50%，提供社會的福利倒僅占稅收比例的8%，而且這些福利也基本成為官吏集團的私享品。據說中國的民生支出佔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數第一。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6.85萬億元，醫療、教育、社保、就業支出佔比不足15%，這些福利完全成為特權群體的禁臠，幾乎不可能落到最需要幫助的底層民眾手中。相比之下，美國這一比例達到61%。芮成鋼嘲諷履新不久的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說：「大使先生，您坐經濟艙，是否是在提醒美國欠中國很多錢呢?」中國「三公消費」每年就達到上萬億人民幣。
從公開的數據看，2007年，京滬高鐵投資預算增至2200億元;2008年，中央推出40000億投資計劃;2008年，中國免除46個國家 400多億債務;2008年，北京奧運會共耗資3000億人民幣;2009年，中國免除32個國家150筆債務;2009年，中國對非援助累計760億人民幣;2009年，中國累計對朝援助達8000億元;2009年，累計購買美國國債達到8100億美元，累計購買外債達到到2萬億美元;2009年，中國「三公消費」每年達到9000億人民幣;2009年，上海更換5000塊路牌就花費2億，平均每塊路牌4萬元;2009年，中國信貸總額近100000億人民幣;中國為爭奪國際發言權，改善國家形象，2009年撥出450億元人民幣用於對外宣傳，洗腦終於洗到了國外。2010年，上海世博會共耗資4000 億人民幣;2010 年，滬杭磁懸浮耗資350億……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6千萬人受災，中央撥款1.6億，並號召捐款;2010年，江西特大暴雨22萬人受災，贛州緊急撥款60萬人民幣……中國人口佔世界的30%，而衛生投入僅佔世界的2%，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說，全民免費醫療每年需1600億，中國目前不具備這個經濟實力。
傳統的經濟學家們常說，窮富差距是發展不平衡的「正常代價」。中國的災難在於這些代價並非因為市場的經濟原因，而是因為人為的壞制度。比如久為詬病的高考歧視問題，直接觸犯了憲法，但卻在既得利益者的權力支持下，以極其不正義不光彩的陰暗方式存在。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個考上北大; 而在北京，每287個學生中就有一個人能考上北大;並不是北京學生智力多高，而僅僅是他父母是北京人的緣故。僅從這一點來說，北京人的精子比安徽人的精子所獲得的公共教育資源要高出50多倍。持續的社會資源畸形分配，使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上世紀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壓制在社會底層的中國農民已經徹底喪失了社會上升的正義管道。在官方大張旗鼓的中非希望工程如火如荼全面展開的同時，北京當局以秋風掃落葉的氣勢掃蕩封殺了幾十所民工子弟學校。社會道義與政治正義在中國已經淪為一種聳人聽聞的危險詞語，這不能不令每個心智正常的好人感到悲憤。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社會曾經為人們提供了很多機會，當時只要有膽識不怕苦，下海當個體戶的、搞承包的、考大學的、出國留學的，以及後來炒股票的、炒樓的、弄創業板的，很多人都依靠自己的才智改變了自身的命運。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關係，不需要權力資源，有膽子有智力去做就行。時過境遷，現在的社會氛圍下，一個人生存越來越需要家庭和權力資源，沒有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源的人，改變自己的命運越來越難。而在城管暴力、房地產暴利和稅收苛政之下，私營經濟的前景越來越黯淡，更談不上創新的發展機會。
隨著官方從政治壟斷向經濟壟斷的發展，中國財富結構逐漸與權力結構重合，財富排行榜越來越像權力排行榜，社會階層就是一個以權力為中心的同心圓，離生產越遠，越有錢，離權力越近越有錢，離權力最遠的底層民眾，就像螺旋轉動一樣，都被拋出局外，成為被拋棄的人類廢品。他們甚至被權力任意地剝奪僅有生存的土地、棲身的房屋、謀生的工具等。2006年8月11日，賣烤腸的崔英傑被城管李志強搶去謀生的三輪車。崔英傑苦求無果，怒刺李志強。
官商經濟模式之下，任何財富幾乎都被骯髒的權力污染，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就成為權力社會人們的普遍心態，遠離權力的窮人天然就是正義的代表，而壟斷權力和富裕者天然就帶著「原罪」，「仇富」實際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人類良心體現。仇富的本質是人類對不公和掠奪的天然抗議;在這種原罪下，那些得到財富的富人也惶惶不可終日，每年大量的富人遭到滅門屠殺卻得不到人們同情。這種貧富割裂實際已經成為道德切割，大多數富人之所以紛紛攜款逃離中國，既是一種對危險的本能反應，也預示著對中國社會未來的徹底絕望。在一個理性文明的社會，財富並不意味著罪惡，比如人們不會憎惡喬布斯的「暴富」。
5. 法蘭西的良心雨果在《悲慘世界》中，為人類描述了貧窮、革命、法律和仁愛的艱難關係。因為偷了一塊麵包救兒子而坐牢十九年的假釋犯冉阿冉在偷盜神父的銀器時，被神父對他的仁愛和尊重所感化，最後他成為一個厚道義氣的紳士，熱心地幫助無數窮人。面對善良的「罪犯」冉阿冉，沙威警長在法律和良心的衝突中崩潰，毅然跳河自殺。
亞當•斯密曾經打過一個比方，他說兩條狗不懂得談判和交換，而只會撕咬和爭奪，勝了就擁有骨頭，輸了就失去一切;而人是理性動物，人的高明之處是進行談判與合作，然後通過契約消除暴力，因此人類與狗最大的不同就是「文明」。在中國傳統中，似乎理性與契約精神比較缺失，一直沒有超越動物最原始的暴力階段。但中國傳統並不缺乏正義要求，「殺富濟貧」就是「替天行道」。對中國人來說，正義與暴力焦不離孟孟不離焦，所有的正義都要用暴力了索取，這就是吳思說的「血酬定律」。「成者王侯敗者寇」，在中國普遍的價值觀中，正義與不正義之間的界限往往很容易模糊，甚至沒有是非對錯，只有暴力的勝負。
中國歷史從來都是「殺富濟貧」的暴力革命史，從未建立起一個避免暴力的公平制度。中國歷代統治者就像一條吞噬自己尾巴的蛇一樣，在不擇手段地斂聚中玉石俱焚，財富與罪惡均化為烏有。這種輪迴和循環幾乎成為一個中國人無法擺脫的詛咒，一代代在這個怪圈中掙扎，窮人辛辛苦苦地積累，富人焚琴烹鶴地揮霍，最後在一場暴力和報應中歸零。中國歷史就這樣周期性的進行道德清算和良心重建，窮人重新成為富人，富人重新成為窮人，一切都為了揚眉吐氣的「翻身」。雷蒙· 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說：「暴力一旦自認為服務於歷史的真理和絕對的真理，它就會成為更加慘無人道的東西。」
200多年前，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裡論述美國憲法時這樣說：
人類的財產能力為財產權利的源泉;這種能力的懸殊實是人類趨向利益一致的一種不可超越的阻礙。保護這些能力是政府的首要目的。由於保護各種不平等的獲得財產的能力，馬上產生了程度不同和種類各別的財產所有;……社會遂分裂為不同的利益集團和黨派……造成派別的最一般的經久的原因就是財產分配的差異與不均。擁有財產的人們與沒有財產的人們總是形成了社會上的對立的利益集團。調和這些不同的錯綜的利益成為現代立法的主要任務，並且滲透了參加必要的和尋常的政治活動的黨派的精神。
正如平等自古就是人類的理想，不平等也自古就是人類的現實。人類的平等期盼更多地是對機會平等的訴求，或者說是對公平競爭的天然要求。即使同樣的貧富差距，中國與美國的最大不同是機會不平等和調節失靈。比爾蓋茨和喬布斯的暴富並沒有使別人更窮，但對很多中國公司、中國黑領和中國商人來說，他們的富裕完全建立在他人的貧窮之上。相比之下，中國社會更充滿風險。在近30年全球化經濟體系下，壟斷了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黑領群體已經徹底坐大，成為這個國家的新貴族和霸道主人。中國社會的所有發展機會已經越來越壟斷化，而且這種不正義的壟斷已經越來越制度化和法律化;也就是說，以國家暴力來維持少數人的不正義特權，打壓大多數的正義競爭訴求。福利與慈善的救助調節管道在一次次見不得人的醜聞見證下，已經證明完全失效，被剝奪一切機會和權利的弱者只能自生自滅，國家甚至將其視為一種廢品和麻煩。
事實上，西方工業化早期同樣出現大量的貧富割裂問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因此出現了可怕的馬克思主義和邪惡的法西斯主義;但具有極大修復能力和調節能力的民主政治挽救了人類社會，政治的福利與宗教的慈善彌合了「富裕社會」的裂痕，重建了一個溫和文明的公民社會。在法國革命之後，思想家托馬斯·希爾·格林發自良心地指出，一個社會不可能永遠把窮人排除在公民的身份之外。「沒有普選權，便是死路一條」。1836年6月9日，倫敦工人協會發布了《人民憲章》：
我們要求普選權，因為這是我們的權利，不僅僅是因為它是我們的權利，也是因為我們相信它將會給我們的國家帶來自由，給我們的家庭帶來幸福。我們相信它將給我們帶來麵包牛肉和啤酒。
君主立憲的英國在無數次流血事件之後終於給予了工人普選權，用選票化解了一場暴力危機。農業革命導致無數非洲裔農場工人被技術進步所拋棄，美國政府以完善的福利制度拯救了他們，同時將100多萬非洲裔公民招募進政府，成為智力要求較低的公務員階層。在經濟理論中，政府從來不會創造財富，而只會揮霍和浪費，公務員也往往更加循規蹈矩和平庸無能，因此權力本身就是發展和效率的反義詞。一個權力社會往往也是一個停滯和倒退的社會，甚至是一個反正義社會。人類的文明來自創新與生產，來自對壟斷和權力的控制，而不是掠奪與暴力，不是對權力的放縱。
近30是中國工業化進程最為迅猛的時期，與之相伴的是城市化過程，越來越多的中國農民離開鄉土進入城市。市民與農民最大的區別在於市民無法自給自足獨立生存，他必須依賴社會，因此市民社會必須是一個公民社會。人類自古都是技術進步的速度要遠遠快於社會進步的速度，因此常常釀成巨大悲劇。中國目前最大的政治誤區在於統治思維依然停留在古老的農業時代，將文化的市民當作自給自足自生自滅的農民，以傳統的對待農民的野蠻原始方式來展開對現代市民的討伐。
6. 中國目前僅失地農民就達1.27億左右，接近總人口的10%，而實際失業率應不低於這個數字。在失地又失業的情況下，因為沒有保障體系和救助體系，這些窮人必然面臨可怕的困境;大量農村出現老人自殺浪潮不得不引起人們警惕，這些給這個國家交了一輩子公糧的農民，在失去勞動力之後就被這個國家和社會拋棄?面對兩極分化的不幸局面，中國政府鮮有積極有效的作為，仍然採取了2000年專制傳統以強凌弱的暴力鎮壓模式。早在兩年前，中國官方花在「維穩」上的開支就高達5140億元，與5321億元的國防軍費幾乎相仿。這是清華大學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的研究結果，而且只是計算了內保費用，還不包括其他各種政府的「維穩」行為。2011年維穩費用的預算為6244億人民幣，比上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了中國2011年公開的軍費預算6011億元人民幣。
據估計，廣州市2007年社會維穩支出高達44億元，遠遠超過當年社會保障就業資金的35.2億元。花納稅人如此多血汗，不用於救助與建設，而是用於鎮壓和傷害，可見維穩主義在中國官方執政思想中不可思議的詭異位置。在現代政治理念中，「示威權」是正義政府對公民合法「生氣權」的承認，但中國政府則禁止你「生氣」，你必須保持「和諧」，這叫做「剛性維穩」，也就是公權力對公民杯葛抗議的「零容忍」。
所謂「剛性穩」，就是保護政府權力的排它性和封閉性，杜絕一切質疑與批評;用嚴厲管治來保持社會絕對秩序，把一切抗議性行為，如遊行、罷工、罷市、罷運等行為都視為無序和混亂，甚至連正常維權訴求和制度範圍內的「上訪」都遭到毫不留情的迫害;在少數人控制多數人的社會對立模式下，權力與利益當局對「群體性事件」不惜採取一切正常或不正常的手段進行壓制和打擊;在國家暴力、媒體宣傳、法律解釋和社會組織完全壟斷的完美條件下，政府權力已經徹底模糊了程序性與法治性的政治特點。維穩這種暴力體制化模式繼續發展下去，勢必有趨於暴力失控的警察軍人國家和流氓化社會的危險可能。美國著名思想家艾因•蘭德對流氓化社會有過這樣的描述:
政府不再是人們權利的保護者，而是成為最危險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護者，而是建立一種奴役的體制;不再使人們免受武力的威脅，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對付人民;不再是人們之間關係的協調者和基於社會準則的服務者，而是成為用威嚇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倚仗法律，對社會的支配來源於官僚機構的任意決斷......一種奇怪的顛倒：政府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而公民只能在得到政府同意的情況下才可以做。這是人類歷史上由野蠻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時代。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輪迴，中國源遠流長的史官文化常常認為，所謂歷史就是輪迴，二十四史就是24個輪迴。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說：「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100年前，中國還在一個偉大的天朝時期，每個人都留著一根象徵「政治正確」的辮子，壟斷了一切暴力的天朝似乎固若金湯。駐英公使郭嵩燾認為：「船堅炮利之兵事乃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國根本。」但他發現中國來的留學生都是學習軍事的，而日本留學生則多是學習科學和社會制度，因此對批評「中國寢處積薪，自以為安」。郭嵩燾馬上被官吏集團集體斥為「漢奸」而遭到嚴厲整治。其時，津浦鐵路官商督辦呂海寰因動用暴力強佔農民土地被撤職，攝政王載灃提議由酷吏唐紹儀接任督辦。張之洞奏稱：「朝廷用人，如不顧輿情，恐怕要激起民變。」載灃說：「有兵在，還怕什麼民變。」張之洞憤然道：「國家養兵，豈是用來打老百姓的?」皆不歡而散。張之洞出而咳血，長嘆道：「國運盡矣!」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