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7日訊】10月6日，一些粉絲自發來到蘋果北京三裡屯專賣店門口，擺上列印的喬布斯的照片和鮮花表達對喬布斯離去的哀思。美國蘋果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史蒂夫·喬布斯5日逝世的消息，引起全球乃至很多中國「蘋果迷」的哀思。
托夫勒在《權力的轉移》一書中，將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3個階段：暴力社會、財富社會和知識社會。早期野蠻時代和極權主義都屬於暴力社會，所有的權力都來自暴力；在傳統資本主義社會，金錢代替了暴力，財富是權力主要出處；在後工業時代或者後資本主義時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知識將成為最大權力。在傳統時代，暴力屬於強者，財富屬於富人；在科技時代，知識屬於每一個人，即使弱者和窮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暴力金錢可以被壟斷，但知識是難以壟斷的，「知識是最具民主性格的權力來源」。暴力與財富都建立在掠奪之上，知識經濟則消除了掠奪，人類社會更加文明。
中國政府曾於2006年宣布要跨越式發展，在2020年把中國建成「創新型國家」，通過推動本國企業的自主創新把中國技術對外依存度從70%降至 30%。5年多過去了，中國企業整體上「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術、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觀。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光纖製造裝備的 100%、集成電路晶元製造設備的85%、石油化工裝備的80%、轎車工業設備、紡織機械、膠印設備的70%依靠進口」。中國企業無論在國內市場還是發達國家市場，在原始創新上的國際競爭力都遠遠落後於西方企業、甚至台灣企業。
1981年美國IBM推出世界上第一台個人電腦，1984年，中國長城公司就製造出長城100電腦，而且能識別漢字。1986年，長城公司的520電腦開始中國電腦的產業化。「25年過去了，美國蘋果的平板電腦仍然征服全球的消費者，IBM的商用計算機進入了雲計算，英特爾的晶元、微軟的軟體仍然壟斷全世界，電腦也已經變化出手機、音樂播放器等琳琅滿目的電子產品。我們那些風雲一時的電腦企業呢？巨人已經做腦白金了，四通不見了。我們還有聯想，可聯想10年前就不做電腦了，它是一家電腦銷售公司，台灣企業製造，它貼上聯想的牌子賣。 (中國的)這些電腦企業做了一個共同的產業：房地產。……聯想不做電腦，但做房地產成功，也做金融和投資了。」而那個中國官辦機構研發的「世界計算速度最快」的大型電腦，晶元和其他重要器件，都是外國的。
據統計，目前世界64%的財富依賴於人力或智力資本，知識性的無形財富已經成為人類的主要財富，世界經濟由勞動密集型轉向知識密集型，軟體比硬體更加可貴。正如德魯克所說，「後資本主義社會」最根本的經濟資源不再是資本或自然資源，也不再是勞動力，而是知識（技術不是知識）；知識將成為唯一重要的資本，從而將人類帶入一個「個人主義時代」。雖然「蘋果」是富士康「製造的」，但卻是喬布斯「創造的」；一個人的大腦遠遠勝過100多萬工人的手，這就是知識的價值。
如果說第二次浪潮還屬於暴力經濟的話，那麼第三次浪潮就是知識經濟，完全依靠科技文明，營造了一個智能的信息社會。在這裡，智慧是一種普遍狀態，比人更加聰明能幹的機器向人們提出一個哲學命題：機器會代替一切嗎？機器會統治人類嗎？蘇格拉底常常思考「人應當怎樣活著」，技術變革註定會改變人們思考的方式和習慣，甚至完全改變人們的智力水平和身體結構。「我願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換取和蘇格拉底相處的一個下午」，這就是喬布斯的夢想。與其說他是企業家，不如說他是創意大師；他沒有發明電腦，也沒有發明MP3，也沒有發明手機，但他發明了「蘋果」。他將工業美學通過技術發揮到極致，技術的精妙與藝術的完美融為一體，使工業品充滿一種動人心魄的靈魂。
拜中國教育所賜，在相當長的一個時間內，中國都不可能出現喬布斯。一個思想被控制的國家，一個言論自由得不到基本保護的地區，每個人同時必然會失去創新的思想動力。同時，「中國的政治體制聽任知識產權遭到侵犯，鼓勵員工偽造學歷，鼓勵公司生產假冒商品，研究人員發表虛假的科研成果。這都削弱中國的創新能力」。
知識時代是一個精英與群氓的時代。一棟大樓固然要許多人來建設，但大樓的「靈魂」即設計者卻無論如何不能是「集體」，集體只能從事簡單的、機械的勞動，而創造性的勞動永遠需要靠個人完成。「群體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才的智能」。牛頓和愛因斯坦的工作是不可能靠集體完成的；中國人即使人數再多，如果不激發個人天才，即使積累一億個臭皮匠的「集體智能」也還是臭皮匠的智能，永遠不會勝過愛因斯坦的智能。
知識權力下的第三次浪潮是一個創造的時代，一切守舊和重複都將重新落入第二次浪潮的陷阱，淪為先進國家的奴僕和奴隸。在創新體制下，先進國家製造業比例逐年下降，原始工業作為無技術的落後文明正在從民主的富國轉到專制的窮國中去。出於戰略與經濟考慮，雖然富國不可能完全放棄製造業，但「去工業化」的趨勢非常明顯，只生產一些主要商品，而且採用自動化技術，從而使用更少的工人。面向未來，經濟增長將越來越多地來源於技術創新，並使這種技術收益被大家共同分享。從英國的火車、德國的汽車、美國的電腦到日本的電器，這些新技術並沒有使別人更窮，反而使大家都比以前生活得更好。相對而言，只有那些不平等的特權社會，人們的財富和機會常常被權力剝奪；少數人的富裕完全建立在多數人的貧窮之上，從而摧毀了創新精神，最終使這個國家走向貧困和失敗。
世界一半人口進入城市用了8000多年，而剩餘的一半人口進入城市則只需要80年。小說家余華樂觀地認為，中國用40年時間，走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從黑暗的中世紀到文明的後現代社會400年的發展道路。面對艱難的現實，我們其實很難從今天的西方找到我們的困惑出處。但如果翻開塵封的巴爾扎克和狄更斯的小說，或者馬克思的《資本論》，那裡處處都是我們當下苦苦掙扎的鏡像。如果說西方正步入第三次浪潮的話，那麼中國依然徘徊在第二次浪潮中。美國有喬布斯，中國有史玉柱；美國有「蘋果」，中國有富士康。第二次浪潮的工業文明需要龐大的政府作為工具，以組織協調整個體制的運轉。斯大林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成為第二次浪潮的黃金法則，這是一個完美的權力社會，所謂民主不過只是皇帝的新裝。
作為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業屬於技術低端的加工生產，準確地說，是世界加工廠。前商務部長薄熙來坦言，中國要出口1億條褲子才換回美國一架波音747。對中國來說，只有中國製造沒有中國創造，離開了西方的科技支持，中國製造亦無從談起。據說全世界每年申請的發明專利，美國佔40%強，中國不到1%。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皮包和服裝生產基地，但中國沒有LV、古奇和阿瑪尼。亦官亦商的官辦企業繼續以壟斷和低技術獲得巨額暴利，卑微的私企在壟斷官企和跨國公司的擠壓中艱難求生。全球化並沒有導致「歷史的終結」，卻導致了「西方的衰落」，資本與技術的加速流動改變了以往以國家為主體的全球產業分工和貿易模型，亞洲稱為後工業時代的新大陸。作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贏家，中國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無一例外都被西方跨國公司主導。
正如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羅格曼講的：「進步的真正源頭是那些鐵石心腸的跨國公司和貪得無厭的企業家。雖然他們只關心如何利用廉價勞工帶來的獲利良機，但他們的行動無意間帶來了改善大眾生活的直接後果。」後發的中國經過30年狂追，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過程，儘管比英國晚了150多年。美國就像當年的英國一樣，以為只要每個人買一支牙刷，美國就可以賣給中國10億支牙刷，然而實際上卻是中國人把牙刷賣給美國。「鐵娘子」撒切爾夫人曾經斷言中國成不了超級大國，「因為中國沒有那種可以用來推進自己的力量，進而削弱我們西方世界具有傳染力的思想體系；今天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柏拉圖有句名言：「思想永遠是宇宙的統治者。」
在中國，人人都在爭著當官發財而不是搞研究創新。在全世界房地產一片蕭條的背景下，中國房地產市場10餘年紅旗不倒舉國狂歡。從圈地到賣地到融資到驗收，權力資本通過房地產這個三極體得到最大可能的能量放大。毫無技術含量的房地產大潮使中國那丁點兒廉價的人力資本在權力資本面前失去最後一點尊嚴，白領因房為奴故稱「房奴」。遍布中國南北的那些萬裡長城般浩大的高科技產業園和阿房宮式的大學新校區，無一不是權力資本搞的房地產項目和形象工程，一切都與真正的人力資本無關。
10年前，一個叫史玉柱的計算機專家把一種叫腦黃金的飲品賣給全中國人，廣告詞是「讓一部分中國人先聰明起來」。巨人不幸趴下了，旋即又鯉魚打挺站了起來。10年後，腦黃金變成了腦白金，前度劉郎今又來，仍是中國賣得最火最瘋狂的玩意兒，也是中國最諷刺最厚黑的喜劇。對中國人的腦袋來說，聰明或許已經不重要了，收禮才是重要的。從此中國國家電視台每天都在聲嘶力竭地呼籲：「收禮只收腦白金」。腦子的功能本是生產智力，在中國文化中竟可以淪為吃飯的傢伙。美國可以誕生喬布斯，中國只能產生史玉柱。史玉柱朝三暮四的詭異成功，證明中國已經陷入一種對智力的病態焦慮和對權力的病態迷戀。
「因為所有的事情——榮譽、聲望、對尷尬和失敗的懼怕——在面對死亡的時候都將煙消雲散，只留下真正重要的東西。在我所知道的各種方法中，提醒自己即將死去是避免產生上述想法的最好辦法。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沒有理由不聽從你內心的呼喚。」喬布斯曾經對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們說：「你們的時間有限，所以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別人的生活裡。不要被條條框框束縛，否則你就生活在他人思考的結果裡。不要讓他人的觀點所發出的噪音淹沒你內心的聲音。最為重要的是，要有遵從你的內心和直覺的勇氣，它們可能已知道你其實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其他事物都是次要的。」
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是微軟的天下，那麼進入21世紀以來，後來居上的蘋果，已經成為美國的象徵和全世界的科技標杆。喬布斯7次登上《時代》雜誌封面 ——「他改變了世界。」互聯網的影響遠遠超過了電腦本身，它以軟體的名義使技術更加抽象和獨立，地球因此進一步大大「縮小」和變平，全人類實現了無成本的信息交流和知識共享。人們的生產、生活、工作、學習、思維等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知識經濟將人類帶入一個「信息時代」。互聯網時代的知識不僅超越了政治，甚至超越了物質，變成赤裸裸的真理，這將帶給中國自從孔子時代之後的又一次大啟蒙運動。如果說第一次啟蒙使中國走出了蒙昧，走進了野蠻；那麼第二次啟蒙將使中國走出野蠻，走進文明。
從福特的T型車、萊維特的安居房到喬布斯的個人電腦，張揚的平民精神是美國與古老歐洲最大的不同；所謂「美國夢」就是讓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讓更多的人享有，而不只是少數貴族的禁臠。從亨利福特到愛迪生，從比爾蓋茨到喬布斯，美國精神始終是一種平民精神和草根精神。創新的背後，是一個健全的人格對智慧的崇拜，和對特權的反抗。對一個人人想當官的中國人來說，喬布斯永遠是一個異端。在中國，雖然人們喜愛「蘋果」，但並不代表喜歡喬布斯。
史蒂夫·喬布斯（Steve Paul Jobs），1972年高中畢業後，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裡德學院只念了一學期的書；1974年喬布斯在一家公司找到設計電腦遊戲的工作。兩年後，時年 21歲的喬布斯和26歲的沃茲尼艾克在喬布斯家的車庫裡成立了蘋果電腦公司；1985年獲得了由裡根總統授予的國家級技術勳章；1996年，蘋果公司重新僱用喬布斯作為其兼職顧問；1997年9月，喬布斯重返該公司任首席執行官。1997年成為《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2009年被財富雜誌評選為這十年美國最佳CEO，同年當選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之一。2011年8月24日，喬布斯提出辭職。2011年10月6日，喬布斯去世，享年56歲。
文章來源：《共識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托夫勒在《權力的轉移》一書中，將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3個階段：暴力社會、財富社會和知識社會。早期野蠻時代和極權主義都屬於暴力社會，所有的權力都來自暴力；在傳統資本主義社會，金錢代替了暴力，財富是權力主要出處；在後工業時代或者後資本主義時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知識將成為最大權力。在傳統時代，暴力屬於強者，財富屬於富人；在科技時代，知識屬於每一個人，即使弱者和窮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暴力金錢可以被壟斷，但知識是難以壟斷的，「知識是最具民主性格的權力來源」。暴力與財富都建立在掠奪之上，知識經濟則消除了掠奪，人類社會更加文明。
中國政府曾於2006年宣布要跨越式發展，在2020年把中國建成「創新型國家」，通過推動本國企業的自主創新把中國技術對外依存度從70%降至 30%。5年多過去了，中國企業整體上「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術、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觀。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光纖製造裝備的 100%、集成電路晶元製造設備的85%、石油化工裝備的80%、轎車工業設備、紡織機械、膠印設備的70%依靠進口」。中國企業無論在國內市場還是發達國家市場，在原始創新上的國際競爭力都遠遠落後於西方企業、甚至台灣企業。
1981年美國IBM推出世界上第一台個人電腦，1984年，中國長城公司就製造出長城100電腦，而且能識別漢字。1986年，長城公司的520電腦開始中國電腦的產業化。「25年過去了，美國蘋果的平板電腦仍然征服全球的消費者，IBM的商用計算機進入了雲計算，英特爾的晶元、微軟的軟體仍然壟斷全世界，電腦也已經變化出手機、音樂播放器等琳琅滿目的電子產品。我們那些風雲一時的電腦企業呢？巨人已經做腦白金了，四通不見了。我們還有聯想，可聯想10年前就不做電腦了，它是一家電腦銷售公司，台灣企業製造，它貼上聯想的牌子賣。 (中國的)這些電腦企業做了一個共同的產業：房地產。……聯想不做電腦，但做房地產成功，也做金融和投資了。」而那個中國官辦機構研發的「世界計算速度最快」的大型電腦，晶元和其他重要器件，都是外國的。
據統計，目前世界64%的財富依賴於人力或智力資本，知識性的無形財富已經成為人類的主要財富，世界經濟由勞動密集型轉向知識密集型，軟體比硬體更加可貴。正如德魯克所說，「後資本主義社會」最根本的經濟資源不再是資本或自然資源，也不再是勞動力，而是知識（技術不是知識）；知識將成為唯一重要的資本，從而將人類帶入一個「個人主義時代」。雖然「蘋果」是富士康「製造的」，但卻是喬布斯「創造的」；一個人的大腦遠遠勝過100多萬工人的手，這就是知識的價值。
如果說第二次浪潮還屬於暴力經濟的話，那麼第三次浪潮就是知識經濟，完全依靠科技文明，營造了一個智能的信息社會。在這裡，智慧是一種普遍狀態，比人更加聰明能幹的機器向人們提出一個哲學命題：機器會代替一切嗎？機器會統治人類嗎？蘇格拉底常常思考「人應當怎樣活著」，技術變革註定會改變人們思考的方式和習慣，甚至完全改變人們的智力水平和身體結構。「我願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換取和蘇格拉底相處的一個下午」，這就是喬布斯的夢想。與其說他是企業家，不如說他是創意大師；他沒有發明電腦，也沒有發明MP3，也沒有發明手機，但他發明了「蘋果」。他將工業美學通過技術發揮到極致，技術的精妙與藝術的完美融為一體，使工業品充滿一種動人心魄的靈魂。
拜中國教育所賜，在相當長的一個時間內，中國都不可能出現喬布斯。一個思想被控制的國家，一個言論自由得不到基本保護的地區，每個人同時必然會失去創新的思想動力。同時，「中國的政治體制聽任知識產權遭到侵犯，鼓勵員工偽造學歷，鼓勵公司生產假冒商品，研究人員發表虛假的科研成果。這都削弱中國的創新能力」。
知識時代是一個精英與群氓的時代。一棟大樓固然要許多人來建設，但大樓的「靈魂」即設計者卻無論如何不能是「集體」，集體只能從事簡單的、機械的勞動，而創造性的勞動永遠需要靠個人完成。「群體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才的智能」。牛頓和愛因斯坦的工作是不可能靠集體完成的；中國人即使人數再多，如果不激發個人天才，即使積累一億個臭皮匠的「集體智能」也還是臭皮匠的智能，永遠不會勝過愛因斯坦的智能。
知識權力下的第三次浪潮是一個創造的時代，一切守舊和重複都將重新落入第二次浪潮的陷阱，淪為先進國家的奴僕和奴隸。在創新體制下，先進國家製造業比例逐年下降，原始工業作為無技術的落後文明正在從民主的富國轉到專制的窮國中去。出於戰略與經濟考慮，雖然富國不可能完全放棄製造業，但「去工業化」的趨勢非常明顯，只生產一些主要商品，而且採用自動化技術，從而使用更少的工人。面向未來，經濟增長將越來越多地來源於技術創新，並使這種技術收益被大家共同分享。從英國的火車、德國的汽車、美國的電腦到日本的電器，這些新技術並沒有使別人更窮，反而使大家都比以前生活得更好。相對而言，只有那些不平等的特權社會，人們的財富和機會常常被權力剝奪；少數人的富裕完全建立在多數人的貧窮之上，從而摧毀了創新精神，最終使這個國家走向貧困和失敗。
世界一半人口進入城市用了8000多年，而剩餘的一半人口進入城市則只需要80年。小說家余華樂觀地認為，中國用40年時間，走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從黑暗的中世紀到文明的後現代社會400年的發展道路。面對艱難的現實，我們其實很難從今天的西方找到我們的困惑出處。但如果翻開塵封的巴爾扎克和狄更斯的小說，或者馬克思的《資本論》，那裡處處都是我們當下苦苦掙扎的鏡像。如果說西方正步入第三次浪潮的話，那麼中國依然徘徊在第二次浪潮中。美國有喬布斯，中國有史玉柱；美國有「蘋果」，中國有富士康。第二次浪潮的工業文明需要龐大的政府作為工具，以組織協調整個體制的運轉。斯大林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成為第二次浪潮的黃金法則，這是一個完美的權力社會，所謂民主不過只是皇帝的新裝。
作為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業屬於技術低端的加工生產，準確地說，是世界加工廠。前商務部長薄熙來坦言，中國要出口1億條褲子才換回美國一架波音747。對中國來說，只有中國製造沒有中國創造，離開了西方的科技支持，中國製造亦無從談起。據說全世界每年申請的發明專利，美國佔40%強，中國不到1%。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皮包和服裝生產基地，但中國沒有LV、古奇和阿瑪尼。亦官亦商的官辦企業繼續以壟斷和低技術獲得巨額暴利，卑微的私企在壟斷官企和跨國公司的擠壓中艱難求生。全球化並沒有導致「歷史的終結」，卻導致了「西方的衰落」，資本與技術的加速流動改變了以往以國家為主體的全球產業分工和貿易模型，亞洲稱為後工業時代的新大陸。作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贏家，中國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無一例外都被西方跨國公司主導。
正如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羅格曼講的：「進步的真正源頭是那些鐵石心腸的跨國公司和貪得無厭的企業家。雖然他們只關心如何利用廉價勞工帶來的獲利良機，但他們的行動無意間帶來了改善大眾生活的直接後果。」後發的中國經過30年狂追，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過程，儘管比英國晚了150多年。美國就像當年的英國一樣，以為只要每個人買一支牙刷，美國就可以賣給中國10億支牙刷，然而實際上卻是中國人把牙刷賣給美國。「鐵娘子」撒切爾夫人曾經斷言中國成不了超級大國，「因為中國沒有那種可以用來推進自己的力量，進而削弱我們西方世界具有傳染力的思想體系；今天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柏拉圖有句名言：「思想永遠是宇宙的統治者。」
在中國，人人都在爭著當官發財而不是搞研究創新。在全世界房地產一片蕭條的背景下，中國房地產市場10餘年紅旗不倒舉國狂歡。從圈地到賣地到融資到驗收，權力資本通過房地產這個三極體得到最大可能的能量放大。毫無技術含量的房地產大潮使中國那丁點兒廉價的人力資本在權力資本面前失去最後一點尊嚴，白領因房為奴故稱「房奴」。遍布中國南北的那些萬裡長城般浩大的高科技產業園和阿房宮式的大學新校區，無一不是權力資本搞的房地產項目和形象工程，一切都與真正的人力資本無關。
10年前，一個叫史玉柱的計算機專家把一種叫腦黃金的飲品賣給全中國人，廣告詞是「讓一部分中國人先聰明起來」。巨人不幸趴下了，旋即又鯉魚打挺站了起來。10年後，腦黃金變成了腦白金，前度劉郎今又來，仍是中國賣得最火最瘋狂的玩意兒，也是中國最諷刺最厚黑的喜劇。對中國人的腦袋來說，聰明或許已經不重要了，收禮才是重要的。從此中國國家電視台每天都在聲嘶力竭地呼籲：「收禮只收腦白金」。腦子的功能本是生產智力，在中國文化中竟可以淪為吃飯的傢伙。美國可以誕生喬布斯，中國只能產生史玉柱。史玉柱朝三暮四的詭異成功，證明中國已經陷入一種對智力的病態焦慮和對權力的病態迷戀。
「因為所有的事情——榮譽、聲望、對尷尬和失敗的懼怕——在面對死亡的時候都將煙消雲散，只留下真正重要的東西。在我所知道的各種方法中，提醒自己即將死去是避免產生上述想法的最好辦法。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沒有理由不聽從你內心的呼喚。」喬布斯曾經對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們說：「你們的時間有限，所以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別人的生活裡。不要被條條框框束縛，否則你就生活在他人思考的結果裡。不要讓他人的觀點所發出的噪音淹沒你內心的聲音。最為重要的是，要有遵從你的內心和直覺的勇氣，它們可能已知道你其實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其他事物都是次要的。」
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是微軟的天下，那麼進入21世紀以來，後來居上的蘋果，已經成為美國的象徵和全世界的科技標杆。喬布斯7次登上《時代》雜誌封面 ——「他改變了世界。」互聯網的影響遠遠超過了電腦本身，它以軟體的名義使技術更加抽象和獨立，地球因此進一步大大「縮小」和變平，全人類實現了無成本的信息交流和知識共享。人們的生產、生活、工作、學習、思維等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知識經濟將人類帶入一個「信息時代」。互聯網時代的知識不僅超越了政治，甚至超越了物質，變成赤裸裸的真理，這將帶給中國自從孔子時代之後的又一次大啟蒙運動。如果說第一次啟蒙使中國走出了蒙昧，走進了野蠻；那麼第二次啟蒙將使中國走出野蠻，走進文明。
從福特的T型車、萊維特的安居房到喬布斯的個人電腦，張揚的平民精神是美國與古老歐洲最大的不同；所謂「美國夢」就是讓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讓更多的人享有，而不只是少數貴族的禁臠。從亨利福特到愛迪生，從比爾蓋茨到喬布斯，美國精神始終是一種平民精神和草根精神。創新的背後，是一個健全的人格對智慧的崇拜，和對特權的反抗。對一個人人想當官的中國人來說，喬布斯永遠是一個異端。在中國，雖然人們喜愛「蘋果」，但並不代表喜歡喬布斯。
史蒂夫·喬布斯（Steve Paul Jobs），1972年高中畢業後，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裡德學院只念了一學期的書；1974年喬布斯在一家公司找到設計電腦遊戲的工作。兩年後，時年 21歲的喬布斯和26歲的沃茲尼艾克在喬布斯家的車庫裡成立了蘋果電腦公司；1985年獲得了由裡根總統授予的國家級技術勳章；1996年，蘋果公司重新僱用喬布斯作為其兼職顧問；1997年9月，喬布斯重返該公司任首席執行官。1997年成為《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2009年被財富雜誌評選為這十年美國最佳CEO，同年當選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之一。2011年8月24日，喬布斯提出辭職。2011年10月6日，喬布斯去世，享年56歲。
文章來源：《共識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