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8日訊】
一
2011年10月20日，惶惶然如喪家之犬的狂人卡扎菲被捕獲，隨後被正義民眾亂槍打死，甚至其屍體被獲勝的民眾拖到四處展示，其悲慘之下場令世界各國的專制主義者聞之無不毛骨悚然。俗話說物傷同類兔死狐悲，據說囚禁中的穆巴拉克看到了卡扎菲被殺的電視新聞和畫面，當時就哭死過去，另說其已經精神崩潰。想必卡扎菲已經為他在地獄裡佔好了座位，想必那裡早已經「狗」滿為患：秦始皇、拿破崙、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阿明、薩達姆……僅僅4個月前，國際刑事法院以「反人類罪」向卡扎菲正式發出國際通緝令。
大約就連卡扎菲自己也不會想到自己竟會像一條落水狗一樣悲慘的死去。僅僅兩年前，卡扎菲還被稱為「人民的兄長、革命的導師」；利比亞還是如此和諧。到處都是偉大領袖卡扎菲的巨幅畫像和醒目的標語：「利比亞是天堂，我們將以血肉和心靈永遠保護我們的領袖！」卡扎菲執政40周年慶典將一個專制主義者的夢想推向一個幾乎臻於完美的境界，的黎波裡的綠色廣場上，幾十萬利比亞人為卡扎菲大唱頌歌。然而轉眼間，歷史就撕去了一切皇帝的新裝，揭穿了美輪美奐的謊言，將一個政治魔鬼徹底打回原形——所謂權力強人，原本不過只是一條狗，愚蠢、貪婪、兇惡、狂妄。
曾幾何時，卡扎菲上校作為一個英雄登上歷史舞台，他曾經信誓旦旦地宣告：「利比亞人民，為了履行你們的意志，實現你們衷心的願望，響應你們不斷提出的變革要求和你們為達到此目的而奮鬥的渴望，你們的軍隊已經採取了推翻這個反動和腐敗政權的行動……」正像許多無恥的政治話語一樣，「人民選擇了卡扎菲」。事實上，卡扎菲確實領導這個有600萬人口的國家擺脫了貧困，憑藉石油、天然氣資源，利比亞成為非洲最富有的國家。然而，富裕並不代表尊嚴，麵包也無法代替尊嚴，這是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對一條狗來說，麵包就是最大的而且唯一的追求；對一個人來說，尊嚴遠比麵包重要。因為人類是唯一會自殺的動物，雖然他身邊有很多麵包。
為了維持暴力專制政府的穩定，卡扎菲在1996年將1270多名政治犯全部屠殺；當利比亞民眾舉行示威抗議時，卡扎菲命令雇傭軍以炮彈和機槍來進行血腥鎮壓。在卡扎菲政府的暴力統治下，利比亞儼然是一座和諧的大監獄，利比亞民眾則是任專制政府宰割虐待凌辱的牛羊和囚徒。對所有的專制者來說，「監獄」是最「穩定」的統治模式，暴力則是最「有效」的維穩手段。利比亞民眾的公共資源成為卡扎菲政府瘋狂掠奪的私人禁臠。卡扎菲在世界各地藏匿的私人資產高達2000億美元，相比之下，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的財產不過600多億美元，天妒英才的喬布斯凈資產僅83億美元，中國鐵道部長運輸局長張曙光為其妻女的海外存款僅28億美元。
歷史總是一遍遍的重複，卡扎菲的不幸不過是一種無趣的重複而已。從英國的查理一世到法國的路易十六，從墨索裡尼到齊奧塞斯庫，一個個暴君如同一條瘋狗般被正義的民眾處決，這樣的歷史既找不到起點，也不會有終點。卡扎菲從前總是命令全體利比亞人唱紅歌《沒有卡扎菲，就沒有利比亞》，如今人們高喊著「沒有卡扎菲，才有利比亞」，沖向他豪華之極的皇宮。利比亞人民今天終於可以豪邁地向世界宣布：「我們勝利了！我們用刀劍拿回了被獨裁者用刀劍從我們手中奪去的東西！我們現在是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今天的羅馬尼亞就是未來的利比亞，沒有民主就不會有真正的繁榮，專制是一種更加殘酷而反人道的貧困。
二
從齊奧塞斯庫到卡扎菲，無數中國人只能借他人杯酒澆自己心中塊壘。中國古語雲：「有道伐無道，解民於倒懸，天地經義」；「以有道師伐無道，曰仁」；「邦無道，天下共伐」。事實上，中國歷史從來不乏「卡扎菲」，從遠古時代的周厲王開始，就不絕如縷延綿不絕，乃至最後成為一種「中國特色」。很久很久以前，周朝的第十位天子姬胡即位，因為他實行極其嚴厲甚至恐怖的維穩政策，後世稱為周厲王。嚴厲到什麼程度？「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如此穩定和諧，厲王大喜：「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則回答：「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雍而潰，傷人必多。」3年之後，發生了「群體性事件」，即周史上著名的「國人暴動」。鎬京的貴族、平民和農民一起把政府平了，姬胡跑到了彘，說是流亡了。這一年中國有了第一個年號，叫做共和，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共和」就是這麼來的，從此中國歷史有了確切紀年，中國的歷史也從此開始。
對人類來說，政府是一種不得已的東西，政府僅有的用處在於承擔公共服務指責，這是自古以來就被確認的人類法則。《韓非子》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鍤，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監門之養」即指政府的職責是看門人，而不是主人，所以堯舜禹都是辛勞的「看門人」，從而受到人們的尊敬。「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非以利一人也。……立天子以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也，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也，非立官以為長也。」
中國古語說：「雞司晨，犬守夜。」公雞的角色是鬧鐘，狗的角色是看門，除此之外，公雞和狗就沒有任何意義。人類馴化的動物主要是為食肉和動力，前者包括雞鴨豬羊，後者包括牛馬驢。狗作為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既不能吃肉，又不能幹活；人類將其食物從肉變成屎，「狼吃肉狗吃屎」，同時讓其擔任守夜看門任務。與牛馬驢或者豬羊相比，狗並不直接創造財富，甚至會消耗財富，因此只能以糞便飼養，以最大限度降低財富消耗。從很大程度上，對人類社會而言，政府就是扮演著狗的角色，叫做「守夜人」、「看門人」，要求最大限度的減少財富消耗。
「雄雞一唱天下白」，人養公雞，它的職責本來是報曉司晨，但它卻常常狂妄地以為它不叫喚太陽就不會出來，天就不會亮。「東方紅太陽升……它為人民謀幸福」，人養狗，狗的職責本來是看家護院，捍衛主人的利益，但它卻無恥地認為自己是人的救命恩人和主子。人養狗為了讓狗為人服務，「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狗的天然使命，吃的是屎，付出的忠誠和生命，這是狗唯一的價值。當一條狗開始頤指氣使養尊處優，無恥地告訴人該思考什麼，該怎麼去生活，甚至反過來撕咬主人，這條邪惡的狗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不僅不值得飼養，而且只能被處死。正如一句電影台詞所說：「你對我並不重要，而是沒有你對我很重要。」
對於狗而言，人永遠是主人，這一點是永遠不容置疑的。同樣，對廣大民眾而言，有民眾血汗供養的政府永遠只是次要的服務者，而不是民眾的主人。政府作為一個不會創造財富，只會消耗財富的「看門人」或者「公僕」，應當兢兢業業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像狗一樣的忠誠服務於民眾，否則，民眾可以隨時拋棄它消滅它，就像人打死一條不忠惡劣的賴皮狗。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實際上就是對政府作為從屬的「狗」身份的確認。孟子還說：「賊人者謂之賊，殘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因此，中國傳統政治倫理中，始終是承認民眾的主體和主人地位的，君主就像狗一樣，民眾擁有「喊打」和隨時打死它的權利。
《周易》中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革」本指皮革，獸皮去毛為革，因此指變更之意。夏、商、周三代都自以「天命」立國，「革命」就是「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王朝興替。從這一點來說，中國歷史就是「革命」的歷史，就是「打狗」的歷史。《史墨》認為：「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墨子說：「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也就是說，只有民眾才是永遠的主人，而所謂的社稷、江山、政權、官吏、皇帝，都是無足輕重的狗而已，其唯一合理的存在理由是看好門。春秋時代的思想家許行說：「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作為一條好狗，與主人一起勞動，自力更生，自己做飯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三
《呂氏春秋》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明朝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中指出，遠古三代時期的君主只是人民的公僕，「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這種喧賓奪主的歷史成為對人類政府的一種不可思議的顛覆，狗成為主人，人倒成為奴隸，不是人馴化了狗和支配狗，而是狗試圖馴化人和奴役人。只許狗咬人，不許人打狗，甚至人連罵狗都不可以，這叫言論罪。
明末思想家唐甄一針見血：「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宋末鄧牧說，所謂君主，「敗則盜賊，成則帝王」，「大小之吏，佈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無祿養，則亦並緣為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這些官吏如同「虎豹蛇蟲」，「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人類世界儼然已經變成一個「狗」的世界，而真正創造財富的「人」反倒淪為被馴化和被奴役的畜牲。
這種對「狗」的神化從秦始皇開始，最後由董仲舒完成，皇帝成為「天」的兒子，叫「天子」，皇帝受命於天，並體現「天」的統治權力，所以君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民眾淪為政府的牛羊，政府從附屬的服務者變成操縱一切的主人；狗變成人的主人，自我標榜為「萬歲」、「大人」、「老爺」、「領導」、「先進代表」，乃至「以吏為師」。人向狗學習的結果是人變成狗，至少使人想變成狗。人性是善良的，而狗則是價值觀缺失的動物，這也是狗與人的最大區別。狗一旦竊取主人位置，「狗」就成為披著人皮的狗，是所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東漢崔寔嘆道：「百姓之命委於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於天」，「仇滿天下，可不懼哉。」
「狗」對「人」的凌駕顛覆了人類社會的原有秩序，所以韓非子說：「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人與狗之間，狗唯一的優勢在於暴力，倫理缺失加上血盆大口狼牙利爪，狗可以毫無心理障礙地咬人，甚至咬死人，人卻無法反過來咬狗。與天性敏感善良的人相比，狗要勇敢得多，或者說是殘忍兇惡。人的道德和智力常常在狗的暴力面前失效。在「狗」的暴力淫威之下，「人」勢必陷入極其悲慘的命運，「小民如發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事實上，對一個理性的正常的人來說，他深知「吏不可畏，民不可輕」。唐太宗李世民無疑是一個聰明人，他把君主與民眾的關係比作舟與水的關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他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王，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及此，不覺惕然震懼」；「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斃，其君亦亡，竭澤而漁，非不得漁，明年無漁；焚林而獸，非不得獸，明年無獸，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
與人相比，狗是低智的，沒有審美的，沒有情趣的，更是冷酷無情的。與人相比，狗最容易滿足，一泡屎就足矣；另一方面，狗又最不容易滿足，特別是當它習慣吃肉喝血的時候。創造財富的人類貧困潦倒，作威作福揮霍無度的狗們倒是養尊處優。雖然還在標榜「為人類服務」，但狗其實已經變成了狼，而人類倒變成了羊。對狗來說，最大的不幸是它的寄生性。「狗」即使成為主人，它依然不能脫離「人」而獨自生存，而人卻可以離開「狗」活得更好。「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帝國遺民顧炎武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而矣！」對國家和政府來說，民眾就是最大的神祗和上帝，離開民眾，國家與政府都將不存在。就好比離開人的餵養，狗會連屎都吃不上，只有活活餓死。「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
四
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觀認為，所有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從這個角度來說，人類社會發展史實際就是「人」與「狗」的鬥爭史，從人馴養狗開始，然後一條好狗逐漸變成一條癩皮狗，後來變成惡狗，然後「狗咬呂洞賓」，最後被狗統治，惡狗再變成瘋狗，人類只好將瘋狗打死。套用張愛玲的一句名言，政治是一襲華美的錦袍，裡面爬滿了虱子。狗與虱子都是政府和政客的最典型形象，政客的人格常常是去人格化的，或者說是狗格化的。在價值觀缺失的情況下，狗常常成為一個模範酷吏，因而政府最終自我膨脹成為人類社會的終結者。當國家和政府徹底消滅了社會之後，狗就完成了對人的俘獲和馴化，剩餘的事情只是灌輸和洗腦，使人對狗更加嚮往和忠誠，甚至對人性和人權感到無法忍受，最終實現人與狗的和諧，是人還是狗，難以分清。
無論是任何社會，作為主體的「人」（民眾）都是財富唯一的創造者，而作為「犬馬」的政府並不創造任何財富，是人養了狗，而不是狗養了人。所以中國古語對官吏們反覆強調「爾俸爾祿，民脂民膏」。當人疏於監管時，或者當人過於軟弱時，狗就開始變異，從看家守夜變成監守自盜，從狗變成鼠，從乞食變成偷竊；再發展下去，就變成惡狗和瘋狗，從偷變成搶，從保護人變成殺害人。惡狗們得寸進尺鳩佔鵲巢，人創造的所有財富都被狗掠奪，狗享受所有的來自人的勞動成果，愚蠢而又兇殘。在這樣的社會中，人被徹底的邊緣化，人的社會淪為狗的社會，每個人都想放棄人的尊嚴和人格去做狗，每個人都不再想去創造財富，而要像狗一樣地去掠奪別人的勞動。
從服務民眾的「小政府」到統治民眾的「大政府」，國家和官吏成為可怕的「利維坦」，不再容忍民眾對它們的杯葛與批判，人淪為惡狗逼視下的可憐蟲。在國家時代，人類極其無奈地忍受著「狗」的鎮壓和奴役，「狗」的反人類性常常使人類被冠以「反政府」的罪名而遭到迫害。人與狗，正義與邪惡，構成一場關於「反動」的不同解釋和理解。如果說知識分子是人類的靈魂和良知，那麼當知識分子變成體制的一條狗，他就淪為「犬儒」。這時，作為人還是作為狗就成為對一個讀書人最大的拷問，套用逯軍的話說，就是替人說話還是替狗說話。中國知識分子茅於軾說過一段很常識的話，這段話卻被很多狗認為是「大逆不道」，他說：「以顛覆國家的罪名給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懷疑的。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這個道理，叛國罪都未必能夠成立。所謂敵對勢力，也是政治家製造出來的名詞。把國家利益看的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這種顛倒原因，是幾千年來政治家的故意宣傳。要把這個被顛倒了的理論再顛倒過來。」
從陳勝吳廣到洪秀全，中國歷史輪迴的悲劇是打死狗做狗，而不是打死狗做人，所以秦始皇之後的中國少有人的文化，而多狗的旋律。天朝末期，英國商人安德森在給政府的報告中寫道：「（中國的）一般人民並不喜歡他們的政府，……不可對一般中國人加以損害。」英國遠征軍在隨後發布的中文告示中稱：「（我們）向中國人保證，這次遠征對於和平居民並無惡意，……大軍所攻擊的，僅僅是政府的官員、軍官以及士兵。」中國自古就有替天行道的傳統，所謂「有道伐無道，解民於倒懸，天地經義」，「邦無道，天下共伐」。當人比狗最大的優勢並不在暴力，而在於道義感，當人團結起來時，在正義的力量面前，再兇惡的狗也會淪為喪家犬和落水狗。所有的惡狗和瘋狗無論怎樣永遠正確光榮偉大，無論怎樣「絕不」，也只能猖狂一時，而不能猖狂一世，否則人類早就滅亡了，地球將成為狗的國度。
數百年前，啟蒙運動拉開了一場人類對「惡狗」和「瘋狗」的清算。從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洛克的《政府論兩篇》、霍布斯的《利維坦》、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到潘恩的《常識》，人性與人權重新回歸到人類社會。1649年，彌爾頓在《為英國人民聲辯》中寫道：「對於那些愛真理超過黨派利益的人，我希望從神律、萬國公法和我國的各種國內法中引出的證據已經足以確定不移地證明：英國國王可以加以審判，並且可以處以死刑。」一個世紀後的法國革命時期，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上說：「路易十六指責法國人民是叛亂者，為了懲罰人民，他曾召喚他的同僚和暴君們的軍隊。對人民來說，他才是真正的叛亂者，……路易應當處死，因為法國必鬚生存。」
從《大憲章》到《權利法案》，從法國的《人權宣言》到美國《獨立宣言》，人類對「狗」的反抗和管制越來越清晰，政治倫理逐漸重新恢復到2000多年前的墨子和亞裡斯多德時代。在一個以牙齒和暴力謀生的「狗」政治邏輯中，革命成為善良的人類不得不接受的局面，只有打死一意孤行的瘋狗，才能徹底擺脫狗的傷害。一條狗一旦嘗到人肉的鮮美，它就再也不會滿足於吃屎。不僅「槍杆子裡面出政權」，而且槍杆子裡面出民主。「當政府不能維護正義時，個人持槍反抗暴力是最後的手段。」一旦民眾被剝奪反抗的權利，權利也將不復存在；一旦暴力被少數人壟斷，暴政也將為之不遠。200多年後，讓我們重溫偉大的《獨立宣言》：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為了慎重起見，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應當由於輕微和短暫的原因而予以變更的。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但是，當追逐同一目標的一連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發生，證明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統治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併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華盛頓為人類塑造了一條好狗的經典形象，他率領軍隊推翻了蠻橫的專制政府，然後解甲歸田。1945年，邱吉爾為英國贏得戰爭的勝利，但他同時也失去了首相的職位。當斯大林嘲笑他失去「權杖」時，他引用古希臘作家普魯塔克的話說：「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的標誌。」
作為一個最完美的「人」——公民，梭羅在《論公民的不服從》一文中說：「我絕不能承認作為奴隸制政府的一個政治機構是我的政府。人人都承認革命的權利，即當政府是暴政或政府過於無能令人無法忍受的時候，有權拒絕為其效忠，並抵制它的權利。」作為一條最完美的「狗」——政治家，布希曾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裡的夢想。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裡向你們講話。這個鐵籠子四面插著五根鐵欄杆：選票、多黨制、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和軍隊國家化。」
文章來源：《共識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一
2011年10月20日，惶惶然如喪家之犬的狂人卡扎菲被捕獲，隨後被正義民眾亂槍打死，甚至其屍體被獲勝的民眾拖到四處展示，其悲慘之下場令世界各國的專制主義者聞之無不毛骨悚然。俗話說物傷同類兔死狐悲，據說囚禁中的穆巴拉克看到了卡扎菲被殺的電視新聞和畫面，當時就哭死過去，另說其已經精神崩潰。想必卡扎菲已經為他在地獄裡佔好了座位，想必那裡早已經「狗」滿為患：秦始皇、拿破崙、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阿明、薩達姆……僅僅4個月前，國際刑事法院以「反人類罪」向卡扎菲正式發出國際通緝令。
大約就連卡扎菲自己也不會想到自己竟會像一條落水狗一樣悲慘的死去。僅僅兩年前，卡扎菲還被稱為「人民的兄長、革命的導師」；利比亞還是如此和諧。到處都是偉大領袖卡扎菲的巨幅畫像和醒目的標語：「利比亞是天堂，我們將以血肉和心靈永遠保護我們的領袖！」卡扎菲執政40周年慶典將一個專制主義者的夢想推向一個幾乎臻於完美的境界，的黎波裡的綠色廣場上，幾十萬利比亞人為卡扎菲大唱頌歌。然而轉眼間，歷史就撕去了一切皇帝的新裝，揭穿了美輪美奐的謊言，將一個政治魔鬼徹底打回原形——所謂權力強人，原本不過只是一條狗，愚蠢、貪婪、兇惡、狂妄。
曾幾何時，卡扎菲上校作為一個英雄登上歷史舞台，他曾經信誓旦旦地宣告：「利比亞人民，為了履行你們的意志，實現你們衷心的願望，響應你們不斷提出的變革要求和你們為達到此目的而奮鬥的渴望，你們的軍隊已經採取了推翻這個反動和腐敗政權的行動……」正像許多無恥的政治話語一樣，「人民選擇了卡扎菲」。事實上，卡扎菲確實領導這個有600萬人口的國家擺脫了貧困，憑藉石油、天然氣資源，利比亞成為非洲最富有的國家。然而，富裕並不代表尊嚴，麵包也無法代替尊嚴，這是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對一條狗來說，麵包就是最大的而且唯一的追求；對一個人來說，尊嚴遠比麵包重要。因為人類是唯一會自殺的動物，雖然他身邊有很多麵包。
為了維持暴力專制政府的穩定，卡扎菲在1996年將1270多名政治犯全部屠殺；當利比亞民眾舉行示威抗議時，卡扎菲命令雇傭軍以炮彈和機槍來進行血腥鎮壓。在卡扎菲政府的暴力統治下，利比亞儼然是一座和諧的大監獄，利比亞民眾則是任專制政府宰割虐待凌辱的牛羊和囚徒。對所有的專制者來說，「監獄」是最「穩定」的統治模式，暴力則是最「有效」的維穩手段。利比亞民眾的公共資源成為卡扎菲政府瘋狂掠奪的私人禁臠。卡扎菲在世界各地藏匿的私人資產高達2000億美元，相比之下，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的財產不過600多億美元，天妒英才的喬布斯凈資產僅83億美元，中國鐵道部長運輸局長張曙光為其妻女的海外存款僅28億美元。
歷史總是一遍遍的重複，卡扎菲的不幸不過是一種無趣的重複而已。從英國的查理一世到法國的路易十六，從墨索裡尼到齊奧塞斯庫，一個個暴君如同一條瘋狗般被正義的民眾處決，這樣的歷史既找不到起點，也不會有終點。卡扎菲從前總是命令全體利比亞人唱紅歌《沒有卡扎菲，就沒有利比亞》，如今人們高喊著「沒有卡扎菲，才有利比亞」，沖向他豪華之極的皇宮。利比亞人民今天終於可以豪邁地向世界宣布：「我們勝利了！我們用刀劍拿回了被獨裁者用刀劍從我們手中奪去的東西！我們現在是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今天的羅馬尼亞就是未來的利比亞，沒有民主就不會有真正的繁榮，專制是一種更加殘酷而反人道的貧困。
二
從齊奧塞斯庫到卡扎菲，無數中國人只能借他人杯酒澆自己心中塊壘。中國古語雲：「有道伐無道，解民於倒懸，天地經義」；「以有道師伐無道，曰仁」；「邦無道，天下共伐」。事實上，中國歷史從來不乏「卡扎菲」，從遠古時代的周厲王開始，就不絕如縷延綿不絕，乃至最後成為一種「中國特色」。很久很久以前，周朝的第十位天子姬胡即位，因為他實行極其嚴厲甚至恐怖的維穩政策，後世稱為周厲王。嚴厲到什麼程度？「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如此穩定和諧，厲王大喜：「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則回答：「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雍而潰，傷人必多。」3年之後，發生了「群體性事件」，即周史上著名的「國人暴動」。鎬京的貴族、平民和農民一起把政府平了，姬胡跑到了彘，說是流亡了。這一年中國有了第一個年號，叫做共和，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共和」就是這麼來的，從此中國歷史有了確切紀年，中國的歷史也從此開始。
對人類來說，政府是一種不得已的東西，政府僅有的用處在於承擔公共服務指責，這是自古以來就被確認的人類法則。《韓非子》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鍤，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監門之養」即指政府的職責是看門人，而不是主人，所以堯舜禹都是辛勞的「看門人」，從而受到人們的尊敬。「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非以利一人也。……立天子以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也，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也，非立官以為長也。」
中國古語說：「雞司晨，犬守夜。」公雞的角色是鬧鐘，狗的角色是看門，除此之外，公雞和狗就沒有任何意義。人類馴化的動物主要是為食肉和動力，前者包括雞鴨豬羊，後者包括牛馬驢。狗作為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既不能吃肉，又不能幹活；人類將其食物從肉變成屎，「狼吃肉狗吃屎」，同時讓其擔任守夜看門任務。與牛馬驢或者豬羊相比，狗並不直接創造財富，甚至會消耗財富，因此只能以糞便飼養，以最大限度降低財富消耗。從很大程度上，對人類社會而言，政府就是扮演著狗的角色，叫做「守夜人」、「看門人」，要求最大限度的減少財富消耗。
「雄雞一唱天下白」，人養公雞，它的職責本來是報曉司晨，但它卻常常狂妄地以為它不叫喚太陽就不會出來，天就不會亮。「東方紅太陽升……它為人民謀幸福」，人養狗，狗的職責本來是看家護院，捍衛主人的利益，但它卻無恥地認為自己是人的救命恩人和主子。人養狗為了讓狗為人服務，「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狗的天然使命，吃的是屎，付出的忠誠和生命，這是狗唯一的價值。當一條狗開始頤指氣使養尊處優，無恥地告訴人該思考什麼，該怎麼去生活，甚至反過來撕咬主人，這條邪惡的狗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不僅不值得飼養，而且只能被處死。正如一句電影台詞所說：「你對我並不重要，而是沒有你對我很重要。」
對於狗而言，人永遠是主人，這一點是永遠不容置疑的。同樣，對廣大民眾而言，有民眾血汗供養的政府永遠只是次要的服務者，而不是民眾的主人。政府作為一個不會創造財富，只會消耗財富的「看門人」或者「公僕」，應當兢兢業業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像狗一樣的忠誠服務於民眾，否則，民眾可以隨時拋棄它消滅它，就像人打死一條不忠惡劣的賴皮狗。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實際上就是對政府作為從屬的「狗」身份的確認。孟子還說：「賊人者謂之賊，殘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因此，中國傳統政治倫理中，始終是承認民眾的主體和主人地位的，君主就像狗一樣，民眾擁有「喊打」和隨時打死它的權利。
《周易》中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革」本指皮革，獸皮去毛為革，因此指變更之意。夏、商、周三代都自以「天命」立國，「革命」就是「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王朝興替。從這一點來說，中國歷史就是「革命」的歷史，就是「打狗」的歷史。《史墨》認為：「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墨子說：「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也就是說，只有民眾才是永遠的主人，而所謂的社稷、江山、政權、官吏、皇帝，都是無足輕重的狗而已，其唯一合理的存在理由是看好門。春秋時代的思想家許行說：「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作為一條好狗，與主人一起勞動，自力更生，自己做飯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三
《呂氏春秋》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明朝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中指出，遠古三代時期的君主只是人民的公僕，「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這種喧賓奪主的歷史成為對人類政府的一種不可思議的顛覆，狗成為主人，人倒成為奴隸，不是人馴化了狗和支配狗，而是狗試圖馴化人和奴役人。只許狗咬人，不許人打狗，甚至人連罵狗都不可以，這叫言論罪。
明末思想家唐甄一針見血：「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宋末鄧牧說，所謂君主，「敗則盜賊，成則帝王」，「大小之吏，佈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無祿養，則亦並緣為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這些官吏如同「虎豹蛇蟲」，「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人類世界儼然已經變成一個「狗」的世界，而真正創造財富的「人」反倒淪為被馴化和被奴役的畜牲。
這種對「狗」的神化從秦始皇開始，最後由董仲舒完成，皇帝成為「天」的兒子，叫「天子」，皇帝受命於天，並體現「天」的統治權力，所以君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民眾淪為政府的牛羊，政府從附屬的服務者變成操縱一切的主人；狗變成人的主人，自我標榜為「萬歲」、「大人」、「老爺」、「領導」、「先進代表」，乃至「以吏為師」。人向狗學習的結果是人變成狗，至少使人想變成狗。人性是善良的，而狗則是價值觀缺失的動物，這也是狗與人的最大區別。狗一旦竊取主人位置，「狗」就成為披著人皮的狗，是所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東漢崔寔嘆道：「百姓之命委於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於天」，「仇滿天下，可不懼哉。」
「狗」對「人」的凌駕顛覆了人類社會的原有秩序，所以韓非子說：「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人與狗之間，狗唯一的優勢在於暴力，倫理缺失加上血盆大口狼牙利爪，狗可以毫無心理障礙地咬人，甚至咬死人，人卻無法反過來咬狗。與天性敏感善良的人相比，狗要勇敢得多，或者說是殘忍兇惡。人的道德和智力常常在狗的暴力面前失效。在「狗」的暴力淫威之下，「人」勢必陷入極其悲慘的命運，「小民如發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事實上，對一個理性的正常的人來說，他深知「吏不可畏，民不可輕」。唐太宗李世民無疑是一個聰明人，他把君主與民眾的關係比作舟與水的關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他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王，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及此，不覺惕然震懼」；「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斃，其君亦亡，竭澤而漁，非不得漁，明年無漁；焚林而獸，非不得獸，明年無獸，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
與人相比，狗是低智的，沒有審美的，沒有情趣的，更是冷酷無情的。與人相比，狗最容易滿足，一泡屎就足矣；另一方面，狗又最不容易滿足，特別是當它習慣吃肉喝血的時候。創造財富的人類貧困潦倒，作威作福揮霍無度的狗們倒是養尊處優。雖然還在標榜「為人類服務」，但狗其實已經變成了狼，而人類倒變成了羊。對狗來說，最大的不幸是它的寄生性。「狗」即使成為主人，它依然不能脫離「人」而獨自生存，而人卻可以離開「狗」活得更好。「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帝國遺民顧炎武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而矣！」對國家和政府來說，民眾就是最大的神祗和上帝，離開民眾，國家與政府都將不存在。就好比離開人的餵養，狗會連屎都吃不上，只有活活餓死。「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
四
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觀認為，所有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從這個角度來說，人類社會發展史實際就是「人」與「狗」的鬥爭史，從人馴養狗開始，然後一條好狗逐漸變成一條癩皮狗，後來變成惡狗，然後「狗咬呂洞賓」，最後被狗統治，惡狗再變成瘋狗，人類只好將瘋狗打死。套用張愛玲的一句名言，政治是一襲華美的錦袍，裡面爬滿了虱子。狗與虱子都是政府和政客的最典型形象，政客的人格常常是去人格化的，或者說是狗格化的。在價值觀缺失的情況下，狗常常成為一個模範酷吏，因而政府最終自我膨脹成為人類社會的終結者。當國家和政府徹底消滅了社會之後，狗就完成了對人的俘獲和馴化，剩餘的事情只是灌輸和洗腦，使人對狗更加嚮往和忠誠，甚至對人性和人權感到無法忍受，最終實現人與狗的和諧，是人還是狗，難以分清。
無論是任何社會，作為主體的「人」（民眾）都是財富唯一的創造者，而作為「犬馬」的政府並不創造任何財富，是人養了狗，而不是狗養了人。所以中國古語對官吏們反覆強調「爾俸爾祿，民脂民膏」。當人疏於監管時，或者當人過於軟弱時，狗就開始變異，從看家守夜變成監守自盜，從狗變成鼠，從乞食變成偷竊；再發展下去，就變成惡狗和瘋狗，從偷變成搶，從保護人變成殺害人。惡狗們得寸進尺鳩佔鵲巢，人創造的所有財富都被狗掠奪，狗享受所有的來自人的勞動成果，愚蠢而又兇殘。在這樣的社會中，人被徹底的邊緣化，人的社會淪為狗的社會，每個人都想放棄人的尊嚴和人格去做狗，每個人都不再想去創造財富，而要像狗一樣地去掠奪別人的勞動。
從服務民眾的「小政府」到統治民眾的「大政府」，國家和官吏成為可怕的「利維坦」，不再容忍民眾對它們的杯葛與批判，人淪為惡狗逼視下的可憐蟲。在國家時代，人類極其無奈地忍受著「狗」的鎮壓和奴役，「狗」的反人類性常常使人類被冠以「反政府」的罪名而遭到迫害。人與狗，正義與邪惡，構成一場關於「反動」的不同解釋和理解。如果說知識分子是人類的靈魂和良知，那麼當知識分子變成體制的一條狗，他就淪為「犬儒」。這時，作為人還是作為狗就成為對一個讀書人最大的拷問，套用逯軍的話說，就是替人說話還是替狗說話。中國知識分子茅於軾說過一段很常識的話，這段話卻被很多狗認為是「大逆不道」，他說：「以顛覆國家的罪名給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懷疑的。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這個道理，叛國罪都未必能夠成立。所謂敵對勢力，也是政治家製造出來的名詞。把國家利益看的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這種顛倒原因，是幾千年來政治家的故意宣傳。要把這個被顛倒了的理論再顛倒過來。」
從陳勝吳廣到洪秀全，中國歷史輪迴的悲劇是打死狗做狗，而不是打死狗做人，所以秦始皇之後的中國少有人的文化，而多狗的旋律。天朝末期，英國商人安德森在給政府的報告中寫道：「（中國的）一般人民並不喜歡他們的政府，……不可對一般中國人加以損害。」英國遠征軍在隨後發布的中文告示中稱：「（我們）向中國人保證，這次遠征對於和平居民並無惡意，……大軍所攻擊的，僅僅是政府的官員、軍官以及士兵。」中國自古就有替天行道的傳統，所謂「有道伐無道，解民於倒懸，天地經義」，「邦無道，天下共伐」。當人比狗最大的優勢並不在暴力，而在於道義感，當人團結起來時，在正義的力量面前，再兇惡的狗也會淪為喪家犬和落水狗。所有的惡狗和瘋狗無論怎樣永遠正確光榮偉大，無論怎樣「絕不」，也只能猖狂一時，而不能猖狂一世，否則人類早就滅亡了，地球將成為狗的國度。
數百年前，啟蒙運動拉開了一場人類對「惡狗」和「瘋狗」的清算。從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洛克的《政府論兩篇》、霍布斯的《利維坦》、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到潘恩的《常識》，人性與人權重新回歸到人類社會。1649年，彌爾頓在《為英國人民聲辯》中寫道：「對於那些愛真理超過黨派利益的人，我希望從神律、萬國公法和我國的各種國內法中引出的證據已經足以確定不移地證明：英國國王可以加以審判，並且可以處以死刑。」一個世紀後的法國革命時期，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上說：「路易十六指責法國人民是叛亂者，為了懲罰人民，他曾召喚他的同僚和暴君們的軍隊。對人民來說，他才是真正的叛亂者，……路易應當處死，因為法國必鬚生存。」
從《大憲章》到《權利法案》，從法國的《人權宣言》到美國《獨立宣言》，人類對「狗」的反抗和管制越來越清晰，政治倫理逐漸重新恢復到2000多年前的墨子和亞裡斯多德時代。在一個以牙齒和暴力謀生的「狗」政治邏輯中，革命成為善良的人類不得不接受的局面，只有打死一意孤行的瘋狗，才能徹底擺脫狗的傷害。一條狗一旦嘗到人肉的鮮美，它就再也不會滿足於吃屎。不僅「槍杆子裡面出政權」，而且槍杆子裡面出民主。「當政府不能維護正義時，個人持槍反抗暴力是最後的手段。」一旦民眾被剝奪反抗的權利，權利也將不復存在；一旦暴力被少數人壟斷，暴政也將為之不遠。200多年後，讓我們重溫偉大的《獨立宣言》：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為了慎重起見，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應當由於輕微和短暫的原因而予以變更的。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但是，當追逐同一目標的一連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發生，證明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統治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併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華盛頓為人類塑造了一條好狗的經典形象，他率領軍隊推翻了蠻橫的專制政府，然後解甲歸田。1945年，邱吉爾為英國贏得戰爭的勝利，但他同時也失去了首相的職位。當斯大林嘲笑他失去「權杖」時，他引用古希臘作家普魯塔克的話說：「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的標誌。」
作為一個最完美的「人」——公民，梭羅在《論公民的不服從》一文中說：「我絕不能承認作為奴隸制政府的一個政治機構是我的政府。人人都承認革命的權利，即當政府是暴政或政府過於無能令人無法忍受的時候，有權拒絕為其效忠，並抵制它的權利。」作為一條最完美的「狗」——政治家，布希曾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裡的夢想。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裡向你們講話。這個鐵籠子四面插著五根鐵欄杆：選票、多黨制、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和軍隊國家化。」
文章來源：《共識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