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日訊】揆諸史乘，最離經叛道的莫過於現代犬儒主義者，他們與其祖師爺已經沒有了本質的聯繫。當然，如果強拉硬扯的話，現代犬儒主義者確實繼承了他們祖宗的一個生活方式：「像狗一樣活著」，但這又不過僅此而已。殊不知犬儒的一代宗師第歐根尼，他對權勢的輕蔑已經到了極端的程度。當不可一世的亞歷山大大帝屈尊拜訪他時，他厭惡地說：「我希望你閃到一邊去，不要遮住我的陽光。」弄得連這個古代著名的帝王五體投地，到了欲當粉絲而不能的程度。
第歐根尼是一個生活在孔孟時代的古希臘哲學家，是犬儒學派的代表人物。儘管他出生於一個銀行家家庭，但卻寧願居住在一隻木桶內，每天注視著日出日落陰晴圓缺，過著乞丐一樣的生活。他對「德行」情有獨鍾，認為只要你對於幸運所賜的財貨無動於衷，便可以從恐懼之下解放出來。
據說他是師承了蘇格拉底弟子安提斯泰尼，後世把他們的學說稱為「犬儒哲學」。因為這種生活方式有如動物，人們就將他稱為狗，他也就順勢振臂高呼：「像狗一樣活著」。當然，這是一種自然主義的態度，實質秉承的是對物質上採取的消極態度，而在他的精神上卻是極端積極的，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憤世嫉俗是他們應然的性格。
根據第歐根尼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和態度，如果從中國的古聖先賢中尋找蹤跡，在老子的身上可以窺見其斑駁的影子。司馬遷在《老子韓非列傳》記述了這樣一件事：孔子到周都向老子請教禮的學問，老子說：「拋棄您的驕氣和過多的慾望，拋棄您做作的情態神色和過大的志向，這些對於您自身都是沒有好處的。我能告訴您的，就這些罷了。」回來後，孔子也像亞歷山大敬佩第歐根尼一樣，對他的學生們說：「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世易時移，現代犬儒主義者們已經面目全非，他們完全拋棄了原教旨的美德和價值，以一種玩世不恭「難得糊塗」的心態來追求世俗的功利，已經淪落為精神上的乞丐。對此，與蕭伯納齊名的英國才子奧斯卡•王爾德一針見血地指出：「犬儒主義者對各種事物的價錢一清二楚，但是對它們的價值一無所知。」
之所以提及犬儒主義，源於近期關於中國現實的判斷和有關民主問題的爭論上。當然，筆者並不認為與自己意見不同的就一定是犬儒主義者，但這種「合理懷疑」卻是揮之不去的。與此同時，我也不反對別人將我視為這個角色，這倒是一些別有用心者的需要罷了。
對於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國家的判斷上，它本來就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想證明一個國家不是民主國家，卻顯得非常簡單。那就是只要看它有沒有言論和結社自由，有沒有法治，這裡的法治是與人治相反的一個概念。如果沒有，你說他「很民主」就非常值得懷疑。不管這個人得過什麼獎，也不管他有多大的名望，如果還能夠正常思維的話，他的堅持就有必要懷疑。因此，有人說這和「骨頭」有關，這種聯想確實無法消除。
在政治學這個領域，還沒有人能夠為民主這個概念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但關於民主問題儘管百家爭鳴，對實現民主的手段還是取得廣泛共識的，那就是選舉，而且選舉本身也是民主的實質內容。
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將狹義的民主概括為一種「達成政治決定」的體制，其意義是「一個國家的公民能夠以自由公正的選舉定期選出和更換他們的領導人」。這種民主概念，現在普遍被認為是民主的最低層次。言外之意，如果連這個都做不到，就和民主沒有什麼關係了。
現代犬儒主義者有高下貴賤之分，在一個做犬儒而不能的時代，高級犬儒們的行為有極大的欺騙性和隱蔽性，但如果一個人脫離常識罔顧現實時，還是藏掖不住的。這時我想起了第歐根尼對他老師的同學柏拉圖的揶揄，有人說第歐根尼乞討而柏拉圖不乞討，他借用《奧德修》中的句子反駁說：柏拉圖討東西時「深深地埋下頭，以致無人能夠聽見」。
犬儒主義社會與專制制度有關，前蘇聯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觀察窗口。
一九七六年，美國記者赫德裡克•史密斯通過對蘇聯勃烈日涅夫時代的觀察，寫出了一本《俄國人》的書籍，揭示出當時瀰漫於整個蘇聯社會的犬儒主義。勃烈日涅夫時代是一個專制回潮的時代，正是在民主自由已經解凍後，面對又一個冰期的到來，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採取的一種應對措施。
當然，就連勃烈日涅夫本人也採取了這一戰術。儘管它代替斯大林時期的大規模恐怖，但這無疑是一種混吃等死的狀態，是一個「歷史責任」被普遍遺忘的時代，誰都知道「洪水滔天」已經不遠了，但誰都無能為力。
對於當時蘇共高層的心態，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學家的話說：「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或者是作為一種象徵，或者是作為一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一種象徵，作為斷定其他人是否忠誠的一種方法，但它並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一種理論。它不是活的理論」。顯然，這位科學家是極為清醒的。
歷史上，犬儒主義盛行與政治上的極權在時空上出現了驚人的吻合，這是因為極權必然排斥自由。同時，由於對一切資源處於壟斷狀態，犬儒主義時代必然是食客雲集的時代。
食客一說，源於春秋戰國時期。戰國時代，養士已成為上層社會競相標榜的一種時髦風氣。只要是有實力有抱負的國君、權臣，無不以儘可能多地收養門客為榮。這些人寄食於豪門貴家，成為了幫忙幫閑的門客。
韓非子對當時的這種風氣頗不感冒，他認為有「養遊俠私劍之屬」的嫌疑。為什麼如此，倒是因為它窺到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人性。事實也是如此，「端誰的碗聽誰的喊」是更多食客的心態，為了理想而來的畢竟少之又少。一俟主人門不豪家不貴，他們無一例外地會作鳥獸散。
談及中國古代的食客，突然又想到了卡扎菲。據英國《衛報》10月26日報道，為卡扎菲服務了30年的老司機胡納什•納斯爾透露，最後與老卡一起戰鬥的除了他和四個衛兵外，僅有與卡扎菲既為親屬又是親信的曼蘇爾•達奧。由此想到利比亞人民經歷過的「綠寶書」時代，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顛狂時代呢？當然，其最大的特徵是犬儒主義。由此看來，卡扎菲是利比亞犬儒主義的拓荒人，但偏偏他開墾的這片土地成為了他的墳墓。
從食客如雲到成為孤家寡人，這是犬儒主義破產的必然結果。在這個過程中，犬儒主義者也回歸了人性。以下就是一個最生動的實例：
在利比亞首都的梨波裡被反對派攻克的前一天，利比亞國家電視台新聞女主播哈拉•米斯拉提在電視直播時,手持一把手槍，高呼：「今天，我要用這把武器,要麼殺敵要麼殉職!」第二天她就被反對派俘虜，已經投降的她說：「利比亞不是卡扎菲或某個人的。利比亞高於一切。我生於這個國家，也會死在這個國家」。
原來，犬儒主義者與中國歷史上的「皇協軍」有得一拼，儘管他們有時能夠講出高深的道理，但都是拿自己的良心換錢的貨色。
文章來源：《新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第歐根尼是一個生活在孔孟時代的古希臘哲學家，是犬儒學派的代表人物。儘管他出生於一個銀行家家庭，但卻寧願居住在一隻木桶內，每天注視著日出日落陰晴圓缺，過著乞丐一樣的生活。他對「德行」情有獨鍾，認為只要你對於幸運所賜的財貨無動於衷，便可以從恐懼之下解放出來。
據說他是師承了蘇格拉底弟子安提斯泰尼，後世把他們的學說稱為「犬儒哲學」。因為這種生活方式有如動物，人們就將他稱為狗，他也就順勢振臂高呼：「像狗一樣活著」。當然，這是一種自然主義的態度，實質秉承的是對物質上採取的消極態度，而在他的精神上卻是極端積極的，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憤世嫉俗是他們應然的性格。
根據第歐根尼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和態度，如果從中國的古聖先賢中尋找蹤跡，在老子的身上可以窺見其斑駁的影子。司馬遷在《老子韓非列傳》記述了這樣一件事：孔子到周都向老子請教禮的學問，老子說：「拋棄您的驕氣和過多的慾望，拋棄您做作的情態神色和過大的志向，這些對於您自身都是沒有好處的。我能告訴您的，就這些罷了。」回來後，孔子也像亞歷山大敬佩第歐根尼一樣，對他的學生們說：「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世易時移，現代犬儒主義者們已經面目全非，他們完全拋棄了原教旨的美德和價值，以一種玩世不恭「難得糊塗」的心態來追求世俗的功利，已經淪落為精神上的乞丐。對此，與蕭伯納齊名的英國才子奧斯卡•王爾德一針見血地指出：「犬儒主義者對各種事物的價錢一清二楚，但是對它們的價值一無所知。」
之所以提及犬儒主義，源於近期關於中國現實的判斷和有關民主問題的爭論上。當然，筆者並不認為與自己意見不同的就一定是犬儒主義者，但這種「合理懷疑」卻是揮之不去的。與此同時，我也不反對別人將我視為這個角色，這倒是一些別有用心者的需要罷了。
對於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國家的判斷上，它本來就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想證明一個國家不是民主國家，卻顯得非常簡單。那就是只要看它有沒有言論和結社自由，有沒有法治，這裡的法治是與人治相反的一個概念。如果沒有，你說他「很民主」就非常值得懷疑。不管這個人得過什麼獎，也不管他有多大的名望，如果還能夠正常思維的話，他的堅持就有必要懷疑。因此，有人說這和「骨頭」有關，這種聯想確實無法消除。
在政治學這個領域，還沒有人能夠為民主這個概念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但關於民主問題儘管百家爭鳴，對實現民主的手段還是取得廣泛共識的，那就是選舉，而且選舉本身也是民主的實質內容。
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將狹義的民主概括為一種「達成政治決定」的體制，其意義是「一個國家的公民能夠以自由公正的選舉定期選出和更換他們的領導人」。這種民主概念，現在普遍被認為是民主的最低層次。言外之意，如果連這個都做不到，就和民主沒有什麼關係了。
現代犬儒主義者有高下貴賤之分，在一個做犬儒而不能的時代，高級犬儒們的行為有極大的欺騙性和隱蔽性，但如果一個人脫離常識罔顧現實時，還是藏掖不住的。這時我想起了第歐根尼對他老師的同學柏拉圖的揶揄，有人說第歐根尼乞討而柏拉圖不乞討，他借用《奧德修》中的句子反駁說：柏拉圖討東西時「深深地埋下頭，以致無人能夠聽見」。
犬儒主義社會與專制制度有關，前蘇聯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觀察窗口。
一九七六年，美國記者赫德裡克•史密斯通過對蘇聯勃烈日涅夫時代的觀察，寫出了一本《俄國人》的書籍，揭示出當時瀰漫於整個蘇聯社會的犬儒主義。勃烈日涅夫時代是一個專制回潮的時代，正是在民主自由已經解凍後，面對又一個冰期的到來，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採取的一種應對措施。
當然，就連勃烈日涅夫本人也採取了這一戰術。儘管它代替斯大林時期的大規模恐怖，但這無疑是一種混吃等死的狀態，是一個「歷史責任」被普遍遺忘的時代，誰都知道「洪水滔天」已經不遠了，但誰都無能為力。
對於當時蘇共高層的心態，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學家的話說：「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或者是作為一種象徵，或者是作為一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一種象徵，作為斷定其他人是否忠誠的一種方法，但它並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一種理論。它不是活的理論」。顯然，這位科學家是極為清醒的。
歷史上，犬儒主義盛行與政治上的極權在時空上出現了驚人的吻合，這是因為極權必然排斥自由。同時，由於對一切資源處於壟斷狀態，犬儒主義時代必然是食客雲集的時代。
食客一說，源於春秋戰國時期。戰國時代，養士已成為上層社會競相標榜的一種時髦風氣。只要是有實力有抱負的國君、權臣，無不以儘可能多地收養門客為榮。這些人寄食於豪門貴家，成為了幫忙幫閑的門客。
韓非子對當時的這種風氣頗不感冒，他認為有「養遊俠私劍之屬」的嫌疑。為什麼如此，倒是因為它窺到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人性。事實也是如此，「端誰的碗聽誰的喊」是更多食客的心態，為了理想而來的畢竟少之又少。一俟主人門不豪家不貴，他們無一例外地會作鳥獸散。
談及中國古代的食客，突然又想到了卡扎菲。據英國《衛報》10月26日報道，為卡扎菲服務了30年的老司機胡納什•納斯爾透露，最後與老卡一起戰鬥的除了他和四個衛兵外，僅有與卡扎菲既為親屬又是親信的曼蘇爾•達奧。由此想到利比亞人民經歷過的「綠寶書」時代，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顛狂時代呢？當然，其最大的特徵是犬儒主義。由此看來，卡扎菲是利比亞犬儒主義的拓荒人，但偏偏他開墾的這片土地成為了他的墳墓。
從食客如雲到成為孤家寡人，這是犬儒主義破產的必然結果。在這個過程中，犬儒主義者也回歸了人性。以下就是一個最生動的實例：
在利比亞首都的梨波裡被反對派攻克的前一天，利比亞國家電視台新聞女主播哈拉•米斯拉提在電視直播時,手持一把手槍，高呼：「今天，我要用這把武器,要麼殺敵要麼殉職!」第二天她就被反對派俘虜，已經投降的她說：「利比亞不是卡扎菲或某個人的。利比亞高於一切。我生於這個國家，也會死在這個國家」。
原來，犬儒主義者與中國歷史上的「皇協軍」有得一拼，儘管他們有時能夠講出高深的道理，但都是拿自己的良心換錢的貨色。
文章來源：《新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