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4日訊】對於一個缺乏常識的族群來說，首先需要說清楚的，還不是將來應該如何如何，而是經常被眾口洶湧的那些觀念，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涵義。比如說，革命，民主，自由。
過去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後來又有說，要告別革命了。前者的意思是革命被訴諸暴力，乃是天經地義；即便血流成河，也不要大驚小怪。後者的意思則在於告誡人們，以後的中國不能再革命了。不管以往革命曾經造成什麼樣的歷史後果，但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會不會革命，卻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倒並不是說，革命是某種不可避免的天意，恰恰相反，革命通常都是因為人禍所致的不得已而為之。
與人權是天賦的稍有不同，革命並非天賜。革命通常是因為權力的專制、專製造成的無休無止的鎮壓而導致的民眾權利。換句話說，革命是專制以及類似於專制的強行壓迫造成的一種屬於被壓迫者或者說弱勢群體的權利。這就好比說，當一伙強盜持槍威逼之際，全家人都天然具有保衛自己生命和財產的權利一樣。當一個國家的民眾面臨著沒有公平的競爭、沒有正義的保障、沒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沒有言論的自由、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這個國家的民眾無疑就具有了奮起革命的權利。相反，倘若民眾可以通過訴諸法律的方式、通過訴諸輿論的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那麼革命的可能性就會自然消失，而革命的權利也自然消解了。在一個可以用法律或輿論解決問題的國家裡，即便民眾擁有持槍的權利，也不可能發生什麼革命。相反，在一個民眾除了革命無法求諸其它解決問題的途徑的國家裡，即便民眾被剝奪了持槍的權利，也照樣可能發生革命。
歷史上的革命帶給人類、帶給諸多民族的結果，並非都是負面的。也即是說，民眾將革命的權利付諸實施時，結果並非全都指向權力的專橫。美國革命為美國的民主，奠定了歷史的地基。法國革命雖然過於暴力，但革命本身的歷史影響，卻是造就了歐洲國家走向現代民主政治的趨勢。即便是中國的辛亥革命，也是為幾千年專制王朝所苦的中國民眾之於革命權利的一次精彩實踐。沒有武昌起義，袁世凱哪能那麼輕而易舉地使清室和平遜位？
由此可見，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會不會革命，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革命作為民眾權利的歷史合理性，有沒有消失。也即是說作為造就革命權利的專制政體，要不要改變，能不能改變，會不會改變。
革命的結果，有可能帶來民主，如美國歷史所兌現的那樣；也有可能帶來比被革命推翻的王朝更殘暴的專制，如十月革命所證明的那樣。但無論是什麼樣的結果，都不能剝奪在一個專制政體底下的民眾擁有革命的權利。這就好比無論某個政黨在歷史上曾經如何暴虐如何專制，都不能排除該政黨走向民主政治的可能；否則，台灣的國民黨轉入民主政治的歷史，就無法成立。剝奪專制底下的民眾的革命權利，與否認曾經專制的政黨走向民主的權利，同樣都是改頭換面的專制思維。
與革命是權利相對應的乃是，民主是協商。現代民主源自商業文明的發達，並非偶然。因為民主政治與商業文明，天然同構。在商業文明之中，交換雙方，亦即買方賣方，不管彼此交易做得如何，雙方的地位是絕對平等的。彼此沒有尊卑貴賤，一如買賣不可能以百分之百對百分之零的方式進行。因為那樣的方式就不是買賣，而成了搶劫。順便說一句，中國歷史上的江湖造反，或者宮廷政變，都是以搶劫的方式，而不是以買賣的方式，進行的。
若說民主政治有什麼奧祕的話，其實很簡單，就是買賣，或者叫做生意。民主政治其實也有四項基本原則，平等協商，討價還價，贏者大度，輸者服輸。這與中國傳統政治截然不同。中國傳統政治的特色，通常以不平等作前提。君臣、父子、夫妻之間，從宮廷到家庭，等級森嚴，貴賤分明。宮廷政變也罷，江湖造反也罷，最後都不是消除不平等，而是製造出新的等級秩序。以這種不平等為前提的政治遊戲，又是絕對沒得商量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如此等等。至於每場政治遊戲過後的結果，也是亙古不變的：勝利者總是全部通吃，而失敗者臥薪嘗膽；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民主政治的投票結果，總有個百分比存在，哪怕是百分之七十比百分之三十的大勝，也是個比例。但中國式的政治是沒有百分比的。要說有的話，無非就是勝者百分之百的嬴，開國皇帝坐江山；敗者百分之百的輸，亡國之君赴黃泉。從民主政治和專制政治的這種區別可以明白，將來倘若發生革命的話，不是有無必要的問題，而是究竟指向老式的通吃，還是轉向新型的討價還價式的協商。換句話說，革命需要改變的不是坐在皇位上的姓氏，而是政治遊戲的規則。
民主政治有類於生意場上的控股，通常以百分之五十一對百分之四十九。這不是打鬥的成就，而是協商的結果。任何百分之百對百分之零的方式，就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而言，都屬於搶劫行為，就好比賭場上的搶檯面。所謂的打江山，其實就是搶檯面。華人族群很熟悉這樣的方式，幾千年這麼過來的。這個族群很容易將革命動輒就折騰成了搶檯面。說這個族群天生不懂民主，是不確切的；但說這個族群被不民主的傳統折磨得有些失常，並非不實。
因此，這個族群要自己國家走向民主政治，不得不從民主政治的第一個原則做起：平等協商。其中，平等是首要的。這個族群的等級觀念之根深蒂固，恐怕是世界之最。即便是最貼近商業文明的上海人，都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更遑論其它地方、尤其是皇城裡長大的人們。比如這個族群在購物狂潮中的名牌攀比，便是其等級觀念的一個折射。甚至這個族群隨口說出來的話，唱出來的歌詞，都充滿著不平等的專橫；諸如「愛你沒商量」，或者假裝一無所有的男人唱著硬要女人「跟我走」的搖滾。已經一無所有了，憑什麼要人家跟你走？這算是丐幫、還是斧頭幫的邏輯？至於愛不愛之類，是最有商量餘地的事情。不說其它，就拿文明國家的許多愛情肥皂劇來說，都是這麼商量出來的。
事實上，愛也罷，不愛也罷，凡事都該有個商量。有沒有商量，能不能討價還價，恐怕是這個族群能否走向民主政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人文前提。而執政者的能否完成民主轉型，也在於懂不懂與眾商量。當政者不能老是沒得商量，而得學會與人相商，並且率先成為平等協商的榜樣。權力情結很深的中國民眾，通常有樣學樣，喜歡以有權有勢的當政者為榜樣。就此而言，中國的袞袞諸公，有責任成為平等協商的楷模。因為拒絕協商，意味著增強革命的權利，增加革命的可能性。
由此引出寬容的命題。告別革命的前提，在於民眾必須寬容公僕。但民主政治的內涵，卻恰好是公僕必須寬容民眾，否則，就不叫公僕，而成了專橫霸道的官吏。公僕和民眾，究竟應該誰寬容誰，初看上去好像是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古怪問題，實質上卻是有關民主政治如何可能的追問。在一個民主國家裡，公僕必須接受民眾的監督，而民眾對於公僕卻是很不寬容的。公僕的任何隱私，一不小心就會成為公眾話題。更不用說，州長嫖妓一曝光，馬上辭職。哪怕是總統尋花問柳，都要面臨被彈劾的危機。脫口秀的主持人絕對不能拿弱勢群體尤其是殘障人士開玩笑，卻可以肆無忌憚地嘲笑總統。可是，在一個相反的國家裡，正如唱戲的喜歡拿殘疾人說笑話，一些知識精英，老是在勸告民眾如何寬容公僕；並且信誓旦旦地保證說，惟有如此，才有希望走向民主政治。口氣是委婉的，意思卻是不平等的。因為權力假如不受到監督，那麼專制就不可能受到應有的制約；同樣道理，當政者假如沒有被革命的壓力，就很難產生銳意改革的動力。
倘若有人問，專制政治的壽命到底有多長，那麼答案其實早就明明白白地放在那裡了：足以長到無動於衷地從一個兩歲女孩身上碾過去。那個冷血司機碾死女童的場面，是令人震驚的。但是，假如一個吸煙者朝著身邊的不吸煙者使勁噴煙霧，中國人會感到震驚麼？應該不會。更毋須說，有多少人會細想這兩件事情之間，到底有什麼關聯。因為吸煙者侵犯不吸煙者的權利，不過是青萍之末；演變成冷血司機碾死女童，才具有駭人聽聞的震撼。至於在侵犯他人權利到戕害他人生命之間的距離，到底有多長，並非不可丈量的。須知，兩者的實質，同樣都是專橫。
於是說到自由。在一個文明國家，有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而在一個昏亂的國家，則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人們有必要捫心自問：到底想要哪一種自由？將這兩種不同的自由弄清楚之後，談論自由就會簡單許多。
自由其實是審美。當人們觀賞著凡高的油畫，鄧肯的舞蹈，高山流水，吳帶當風……，與其說是被藝術之美所折服，不如說是被自由的心靈所感染。亞裡士多德將悲劇定義為靈魂的淨化，換成另一個說法，恰好就是悲劇的審美，實現了靈魂獲得自由的可能。就此而言，自由與審美，乃一幣兩面。
自由不是隨地大小便，自由不是開著名牌車橫衝直撞，自由是在尊重他人的同時，獲得自己的尊嚴。這樣的自由，通常體現於日常生活中的諸多細節，或者被傳媒無意間捕捉到的一些瞬間。比如，一個吸煙者發現有擾不吸煙者時，趕緊轉過身，甚至乾脆將煙熄滅以示尊重；或如，一個政治家面對抗議者扔過來的皮鞋，風度翩翩地一笑了之。又如，在擁擠的車廂裡向老弱病殘者主動讓位，或者以不具名的方式，向有難之人捐贈善款。諸如此類的日常細節，並不如何偉大如何令人矚目，卻能讓人獲得小小的感動，因為自由本身所獨具的審美品性。
說自由是審美，是因為自由實質上乃是心靈的天然綻放。自由之美在於人性的美好，有如鮮花，有如鬱鬱蔥蔥的林木。人之美，美在尊嚴的有無；自然之美，美在明淨的山山水水；而一個國家之美，美在民眾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自由地追求幸福，自由地選擇自己的人生，從而讓心靈獲得天然的綻放，而不是聽憑慾望氾濫成災。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年頭已然三十有餘，但人們依然只管摸著石子過河，鮮有人叩問，被開放出來的究竟是慾望，還是心靈？慾望的開放與心靈的綻開所要求的自由，是截然不同的。與慾望開放相應的自由，可以演變成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而與心靈綻開相應的自由，則是信仰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相對於只許一人縱慾、不許萬民性福的時代，慾望的開放無疑具有歷史的合理性；然而一旦慾望開放到了人慾橫流、氾濫成災的時候，那麼心靈的自由與否，便成為一個迫切的時政課題。
慾望的氾濫成災，根本原因在於，歷屆當政者總是暗中鼓勵慾望的自由，始終禁錮心靈的自由。只要是滿足慾望的自由，全都可以通行無阻。但與心靈相關的自由，諸如言論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創作的自由，個性的自由，一律遭到扼制。正如當年的那場革命其實為了滿足慾望，如今的改革開放也不過是放開了慾望。倘若說這個民族何以如此缺乏精神上的自信和昂揚，那麼答案就在於，無論是此前的造反有理還是後來的改革開放，全都以慾望作為其根本的動因。起於慾望，止於慾望；人們稍有心靈的追求，輕則禁止，重則槍斃。經過長年累月的鼓勵慾望壓制心靈，整個族群本能地害怕心靈的自由，乖巧地學會了吃吃喝喝打打麻將的苟活方式。生存的安全第一，被誇張到了只要活著怎麼都行的地步。這種苟活的另一面則是慾望毫無節制的氾濫，從而透出蟄伏在背後的權力的囂張。在無權者是苟活，在有權者是縱慾，所謂的和諧，其實就是這麼達成的。前提是整個族群官員百姓全都甘願放棄心靈的自由。權勢者與苟活者彼此心照不宣，一個假裝從來沒有心靈自由這回事，另一個暗示，就算有，咱也不要。然後，意見領袖在旁邊吃吃一笑：看，這樣的人群，活該。
一個族群的所謂醜陋，主要體現於放棄心靈自由而導致的苟活和縱慾。苟活者認為，能夠有苟活的自由，已經很自由了。縱慾者則認定了，只有在這塊土地上，才能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這不就是自由麼？還要什麼自由？什麼叫自由？可以縱慾，就是自由。這些可以自由自在地縱慾的特權者，大都領略到了改革開放的奧祕；同時暗暗竅喜：老爺子那代的搶劫過後，一直沒有解決的分贓問題，如今終於落到實處。中國式的自由圖景，就是這麼呈現的。
但不管怎麼說，相對於一人縱慾全民禁慾的時代，慾望的合理性如今總算獲得了肯定。需要解禁的是，民眾之於心靈自由的追求。正如慾望的滿足是人的本能，追求心靈的自由，也是人的本能。沒有存在層面的生存，GDP再高，也只是一個動物莊園。惟有放飛了心靈的自由，一個民族才能在全世界面前真正站立起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寫作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自由，所有這些心靈自由的基本保障都是不能剝奪的。心靈自由的程度越高，革命的可能越小。換句話說，具有審美意味的自由一旦不再成為問題，那麼革命的權利也會隨著革命可能性的降低而漸趨消解。這並非什麼深奧的哲學，而是一言即明的常識。
有關革命、民主、自由的談論，其實是一次回到常識的努力。出人意料的只是，常識之於這個族群，竟然如此匱乏。
二0一二年元月十一日寫於紐約寓所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過去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後來又有說，要告別革命了。前者的意思是革命被訴諸暴力，乃是天經地義；即便血流成河，也不要大驚小怪。後者的意思則在於告誡人們，以後的中國不能再革命了。不管以往革命曾經造成什麼樣的歷史後果，但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會不會革命，卻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倒並不是說，革命是某種不可避免的天意，恰恰相反，革命通常都是因為人禍所致的不得已而為之。
與人權是天賦的稍有不同，革命並非天賜。革命通常是因為權力的專制、專製造成的無休無止的鎮壓而導致的民眾權利。換句話說，革命是專制以及類似於專制的強行壓迫造成的一種屬於被壓迫者或者說弱勢群體的權利。這就好比說，當一伙強盜持槍威逼之際，全家人都天然具有保衛自己生命和財產的權利一樣。當一個國家的民眾面臨著沒有公平的競爭、沒有正義的保障、沒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沒有言論的自由、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這個國家的民眾無疑就具有了奮起革命的權利。相反，倘若民眾可以通過訴諸法律的方式、通過訴諸輿論的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那麼革命的可能性就會自然消失，而革命的權利也自然消解了。在一個可以用法律或輿論解決問題的國家裡，即便民眾擁有持槍的權利，也不可能發生什麼革命。相反，在一個民眾除了革命無法求諸其它解決問題的途徑的國家裡，即便民眾被剝奪了持槍的權利，也照樣可能發生革命。
歷史上的革命帶給人類、帶給諸多民族的結果，並非都是負面的。也即是說，民眾將革命的權利付諸實施時，結果並非全都指向權力的專橫。美國革命為美國的民主，奠定了歷史的地基。法國革命雖然過於暴力，但革命本身的歷史影響，卻是造就了歐洲國家走向現代民主政治的趨勢。即便是中國的辛亥革命，也是為幾千年專制王朝所苦的中國民眾之於革命權利的一次精彩實踐。沒有武昌起義，袁世凱哪能那麼輕而易舉地使清室和平遜位？
由此可見，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會不會革命，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革命作為民眾權利的歷史合理性，有沒有消失。也即是說作為造就革命權利的專制政體，要不要改變，能不能改變，會不會改變。
革命的結果，有可能帶來民主，如美國歷史所兌現的那樣；也有可能帶來比被革命推翻的王朝更殘暴的專制，如十月革命所證明的那樣。但無論是什麼樣的結果，都不能剝奪在一個專制政體底下的民眾擁有革命的權利。這就好比無論某個政黨在歷史上曾經如何暴虐如何專制，都不能排除該政黨走向民主政治的可能；否則，台灣的國民黨轉入民主政治的歷史，就無法成立。剝奪專制底下的民眾的革命權利，與否認曾經專制的政黨走向民主的權利，同樣都是改頭換面的專制思維。
與革命是權利相對應的乃是，民主是協商。現代民主源自商業文明的發達，並非偶然。因為民主政治與商業文明，天然同構。在商業文明之中，交換雙方，亦即買方賣方，不管彼此交易做得如何，雙方的地位是絕對平等的。彼此沒有尊卑貴賤，一如買賣不可能以百分之百對百分之零的方式進行。因為那樣的方式就不是買賣，而成了搶劫。順便說一句，中國歷史上的江湖造反，或者宮廷政變，都是以搶劫的方式，而不是以買賣的方式，進行的。
若說民主政治有什麼奧祕的話，其實很簡單，就是買賣，或者叫做生意。民主政治其實也有四項基本原則，平等協商，討價還價，贏者大度，輸者服輸。這與中國傳統政治截然不同。中國傳統政治的特色，通常以不平等作前提。君臣、父子、夫妻之間，從宮廷到家庭，等級森嚴，貴賤分明。宮廷政變也罷，江湖造反也罷，最後都不是消除不平等，而是製造出新的等級秩序。以這種不平等為前提的政治遊戲，又是絕對沒得商量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如此等等。至於每場政治遊戲過後的結果，也是亙古不變的：勝利者總是全部通吃，而失敗者臥薪嘗膽；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民主政治的投票結果，總有個百分比存在，哪怕是百分之七十比百分之三十的大勝，也是個比例。但中國式的政治是沒有百分比的。要說有的話，無非就是勝者百分之百的嬴，開國皇帝坐江山；敗者百分之百的輸，亡國之君赴黃泉。從民主政治和專制政治的這種區別可以明白，將來倘若發生革命的話，不是有無必要的問題，而是究竟指向老式的通吃，還是轉向新型的討價還價式的協商。換句話說，革命需要改變的不是坐在皇位上的姓氏，而是政治遊戲的規則。
民主政治有類於生意場上的控股，通常以百分之五十一對百分之四十九。這不是打鬥的成就，而是協商的結果。任何百分之百對百分之零的方式，就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而言，都屬於搶劫行為，就好比賭場上的搶檯面。所謂的打江山，其實就是搶檯面。華人族群很熟悉這樣的方式，幾千年這麼過來的。這個族群很容易將革命動輒就折騰成了搶檯面。說這個族群天生不懂民主，是不確切的；但說這個族群被不民主的傳統折磨得有些失常，並非不實。
因此，這個族群要自己國家走向民主政治，不得不從民主政治的第一個原則做起：平等協商。其中，平等是首要的。這個族群的等級觀念之根深蒂固，恐怕是世界之最。即便是最貼近商業文明的上海人，都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更遑論其它地方、尤其是皇城裡長大的人們。比如這個族群在購物狂潮中的名牌攀比，便是其等級觀念的一個折射。甚至這個族群隨口說出來的話，唱出來的歌詞，都充滿著不平等的專橫；諸如「愛你沒商量」，或者假裝一無所有的男人唱著硬要女人「跟我走」的搖滾。已經一無所有了，憑什麼要人家跟你走？這算是丐幫、還是斧頭幫的邏輯？至於愛不愛之類，是最有商量餘地的事情。不說其它，就拿文明國家的許多愛情肥皂劇來說，都是這麼商量出來的。
事實上，愛也罷，不愛也罷，凡事都該有個商量。有沒有商量，能不能討價還價，恐怕是這個族群能否走向民主政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人文前提。而執政者的能否完成民主轉型，也在於懂不懂與眾商量。當政者不能老是沒得商量，而得學會與人相商，並且率先成為平等協商的榜樣。權力情結很深的中國民眾，通常有樣學樣，喜歡以有權有勢的當政者為榜樣。就此而言，中國的袞袞諸公，有責任成為平等協商的楷模。因為拒絕協商，意味著增強革命的權利，增加革命的可能性。
由此引出寬容的命題。告別革命的前提，在於民眾必須寬容公僕。但民主政治的內涵，卻恰好是公僕必須寬容民眾，否則，就不叫公僕，而成了專橫霸道的官吏。公僕和民眾，究竟應該誰寬容誰，初看上去好像是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古怪問題，實質上卻是有關民主政治如何可能的追問。在一個民主國家裡，公僕必須接受民眾的監督，而民眾對於公僕卻是很不寬容的。公僕的任何隱私，一不小心就會成為公眾話題。更不用說，州長嫖妓一曝光，馬上辭職。哪怕是總統尋花問柳，都要面臨被彈劾的危機。脫口秀的主持人絕對不能拿弱勢群體尤其是殘障人士開玩笑，卻可以肆無忌憚地嘲笑總統。可是，在一個相反的國家裡，正如唱戲的喜歡拿殘疾人說笑話，一些知識精英，老是在勸告民眾如何寬容公僕；並且信誓旦旦地保證說，惟有如此，才有希望走向民主政治。口氣是委婉的，意思卻是不平等的。因為權力假如不受到監督，那麼專制就不可能受到應有的制約；同樣道理，當政者假如沒有被革命的壓力，就很難產生銳意改革的動力。
倘若有人問，專制政治的壽命到底有多長，那麼答案其實早就明明白白地放在那裡了：足以長到無動於衷地從一個兩歲女孩身上碾過去。那個冷血司機碾死女童的場面，是令人震驚的。但是，假如一個吸煙者朝著身邊的不吸煙者使勁噴煙霧，中國人會感到震驚麼？應該不會。更毋須說，有多少人會細想這兩件事情之間，到底有什麼關聯。因為吸煙者侵犯不吸煙者的權利，不過是青萍之末；演變成冷血司機碾死女童，才具有駭人聽聞的震撼。至於在侵犯他人權利到戕害他人生命之間的距離，到底有多長，並非不可丈量的。須知，兩者的實質，同樣都是專橫。
於是說到自由。在一個文明國家，有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而在一個昏亂的國家，則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人們有必要捫心自問：到底想要哪一種自由？將這兩種不同的自由弄清楚之後，談論自由就會簡單許多。
自由其實是審美。當人們觀賞著凡高的油畫，鄧肯的舞蹈，高山流水，吳帶當風……，與其說是被藝術之美所折服，不如說是被自由的心靈所感染。亞裡士多德將悲劇定義為靈魂的淨化，換成另一個說法，恰好就是悲劇的審美，實現了靈魂獲得自由的可能。就此而言，自由與審美，乃一幣兩面。
自由不是隨地大小便，自由不是開著名牌車橫衝直撞，自由是在尊重他人的同時，獲得自己的尊嚴。這樣的自由，通常體現於日常生活中的諸多細節，或者被傳媒無意間捕捉到的一些瞬間。比如，一個吸煙者發現有擾不吸煙者時，趕緊轉過身，甚至乾脆將煙熄滅以示尊重；或如，一個政治家面對抗議者扔過來的皮鞋，風度翩翩地一笑了之。又如，在擁擠的車廂裡向老弱病殘者主動讓位，或者以不具名的方式，向有難之人捐贈善款。諸如此類的日常細節，並不如何偉大如何令人矚目，卻能讓人獲得小小的感動，因為自由本身所獨具的審美品性。
說自由是審美，是因為自由實質上乃是心靈的天然綻放。自由之美在於人性的美好，有如鮮花，有如鬱鬱蔥蔥的林木。人之美，美在尊嚴的有無；自然之美，美在明淨的山山水水；而一個國家之美，美在民眾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自由地追求幸福，自由地選擇自己的人生，從而讓心靈獲得天然的綻放，而不是聽憑慾望氾濫成災。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年頭已然三十有餘，但人們依然只管摸著石子過河，鮮有人叩問，被開放出來的究竟是慾望，還是心靈？慾望的開放與心靈的綻開所要求的自由，是截然不同的。與慾望開放相應的自由，可以演變成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而與心靈綻開相應的自由，則是信仰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相對於只許一人縱慾、不許萬民性福的時代，慾望的開放無疑具有歷史的合理性；然而一旦慾望開放到了人慾橫流、氾濫成災的時候，那麼心靈的自由與否，便成為一個迫切的時政課題。
慾望的氾濫成災，根本原因在於，歷屆當政者總是暗中鼓勵慾望的自由，始終禁錮心靈的自由。只要是滿足慾望的自由，全都可以通行無阻。但與心靈相關的自由，諸如言論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創作的自由，個性的自由，一律遭到扼制。正如當年的那場革命其實為了滿足慾望，如今的改革開放也不過是放開了慾望。倘若說這個民族何以如此缺乏精神上的自信和昂揚，那麼答案就在於，無論是此前的造反有理還是後來的改革開放，全都以慾望作為其根本的動因。起於慾望，止於慾望；人們稍有心靈的追求，輕則禁止，重則槍斃。經過長年累月的鼓勵慾望壓制心靈，整個族群本能地害怕心靈的自由，乖巧地學會了吃吃喝喝打打麻將的苟活方式。生存的安全第一，被誇張到了只要活著怎麼都行的地步。這種苟活的另一面則是慾望毫無節制的氾濫，從而透出蟄伏在背後的權力的囂張。在無權者是苟活，在有權者是縱慾，所謂的和諧，其實就是這麼達成的。前提是整個族群官員百姓全都甘願放棄心靈的自由。權勢者與苟活者彼此心照不宣，一個假裝從來沒有心靈自由這回事，另一個暗示，就算有，咱也不要。然後，意見領袖在旁邊吃吃一笑：看，這樣的人群，活該。
一個族群的所謂醜陋，主要體現於放棄心靈自由而導致的苟活和縱慾。苟活者認為，能夠有苟活的自由，已經很自由了。縱慾者則認定了，只有在這塊土地上，才能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這不就是自由麼？還要什麼自由？什麼叫自由？可以縱慾，就是自由。這些可以自由自在地縱慾的特權者，大都領略到了改革開放的奧祕；同時暗暗竅喜：老爺子那代的搶劫過後，一直沒有解決的分贓問題，如今終於落到實處。中國式的自由圖景，就是這麼呈現的。
但不管怎麼說，相對於一人縱慾全民禁慾的時代，慾望的合理性如今總算獲得了肯定。需要解禁的是，民眾之於心靈自由的追求。正如慾望的滿足是人的本能，追求心靈的自由，也是人的本能。沒有存在層面的生存，GDP再高，也只是一個動物莊園。惟有放飛了心靈的自由，一個民族才能在全世界面前真正站立起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寫作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自由，所有這些心靈自由的基本保障都是不能剝奪的。心靈自由的程度越高，革命的可能越小。換句話說，具有審美意味的自由一旦不再成為問題，那麼革命的權利也會隨著革命可能性的降低而漸趨消解。這並非什麼深奧的哲學，而是一言即明的常識。
有關革命、民主、自由的談論，其實是一次回到常識的努力。出人意料的只是，常識之於這個族群，竟然如此匱乏。
二0一二年元月十一日寫於紐約寓所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