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7日訊】我要評論我這一輩子生活在一個非常動盪，大起大落的時代。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這樣大的變化恐怕是唯一的。過去有過大的戰爭，死過幾千萬甚至上億的人口的大事情，但是沒有這三十年的財富的巨大增長。我親眼看到了中國完全變了樣，從貧窮挨餓，變到小汽車滿街跑。但是中國的問題並沒有完全得到解決，前途還非常不確定。
回顧過去的生活，決定我一生命運的許多事情中，有各式各樣的人物參與進來。我們每個人的經歷不同，但有一點我想是相同的，既有感到幸福的時刻，也有感到悲哀的時刻。而且這些感覺無例外地都是與另外一些人有關的，甚至完全是自己周圍的人引起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回憶過去時，會對一些人產生怨恨的心情,對另一些產生感謝的心情。
就我自己而言，自從1957年被劃為右派之後，厄運就降臨到我和我一家的頭上。每次運動免不了都要當「運動員」。我周圍的人中自有不少由於各種原因積極響應號召，以階級鬥爭為綱，緊抓「階級敵人」不放的積極分子。這種非生產，甚至反生產的內耗活動，把人民共和國的元氣傷盡，解放後的大好形勢終於弄到了1976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那些對我實施專政的人，實際上他們所傷害的並不是我個人，而是包含他們自己在內的整個社會。另一方面，即使在那樣險惡的環境下，仍有一些同志不顧自身的安全，暗中保護我。使我的處境沒有落到最悲慘的境地。他們是誰，我至今也並不完全知道。他們並不是向我討好什麼，他們是有良知的中國人，是魯迅所說的「中國人的脊樑」。
對於助紂為虐的那些人我並不準備寬恕他們。倒不是因為個人的復仇心態，而是從整個社會發展來看，我們不能把犯了錯誤的人和做出貢獻的人不加區分。一個是非不辨的社會就談不上發揚正氣，壓抑邪氣。當然，對待這些人，我不讚成以其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們曾經主張對待敵人要狠，要無中生有，羅織罪名。非但要打倒，而且打倒之後還要踏上千百隻腳，讓敵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張對他們既要揭露錯誤，教育後人，也要教育他們自身。讓他們認識錯誤，鼓勵他們改正錯誤。這個原則非但適用於對待過去犯錯誤的人，也適用於對待現在犯錯誤的人。我們這個社會在如何對待壞人的問題上需要深刻的反省過去的控訴會、鬥爭會，以挑動群眾的仇恨心理為目的。對待敵人是用加倍的惡去回報他。將群眾培養成嗜血的暴民，這決不是社會安定的福音。
我很擔心社會犯了健忘症，對過去的錯誤有意或無意地加以掩飾，以至於類似的錯誤捲土重來。這絲毫也不是危言聳聽。事實上類似於文化革命的悲劇在中外歷史上發生過許多次，儘管口號不同，理由不同，大規模的迫害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紂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
對於那些暗中幫助過我的人，雖然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我始終懷著感激的心情。他們這樣做並不圖回報，甚至還冒著危險。他們是從良知出發。中華民族之所以能綿延幾千年，中國的文化得以保存至今，正是靠著他們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報答他們最好的方法，就是學習他們，並用他們的精神教育後人。
無疑，中國必須走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之路。這不但已經為發達國家的經驗所證實，也是理論上可以證明的。
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道路，需要有一個合乎邏輯的分析，我試圖稱之為「社會科學中的牛頓定律」，為此我寫過一篇文章。社會發展只能達到一個狀態，才能夠保持穩定。這個狀態就是人與人平等。道理很簡單，如果不平等，處於地位低下的人不會安定，不平則鳴。過去的歷史就是一部不平等引起的鬥爭史。所以平等是社會發展的目的地。但是還要進一步說明所謂的平等是什麼意思。它不是財富擁有的平等，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財富的擁有是不平等的。我們不可能達到二者都平等，只能犧牲財富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保持有利於鼓勵財富的創造，有其必要性。我們吃過大鍋飯，結果並不好。當然，財富的不平等要有限度。
人與人平等，必然導致自由。因為不自由是因為有人有特權，可以干涉你的自由而不受限制。一旦人與人平等了每個人都有同樣的自由。這就是自由主義者所標榜的自由。自由不是為所欲為，而是人人有同樣的自由空間。這就是人權。所謂人權就是沒有特權，就是人與人平等。
在這種條件下必然發生交換，因為交換給人帶來好處。而且每一樁平等自由的交換必定有財富(或方便)的創造或改進。如果沒有新的財富被創造出來，不可能雙方都得到好處。交換使人類走上富裕之路；交換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科學的發達和應用也都靠交換才能實現。人類發明了以交換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之後，發展的軌跡全變了。人口迅速增加，壽命迅速延長。這都發生在市場經濟慢慢地建立起來的過程中。我們中國人對此最有體會。
展望未來，自然資源越用越少，人類必須節約地使用。經濟學證明了市場機制能夠最有效地利用各種資源。所以人類社會離不開市場制度；離不開交換；離不開價格。一切拋棄市場的想法都是空想，是極其有害的。它有可能誤導我們再次走上歧路。
如果人與人平等，沒有了權威，社會如何治理？過去靠有特權的人，皇帝，大官。社會平等了誰來治理？這就有民主政治。所以市場經濟是和民主政治相聯繫的。
市場經濟並不是沒有毛病的。它的特點是私有制和分散決策，所以難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換有時候會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場之外的力量來糾正。這時候我們常常想到政府。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可是在這兒人們往往忘記一個極重要的事實，就是政府同樣會犯錯誤，它並非永遠正確，靠它也不一定能解決問題。而且一旦政府犯了錯誤糾正起來更困難十倍。全世界因為政府犯錯誤造成的人員死亡不計其數，因為市場盲目性造成的死亡連百分之一都不到。
市場經濟有一萬條好處，但是有一條極大的壞處，那就是貧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間合力，對它加以限制。限制貧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權，要對富人溫和地剝奪。而這在通常的政治結構中是極難做到的。因為掌權的人多半就是有權有勢的人，或者說，是有特權，和有錢人。他們很難對自己開刀。依我看，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大矛盾。貧富差距需要限制，但不能完全取消，否則就是吃大鍋飯。這種制度我們試驗過，非常不成功，全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經濟幾乎崩潰。
我的理想是掌權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眾的利益。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難，只要有普選，結果當選的人必定是傾向窮人的。如果他們犧牲了窮人的利益，就會被選下去。因為在社會中低收入者佔大多數。我理解北歐社會就是接近於這樣的一種貧富的均衡狀態。
如何從現在的狀態和平過渡到理想狀態？要靠各方面的高度自覺和技巧。當政者要排除權勢的干擾，大眾要有耐心。不然的話形勢將引導我們走向暴力衝突，對一切人都不利。但是能不能做到，這是非常沒有把握的。所以中國的命運將會充滿著不確定性。從理性出發，我對前景不得不抱悲觀態度。中國占人口一半多的人，還處於文革狀態，或皇權統治狀態。基本上不懂得現代社會的處事原則。要麼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戰士，要麼是逆來順從的奴隸狀態。這從網上很多的發言可以看出來。現在當局提出和諧社會，我非常贊成。但是具體做法還是老一套，沒有多大的改進，更沒有分析不和諧的原因何在。所以中國的前途真是難說得很。
中國社會的深刻危機在於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會充滿謊言，說謊不以為恥。這一狀況和隱瞞過去的錯誤有密切關係。從抗日戰爭的謊言開始，到文革，到後來，犯了那麼多的錯誤，傷害了那麼多的人，從來不痛痛快快地認錯，就只好說假話。由於假話不受限制，行動就無所顧忌，說假話就可以掩蓋行動的錯誤。社會就沒有了是非感。這是中國最大的社會危機。有識之士提倡說真話，可是沒有說真話的環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說真話。因為說真話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弄得不好會抓去坐牢。這也是統治者能夠繼續維持中國道德缺失社會的根本原因。
文章來源：《新浪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回顧過去的生活，決定我一生命運的許多事情中，有各式各樣的人物參與進來。我們每個人的經歷不同，但有一點我想是相同的，既有感到幸福的時刻，也有感到悲哀的時刻。而且這些感覺無例外地都是與另外一些人有關的，甚至完全是自己周圍的人引起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回憶過去時，會對一些人產生怨恨的心情,對另一些產生感謝的心情。
就我自己而言，自從1957年被劃為右派之後，厄運就降臨到我和我一家的頭上。每次運動免不了都要當「運動員」。我周圍的人中自有不少由於各種原因積極響應號召，以階級鬥爭為綱，緊抓「階級敵人」不放的積極分子。這種非生產，甚至反生產的內耗活動，把人民共和國的元氣傷盡，解放後的大好形勢終於弄到了1976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那些對我實施專政的人，實際上他們所傷害的並不是我個人，而是包含他們自己在內的整個社會。另一方面，即使在那樣險惡的環境下，仍有一些同志不顧自身的安全，暗中保護我。使我的處境沒有落到最悲慘的境地。他們是誰，我至今也並不完全知道。他們並不是向我討好什麼，他們是有良知的中國人，是魯迅所說的「中國人的脊樑」。
對於助紂為虐的那些人我並不準備寬恕他們。倒不是因為個人的復仇心態，而是從整個社會發展來看，我們不能把犯了錯誤的人和做出貢獻的人不加區分。一個是非不辨的社會就談不上發揚正氣，壓抑邪氣。當然，對待這些人，我不讚成以其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們曾經主張對待敵人要狠，要無中生有，羅織罪名。非但要打倒，而且打倒之後還要踏上千百隻腳，讓敵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張對他們既要揭露錯誤，教育後人，也要教育他們自身。讓他們認識錯誤，鼓勵他們改正錯誤。這個原則非但適用於對待過去犯錯誤的人，也適用於對待現在犯錯誤的人。我們這個社會在如何對待壞人的問題上需要深刻的反省過去的控訴會、鬥爭會，以挑動群眾的仇恨心理為目的。對待敵人是用加倍的惡去回報他。將群眾培養成嗜血的暴民，這決不是社會安定的福音。
我很擔心社會犯了健忘症，對過去的錯誤有意或無意地加以掩飾，以至於類似的錯誤捲土重來。這絲毫也不是危言聳聽。事實上類似於文化革命的悲劇在中外歷史上發生過許多次，儘管口號不同，理由不同，大規模的迫害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紂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
對於那些暗中幫助過我的人，雖然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我始終懷著感激的心情。他們這樣做並不圖回報，甚至還冒著危險。他們是從良知出發。中華民族之所以能綿延幾千年，中國的文化得以保存至今，正是靠著他們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報答他們最好的方法，就是學習他們，並用他們的精神教育後人。
無疑，中國必須走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之路。這不但已經為發達國家的經驗所證實，也是理論上可以證明的。
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道路，需要有一個合乎邏輯的分析，我試圖稱之為「社會科學中的牛頓定律」，為此我寫過一篇文章。社會發展只能達到一個狀態，才能夠保持穩定。這個狀態就是人與人平等。道理很簡單，如果不平等，處於地位低下的人不會安定，不平則鳴。過去的歷史就是一部不平等引起的鬥爭史。所以平等是社會發展的目的地。但是還要進一步說明所謂的平等是什麼意思。它不是財富擁有的平等，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財富的擁有是不平等的。我們不可能達到二者都平等，只能犧牲財富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保持有利於鼓勵財富的創造，有其必要性。我們吃過大鍋飯，結果並不好。當然，財富的不平等要有限度。
人與人平等，必然導致自由。因為不自由是因為有人有特權，可以干涉你的自由而不受限制。一旦人與人平等了每個人都有同樣的自由。這就是自由主義者所標榜的自由。自由不是為所欲為，而是人人有同樣的自由空間。這就是人權。所謂人權就是沒有特權，就是人與人平等。
在這種條件下必然發生交換，因為交換給人帶來好處。而且每一樁平等自由的交換必定有財富(或方便)的創造或改進。如果沒有新的財富被創造出來，不可能雙方都得到好處。交換使人類走上富裕之路；交換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科學的發達和應用也都靠交換才能實現。人類發明了以交換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之後，發展的軌跡全變了。人口迅速增加，壽命迅速延長。這都發生在市場經濟慢慢地建立起來的過程中。我們中國人對此最有體會。
展望未來，自然資源越用越少，人類必須節約地使用。經濟學證明了市場機制能夠最有效地利用各種資源。所以人類社會離不開市場制度；離不開交換；離不開價格。一切拋棄市場的想法都是空想，是極其有害的。它有可能誤導我們再次走上歧路。
如果人與人平等，沒有了權威，社會如何治理？過去靠有特權的人，皇帝，大官。社會平等了誰來治理？這就有民主政治。所以市場經濟是和民主政治相聯繫的。
市場經濟並不是沒有毛病的。它的特點是私有制和分散決策，所以難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換有時候會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場之外的力量來糾正。這時候我們常常想到政府。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可是在這兒人們往往忘記一個極重要的事實，就是政府同樣會犯錯誤，它並非永遠正確，靠它也不一定能解決問題。而且一旦政府犯了錯誤糾正起來更困難十倍。全世界因為政府犯錯誤造成的人員死亡不計其數，因為市場盲目性造成的死亡連百分之一都不到。
市場經濟有一萬條好處，但是有一條極大的壞處，那就是貧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間合力，對它加以限制。限制貧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權，要對富人溫和地剝奪。而這在通常的政治結構中是極難做到的。因為掌權的人多半就是有權有勢的人，或者說，是有特權，和有錢人。他們很難對自己開刀。依我看，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大矛盾。貧富差距需要限制，但不能完全取消，否則就是吃大鍋飯。這種制度我們試驗過，非常不成功，全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經濟幾乎崩潰。
我的理想是掌權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眾的利益。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難，只要有普選，結果當選的人必定是傾向窮人的。如果他們犧牲了窮人的利益，就會被選下去。因為在社會中低收入者佔大多數。我理解北歐社會就是接近於這樣的一種貧富的均衡狀態。
如何從現在的狀態和平過渡到理想狀態？要靠各方面的高度自覺和技巧。當政者要排除權勢的干擾，大眾要有耐心。不然的話形勢將引導我們走向暴力衝突，對一切人都不利。但是能不能做到，這是非常沒有把握的。所以中國的命運將會充滿著不確定性。從理性出發，我對前景不得不抱悲觀態度。中國占人口一半多的人，還處於文革狀態，或皇權統治狀態。基本上不懂得現代社會的處事原則。要麼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戰士，要麼是逆來順從的奴隸狀態。這從網上很多的發言可以看出來。現在當局提出和諧社會，我非常贊成。但是具體做法還是老一套，沒有多大的改進，更沒有分析不和諧的原因何在。所以中國的前途真是難說得很。
中國社會的深刻危機在於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會充滿謊言，說謊不以為恥。這一狀況和隱瞞過去的錯誤有密切關係。從抗日戰爭的謊言開始，到文革，到後來，犯了那麼多的錯誤，傷害了那麼多的人，從來不痛痛快快地認錯，就只好說假話。由於假話不受限制，行動就無所顧忌，說假話就可以掩蓋行動的錯誤。社會就沒有了是非感。這是中國最大的社會危機。有識之士提倡說真話，可是沒有說真話的環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說真話。因為說真話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弄得不好會抓去坐牢。這也是統治者能夠繼續維持中國道德缺失社會的根本原因。
文章來源：《新浪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