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2日訊】臘月廿七，正當無數出賣勞動力的農民冒著風雪踏上艱難的回家之路時，中國財政部高調宣佈，2011年中國全年財政收入首次突破10萬億元大關，達到103740億元，比上年增長24.8％，創下歷史新高。10年前的2002年，中國財政收入僅為1.8萬億元。值得一提的是，10萬億中個人所得稅為6054億元，比上年增長了25.2%。在企業倒閉潮、老闆跑路潮以及減稅呼聲響成一片的情況下，中國財政收入依然逆市飄紅大獲全勝，企業所得稅收入達16760億元，增長高達30.5%。
一個「微不足道」的註腳是，民營企業家吳英被中國法院以「非法集資罪」判處極刑。據說吳英給投資者造成3.8億元的損失，同時揭發出多名官吏貪腐情節。此前半年，貪污20多億的深圳市長許宗衡被判處死緩。
美國《大西洋月刊》2011年12期報導，世界著名經濟調查研究機構——「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最近公佈了對世界財富（包括全球股市、保險基金到家庭擁有的金融資產）的統計分析報告。
根據這項最新報告，截至2010年，人類全部財富加起來共計約198.1萬億美元。在這約200萬億財富中，其中將近80%為西方發達國家所擁有。這非常符合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提出的不平衡法則，即20%的人擁有80%的財富。
美國和西歐的家庭財富佔全世界家庭財富的將近60%，佔全部世界財富的1/4。毫無疑問，他們是人類世界中最富有的家庭。
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家庭財富佔全世界家庭財富的7.6%，佔中國總財富的1/3。一般西方民主國家的家庭財富佔到該國財富總額的一半左右。中國國民目前人均收入是1090美元，位居全球第100位。相反的，中國大學的學費位居全球第一，相當於一個農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勞動所得，是世界學費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據官方資料，「十一五」期間，中國政府公共財政用於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方面支出比「十五」時期分別增長1.6倍、2.6倍、1.3倍。但從總體來看，中國民生保障目前仍處於「低水平」狀態。
養老金、保險和慈善事業等構成的社會福利中，美國、西歐和日本共計擁有44.6萬億美元，佔世界福利資產的84%；中國以世界20%的人口，擁有世界福利總額的2%，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中國政府在民生福利方面的支出明顯偏低，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6.85萬億元，醫療、教育、社保、就業支出佔比僅有14.9%。當然這些福利基本全部投入到城市而不是農村地區，而以老幹部為代表的黑領階層又是這些福利的主要針對群體。相比之下，美國2009年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福利上的開支是1.5萬億美元，佔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
這種公共投入的不合理從接連不斷的校車慘案與公車揮霍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證。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說，全民免費醫療每年需1600億，中國目前不具備這個經濟實力。社團大佬劉延東認為，校車災難難以避免，「要全部解決校車的問題，按義務教育1.5億名在校生的規模計算，全國所有中小學生都配備上校車，需要150萬輛校車，加上維護費用，需要財政4600億元的投入，這麼大一筆投入很難一步到位」。順便提一下，4600億不到每年萬億元公車消費的50%。事實上，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國家財政的支出過程缺乏最基本的透明與公開程序」。在缺乏「預算民主」的前提下，財政收入的增加並不必然提高和改善民眾的福利，甚至相反，財政擴張進一步加大了對民眾財富的蠶食和剝削。不受監督的權力食利自肥，使既得利益的黑領群體更加揮霍無度。
1978年國家財政稅收相當於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者相當於8.5億農民一年的純收入；1996年的時候達到一個最低點，只要3億8千萬農民一年的純收入就可以支撐政府的財政稅收，但是2009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2.3億農民的純收入，達到5.1萬億。2011年，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超10萬億元，佔GDP的近23%。若按照13億人平均計算，相當於每人納稅約8000元，約等於4.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而如果以今年農民的純收入作為基數，則相當於14億農民的收入。從明中期到晚清，中國的財政稅收基本是國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財政收入在5000萬兩銀子上下，相當於今天的95億元；到晚清，朝廷收入是8000萬至9000萬兩銀子，不到今天的200億元，跟今天國家一年3.9萬億的財政收入比，當年的朝廷開支還抵不上零頭。
據另外一種統計顯示，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各主要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的國民福利開支一般佔本國政府總支出的1/2到2/3，佔本國國內生產總值（GNP）的20%～30%。而相比之下中國2009年中央財政中的社保支出、醫療衛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別為7.6%、2.7%、4.5%，中國整體國民福利水平與西方民主國家幾乎不可同日而語。中國近30年高速發展，一方面得益於全球化體繫帶來的後發優勢，另一方面來自所謂的「人口紅利」。隨著老齡化中國的過早來臨，未富先老的中國在養老保險制度方面捉襟見肘漏洞百出，這勢必給中國的持續發展帶來重重危機。
以央行為主的政府資產總額中，中國政府遙遙領先，以4.3萬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富有的政府；如果加上中國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那麼中國政府的財富還將翻上兩番，佔有全國財富總額的絕大部分。相比之下，美國等民主國家的政府財富僅佔全國財富總額的4%左右。從這一點來說，中國無疑正走向「社會主義」的反面——國家主義；相比之下，藏富於民的美國西歐則更像社會主義。1978年，中國的行政管理費用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僅為4.71%，1995年則為14.6%，到2006年上升到18.73%.到2007年，更是以27.6%的驚人比重位居榜首。相比之下，民主發達國家的行政經費支出比例普遍不超過10%。2011年9月14日的《鄭州晚報》報導稱，4月11日至5月9日，湖北省委第六巡視組在貧困縣秭歸花費80萬，相當於200多當地農民全年收入。其中，僅禮品一項就高達113477元，包括每人一件900元的襯衫，2600多元一件的運動服，400多元一雙的當地特色布鞋，還有臍橙、茶葉等。
世界銀行2009年底發佈的一份中國經濟報告指出，從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5.7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僅增長了1.4倍，農村居民的純收入則只有城鎮居民的1/7—1/3。中國2011年的財政稅收將達到10萬億，相當於5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這些錢都是被誰用了？陳志武批評道：「中國的錢美國可以用，非洲可以用，朝鮮可以用，官員可以用，官員子弟可以用，二奶可以用，私生子可以用，唯獨老百姓不能用。」
中國目前僅失地農民就達1.27億左右，接近總人口的10%，而實際失業率應不低於這個數字。與福利支出嚴重偏低形成對比的是政府用於鎮壓的「維穩」支出：2011年維穩費用的預算為6244億人民幣，比上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了中國2011年公開的軍費預算6011億元人民幣。
據胡潤中國富豪排行榜，中國個人財富超過10億美元的超級富豪達130人，僅次於美國的359人，財富超過150萬美元的富豪，達82.5萬人。根據世界奢侈品協會2009年的資料，中國奢侈品消費額94億美元，佔全球的27.5％。這一比例僅次於日本，遠遠高出中國人口所佔份額。這說明中國富人總數並不低，雖然中國財富只佔全球財富的8%。「貝恩資本」日前發佈的報告中稱，2011年中國奢侈品消費增幅達25%-30%，首度破1000億元人民幣，約合157億美元。2012年中國奢侈品貿易和消費將超日本成全球第一，同時中國的豪車擁有量也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只是一個奢侈品消費大國，而不是奢侈品生產大國，這些奢侈品幾乎全部來自從西方進口。
作為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業屬於技術低端的加工生產；準確地說，是世界加工廠。前商務部長薄熙來坦言，中國要出口1億條褲子才換回美國一架波音747。對中國來說，只有中國製造沒有中國創造，離開了西方的科技支持，中國製造亦無從談起。據說全世界每年申請的發明專利，美國佔40%強，中國不到1%。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皮包和服裝生產基地，但中國沒有LV、古馳和阿瑪尼。法國經濟學家雅克•阿塔利在《國家的破產》一書中如此鳴不平：「月入不足1000歐元的中國人，卻將省吃儉用的血汗錢供養著收入10倍於己的美國人。」在世界各國人均工資中，德國30美元/小時，美國22美元/小時，泰國2美元/小時，中國只有0.8美元/小時，居世界倒數第一；如果按每年勞動時間比較，荷蘭1389小時，美國1610小時，日本1758小時，巴西1841小時，中國為2200小時，居首位。
在《炎黃春秋》2011年第12期上，有一篇文章名為《做蛋糕、分蛋糕還是搶蛋糕、偷蛋糕》（作者：薛沙）。文章指出，蛋糕作為社會財富有兩種分配方式：暴力分配和市場分配。在專制制度下，無論以「真命天子家天下」的名義，還是以「全民國家」的名義，都是權貴體制下的暴力分配。結果是做蛋糕的越分越少，直至沒有人願意做蛋糕。暴民革命的暴力分配威脅最大，這種短暫的革命只是暴力分配的輪迴，對人類社會生產力造成破壞和壓抑，隨著社會進步必將被逐漸拋棄。所有進步文明的社會都會選擇對社會財富進行市場分配，有一個由自由市場向制度市場發展的過程。文章最後認為，一個合理的制衡市場分配社會應該是：以制衡市場分配機製為分配機制；有利於做大蛋糕和保護做蛋糕的權利；全體公民有生存的人權權益分配；公開、公平、公正的分配社會的公共產品；對權力有民選、有監督、有制約、有罷免；制度性的制約偷蛋糕和搶蛋糕的人。
人類發展史也是財富的增長史。財富與財產的不同在於，財富是一種總體概念，財產則屬於個人。財富是一個國家和社會共同創造的。人類社會隨著財富的增長而向前演進，最終趨向文明，因此產生了政治。所謂政治，其實就是就是財富的分配方式。如果說財富是一個社會共同的財產，那麼這個財產的瓜分就是政治。歷史證明，一個國家的崩潰，絕對不是經濟最差的時候；一個國家出亂子，恰恰是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於沒有解決好利益的分配和改革問題，從20年前蘇東崩潰到今天的阿拉伯之春都是。
如果把財富比作蛋糕，財富分配的過程就是切蛋糕。大體而言，蛋糕有兩種切法，一種是公平的，儘可能地照顧到不同的人，使蛋糕的價值實現最大化；一種是不公平的，有人得到太多，有人得到太少，甚至一無所獲，前者揮霍浪費，後者飢寒交迫。依靠壟斷的國家力量，政府本來是切蛋糕的人，如今已經坐大成為蛋糕的擁有者，創造財富的民眾則淪為得不到蛋糕的乞丐，這就是國富民窮，或者說國進民退。英國思想家霍布斯寫過一部著名的作品《利維坦》，他將國家比作《聖經》中的「利維坦」。利維坦擁有堅硬的鱗甲，鋒利的牙齒，口鼻噴火，腹下有尖刺，令人生畏；它是耶和華所創造出來的最大的怪物。從某種意義上，中國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利維坦」時代。
無論「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無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所謂革命也罷，進步也罷，人類發展的所有目標都是為了自由和民主。所謂自由，所謂民主，其實只是為了得到蛋糕的所有權。民主的終極其實還是稅收問題。荷蘭的建國，法國大革命，美國的獨立，都是從政府徵稅問題引起的。既然民眾創造了蛋糕，那麼民眾就是蛋糕的擁有者，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相對而言，政府只是一個切蛋糕的操刀手而已。「社團揮手，政府動手，人大舉手，政協拍手」，毫無疑問，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刀手」。據陳志武估算，從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貨膨脹的影響去掉，政府預算內財政稅收（不包括更大的預算外收入，比如各種非法收費和罰款），在這15年裡翻了10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去通脹大概只增長了2.2倍，農民收入只增長了1.7倍。
中國以食為天，卻沒有蛋糕這種食物。蛋糕切到怎樣才算公平？在西方傳統中，切蛋糕的人總是總後一個吃蛋糕，而他只能挑其他人剩下的那一塊。中國人沒有發明蛋糕，更沒有發明蛋糕的切法。一個人怎麼賺錢取決於他的能力，一個人怎麼花錢取決於他的教養。從這種角度來說，分蛋糕比做蛋糕更能體現一個人和一個國家的文明水平。在西方人看來，沒有蛋糕的中國是不可思議的，不會切蛋糕的中國更加不可思議。蔣方舟在《紀事中國2011》的末尾寫道：「中國人來了，勤勞能幹得讓全世界汗顏與驚恐。兩個意大利記者穿越亞平寧半島去尋訪中國移民，寫下《中國人不死》的書，他們眼中的中國人只工作、不生活、機智努力、封閉樂觀、死而後生、永生不死。」
文章來源：《共識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一個「微不足道」的註腳是，民營企業家吳英被中國法院以「非法集資罪」判處極刑。據說吳英給投資者造成3.8億元的損失，同時揭發出多名官吏貪腐情節。此前半年，貪污20多億的深圳市長許宗衡被判處死緩。
美國《大西洋月刊》2011年12期報導，世界著名經濟調查研究機構——「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最近公佈了對世界財富（包括全球股市、保險基金到家庭擁有的金融資產）的統計分析報告。
根據這項最新報告，截至2010年，人類全部財富加起來共計約198.1萬億美元。在這約200萬億財富中，其中將近80%為西方發達國家所擁有。這非常符合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提出的不平衡法則，即20%的人擁有80%的財富。
美國和西歐的家庭財富佔全世界家庭財富的將近60%，佔全部世界財富的1/4。毫無疑問，他們是人類世界中最富有的家庭。
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家庭財富佔全世界家庭財富的7.6%，佔中國總財富的1/3。一般西方民主國家的家庭財富佔到該國財富總額的一半左右。中國國民目前人均收入是1090美元，位居全球第100位。相反的，中國大學的學費位居全球第一，相當於一個農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勞動所得，是世界學費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據官方資料，「十一五」期間，中國政府公共財政用於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方面支出比「十五」時期分別增長1.6倍、2.6倍、1.3倍。但從總體來看，中國民生保障目前仍處於「低水平」狀態。
養老金、保險和慈善事業等構成的社會福利中，美國、西歐和日本共計擁有44.6萬億美元，佔世界福利資產的84%；中國以世界20%的人口，擁有世界福利總額的2%，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中國政府在民生福利方面的支出明顯偏低，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6.85萬億元，醫療、教育、社保、就業支出佔比僅有14.9%。當然這些福利基本全部投入到城市而不是農村地區，而以老幹部為代表的黑領階層又是這些福利的主要針對群體。相比之下，美國2009年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福利上的開支是1.5萬億美元，佔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
這種公共投入的不合理從接連不斷的校車慘案與公車揮霍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證。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說，全民免費醫療每年需1600億，中國目前不具備這個經濟實力。社團大佬劉延東認為，校車災難難以避免，「要全部解決校車的問題，按義務教育1.5億名在校生的規模計算，全國所有中小學生都配備上校車，需要150萬輛校車，加上維護費用，需要財政4600億元的投入，這麼大一筆投入很難一步到位」。順便提一下，4600億不到每年萬億元公車消費的50%。事實上，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國家財政的支出過程缺乏最基本的透明與公開程序」。在缺乏「預算民主」的前提下，財政收入的增加並不必然提高和改善民眾的福利，甚至相反，財政擴張進一步加大了對民眾財富的蠶食和剝削。不受監督的權力食利自肥，使既得利益的黑領群體更加揮霍無度。
1978年國家財政稅收相當於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者相當於8.5億農民一年的純收入；1996年的時候達到一個最低點，只要3億8千萬農民一年的純收入就可以支撐政府的財政稅收，但是2009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2.3億農民的純收入，達到5.1萬億。2011年，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超10萬億元，佔GDP的近23%。若按照13億人平均計算，相當於每人納稅約8000元，約等於4.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而如果以今年農民的純收入作為基數，則相當於14億農民的收入。從明中期到晚清，中國的財政稅收基本是國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財政收入在5000萬兩銀子上下，相當於今天的95億元；到晚清，朝廷收入是8000萬至9000萬兩銀子，不到今天的200億元，跟今天國家一年3.9萬億的財政收入比，當年的朝廷開支還抵不上零頭。
據另外一種統計顯示，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各主要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的國民福利開支一般佔本國政府總支出的1/2到2/3，佔本國國內生產總值（GNP）的20%～30%。而相比之下中國2009年中央財政中的社保支出、醫療衛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別為7.6%、2.7%、4.5%，中國整體國民福利水平與西方民主國家幾乎不可同日而語。中國近30年高速發展，一方面得益於全球化體繫帶來的後發優勢，另一方面來自所謂的「人口紅利」。隨著老齡化中國的過早來臨，未富先老的中國在養老保險制度方面捉襟見肘漏洞百出，這勢必給中國的持續發展帶來重重危機。
以央行為主的政府資產總額中，中國政府遙遙領先，以4.3萬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富有的政府；如果加上中國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那麼中國政府的財富還將翻上兩番，佔有全國財富總額的絕大部分。相比之下，美國等民主國家的政府財富僅佔全國財富總額的4%左右。從這一點來說，中國無疑正走向「社會主義」的反面——國家主義；相比之下，藏富於民的美國西歐則更像社會主義。1978年，中國的行政管理費用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僅為4.71%，1995年則為14.6%，到2006年上升到18.73%.到2007年，更是以27.6%的驚人比重位居榜首。相比之下，民主發達國家的行政經費支出比例普遍不超過10%。2011年9月14日的《鄭州晚報》報導稱，4月11日至5月9日，湖北省委第六巡視組在貧困縣秭歸花費80萬，相當於200多當地農民全年收入。其中，僅禮品一項就高達113477元，包括每人一件900元的襯衫，2600多元一件的運動服，400多元一雙的當地特色布鞋，還有臍橙、茶葉等。
世界銀行2009年底發佈的一份中國經濟報告指出，從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5.7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僅增長了1.4倍，農村居民的純收入則只有城鎮居民的1/7—1/3。中國2011年的財政稅收將達到10萬億，相當於5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這些錢都是被誰用了？陳志武批評道：「中國的錢美國可以用，非洲可以用，朝鮮可以用，官員可以用，官員子弟可以用，二奶可以用，私生子可以用，唯獨老百姓不能用。」
中國目前僅失地農民就達1.27億左右，接近總人口的10%，而實際失業率應不低於這個數字。與福利支出嚴重偏低形成對比的是政府用於鎮壓的「維穩」支出：2011年維穩費用的預算為6244億人民幣，比上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了中國2011年公開的軍費預算6011億元人民幣。
據胡潤中國富豪排行榜，中國個人財富超過10億美元的超級富豪達130人，僅次於美國的359人，財富超過150萬美元的富豪，達82.5萬人。根據世界奢侈品協會2009年的資料，中國奢侈品消費額94億美元，佔全球的27.5％。這一比例僅次於日本，遠遠高出中國人口所佔份額。這說明中國富人總數並不低，雖然中國財富只佔全球財富的8%。「貝恩資本」日前發佈的報告中稱，2011年中國奢侈品消費增幅達25%-30%，首度破1000億元人民幣，約合157億美元。2012年中國奢侈品貿易和消費將超日本成全球第一，同時中國的豪車擁有量也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只是一個奢侈品消費大國，而不是奢侈品生產大國，這些奢侈品幾乎全部來自從西方進口。
作為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業屬於技術低端的加工生產；準確地說，是世界加工廠。前商務部長薄熙來坦言，中國要出口1億條褲子才換回美國一架波音747。對中國來說，只有中國製造沒有中國創造，離開了西方的科技支持，中國製造亦無從談起。據說全世界每年申請的發明專利，美國佔40%強，中國不到1%。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皮包和服裝生產基地，但中國沒有LV、古馳和阿瑪尼。法國經濟學家雅克•阿塔利在《國家的破產》一書中如此鳴不平：「月入不足1000歐元的中國人，卻將省吃儉用的血汗錢供養著收入10倍於己的美國人。」在世界各國人均工資中，德國30美元/小時，美國22美元/小時，泰國2美元/小時，中國只有0.8美元/小時，居世界倒數第一；如果按每年勞動時間比較，荷蘭1389小時，美國1610小時，日本1758小時，巴西1841小時，中國為2200小時，居首位。
在《炎黃春秋》2011年第12期上，有一篇文章名為《做蛋糕、分蛋糕還是搶蛋糕、偷蛋糕》（作者：薛沙）。文章指出，蛋糕作為社會財富有兩種分配方式：暴力分配和市場分配。在專制制度下，無論以「真命天子家天下」的名義，還是以「全民國家」的名義，都是權貴體制下的暴力分配。結果是做蛋糕的越分越少，直至沒有人願意做蛋糕。暴民革命的暴力分配威脅最大，這種短暫的革命只是暴力分配的輪迴，對人類社會生產力造成破壞和壓抑，隨著社會進步必將被逐漸拋棄。所有進步文明的社會都會選擇對社會財富進行市場分配，有一個由自由市場向制度市場發展的過程。文章最後認為，一個合理的制衡市場分配社會應該是：以制衡市場分配機製為分配機制；有利於做大蛋糕和保護做蛋糕的權利；全體公民有生存的人權權益分配；公開、公平、公正的分配社會的公共產品；對權力有民選、有監督、有制約、有罷免；制度性的制約偷蛋糕和搶蛋糕的人。
人類發展史也是財富的增長史。財富與財產的不同在於，財富是一種總體概念，財產則屬於個人。財富是一個國家和社會共同創造的。人類社會隨著財富的增長而向前演進，最終趨向文明，因此產生了政治。所謂政治，其實就是就是財富的分配方式。如果說財富是一個社會共同的財產，那麼這個財產的瓜分就是政治。歷史證明，一個國家的崩潰，絕對不是經濟最差的時候；一個國家出亂子，恰恰是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於沒有解決好利益的分配和改革問題，從20年前蘇東崩潰到今天的阿拉伯之春都是。
如果把財富比作蛋糕，財富分配的過程就是切蛋糕。大體而言，蛋糕有兩種切法，一種是公平的，儘可能地照顧到不同的人，使蛋糕的價值實現最大化；一種是不公平的，有人得到太多，有人得到太少，甚至一無所獲，前者揮霍浪費，後者飢寒交迫。依靠壟斷的國家力量，政府本來是切蛋糕的人，如今已經坐大成為蛋糕的擁有者，創造財富的民眾則淪為得不到蛋糕的乞丐，這就是國富民窮，或者說國進民退。英國思想家霍布斯寫過一部著名的作品《利維坦》，他將國家比作《聖經》中的「利維坦」。利維坦擁有堅硬的鱗甲，鋒利的牙齒，口鼻噴火，腹下有尖刺，令人生畏；它是耶和華所創造出來的最大的怪物。從某種意義上，中國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利維坦」時代。
無論「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無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所謂革命也罷，進步也罷，人類發展的所有目標都是為了自由和民主。所謂自由，所謂民主，其實只是為了得到蛋糕的所有權。民主的終極其實還是稅收問題。荷蘭的建國，法國大革命，美國的獨立，都是從政府徵稅問題引起的。既然民眾創造了蛋糕，那麼民眾就是蛋糕的擁有者，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相對而言，政府只是一個切蛋糕的操刀手而已。「社團揮手，政府動手，人大舉手，政協拍手」，毫無疑問，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刀手」。據陳志武估算，從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貨膨脹的影響去掉，政府預算內財政稅收（不包括更大的預算外收入，比如各種非法收費和罰款），在這15年裡翻了10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去通脹大概只增長了2.2倍，農民收入只增長了1.7倍。
中國以食為天，卻沒有蛋糕這種食物。蛋糕切到怎樣才算公平？在西方傳統中，切蛋糕的人總是總後一個吃蛋糕，而他只能挑其他人剩下的那一塊。中國人沒有發明蛋糕，更沒有發明蛋糕的切法。一個人怎麼賺錢取決於他的能力，一個人怎麼花錢取決於他的教養。從這種角度來說，分蛋糕比做蛋糕更能體現一個人和一個國家的文明水平。在西方人看來，沒有蛋糕的中國是不可思議的，不會切蛋糕的中國更加不可思議。蔣方舟在《紀事中國2011》的末尾寫道：「中國人來了，勤勞能幹得讓全世界汗顏與驚恐。兩個意大利記者穿越亞平寧半島去尋訪中國移民，寫下《中國人不死》的書，他們眼中的中國人只工作、不生活、機智努力、封閉樂觀、死而後生、永生不死。」
文章來源：《共識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